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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01-02 17:15:11   来源:   评论:0 点击:

2011年11月30日—12月2日,由上海作家协会和巴金研究会主办的第十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日本和国内的研究者六十多人。...

2011113012月2,由上海作家协会和巴金研究会主办的第十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日本和国内的研究者六十多人。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刚刚开放的巴金故居。这次研讨会以“巴金与上海”为主题,对巴金的生平资料与创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与会者普遍认为这是一次纯粹的学术研讨会,涉及面广,内容充实,收获颇丰,显示了2009年至今的巴金研究的实绩,尤其可喜的是更多的年轻的学者加入到了研究队伍,显示了巴金研究的强劲后备力量。

此次研讨会的收获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巴金与上海

巴金与上海是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东方出版中心张民权在《巴金创作与上海文化精神》中,通过全面梳理巴金与上海的关系,认为巴金虽是四川人,但他的一生大半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他的主要作品也是在上海创作的,是一个充分融入了上海,并且用自己的创作和思想滋养浇灌了上海城市文化精神的作家。他认为巴金与上海城市的文化精神的契合体现在:包容创新、自审反思和坚守理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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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不懈奋斗的精神。理想应该是一个作家一座城市更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北京师范大学李怡《城与人:上海之于巴金的意义》从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的角度,通过与同为成都人又同样留学法国的作家李劼人的比较,认为李劼人发掘出了成都的奇异的文化内涵,而上海为巴金提供了打破了区域限制的视域,让巴金站到了更加阔达的方向观察中国,他笔下的成都包含了巴金对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想像。同样来自一个故乡,却因为身居不同的城市而具有了不同的文化风貌。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论巴金在上海“十七年”的散文创作》认为散文是巴金“十七年”的主要成就,在真挚充沛的激情的表达中缺乏节制、在自然平实的结构中缺乏精巧的构思,流畅素朴的语言中缺乏含蓄和深刻,并认为小说家巴金的隐退,散文家巴金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是深深的遗憾。

巴金生平资料的收集与研究

此次研讨会最大的收获是在巴金生平资料的收集与研究上。《收获》编审彭新琪《巴金在“文革”初期》,以自己当年《云水怒》战斗组长和《打巴组》组长的亲身经历,介绍了巴金在“文革”初期被勒令进入“牛棚”后批斗不断升级的详情,认为巴金当年虽然被批斗,但巴金表现得很顺从,一直保持着坦荡本色,没有为自己过关而揭发朋友,爱护青年之心不变,对待所有的人无论是批斗他的还是保护他的人,都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为研究者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不但更真切地展示出巴金当时的经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本人表现出的人性的良知与直面过去的道德勇气。巴金故居周立民《究竟谁发表了<灭亡>》针对一些研究者对于当年并非叶圣陶而是郑振铎发表了巴金第一篇小说的说法,以详尽的资料说明是叶圣陶发现并发表了《灭亡》。人民日报社李辉《跑好人生最后一圈》以自己与萧乾的交往经历说明巴金对于晚年萧乾的生活及创作产生的重大影响。来自日本大学的山口守一直致力于巴金早年资料的搜集,在《巴金与高德曼》中,他以巴金故居所收藏和他搜集到的当年巴金与高德曼的书信为依据,梳理出这位被巴金称之为“精神上的母亲”的高德曼,对于做为安那其主义者的Li Pei Kan如何成为作家巴金的过程,以及安那其主义与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的关系进行了考查。日本西南学院大学新谷秀明《浅谈<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的创作过程及其意义》,对巴金写作此书所依据的柏克曼的《安那其主义ABC》在结构和内容上进行了比较,认为在借用和改写中巴金的独创性仍然不容忽视,这部著作是巴金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明确地表现出了巴金在青年时期对于无政府主义革命实践的热情。上海戏剧学院曹树钧《巴金对曹禺经典的发现与独特评价》讲述当年巴金力荐发表曹禺的代表作《雷雨》及关注《日出》与《蜕变》,对于改编话剧《家》的支持与理解,曹禺的成功凝聚了巴金的理解和关爱。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吴念圣在《巴金和民钟社、自由书店、平明书店》通过对巴金与这几家杂志和书店的关系,介绍了上世纪20—40年代巴金热情地介绍和翻译无政府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对于克鲁泡特金全集的出版的情况。上海图书馆祝均宙《巴金早期史料钩沉》谈到新发现的巴金佚文《<作家素描>回音》不但当时发表在《草野》杂志上,还同时发表在《福报》杂志上,并将标题改为《巴金先生自之白》,而此刊物还发表过其它涉及巴金的报道,因《福报》在建国后从来没有任何资料中提及过,巴金回信中所提及的罗甸,经作者考证可能是当时活跃在新闻报刊界的火雪明。对《福报》的介绍,丰富了巴金研究,同时也丰富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料,拓展了新的视野。温州大学李树德《苏阿芒南下上海访巴金》介绍了巴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关心扶持一位中学生苏阿芒进行创作的故事。中国社科院李存光《巴金与上海<学生杂志>“学生世界语栏”》,首次披露了在《学生杂志》上发现的巴金的著译作品10篇,未收进《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为了解巴金与世界语的关系和充实巴金佚文,增加了新的史料。巴金故居的褚若千的《巴金与<寒夜>剧组谈话录音整理小记》,提供了巴金对电影《寒夜》改编的意见,对于了解巴金对改编自己作品的认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著名画家、作家黄永玉不但为巴金故居贡献了巨幅巴金的国画肖像画,并在画上题诗《你是谁?》,在《先生》中还深情地回顾了当年自己住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与巴金及家人交往的深情往事。

 

巴金的人格与作品研究

作家以作品名世,作家作品研究永远是研究的重头戏。天津师范大学张莉《从<寻找巴金的黛莉>看巴金的文人品质》,认为他身上有宝贵的、在当下非常稀缺的现代文人品质。这体现在他对普通读者血肉相连的关系,对朋友及同行真诚的赞美和评介,知行合一的品质,也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对巴金作品的思想及其意义,此次研讨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尤以《随想录》为研究热点,可见《随想录》之于巴金、于中国当代思想史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吴中杰《巴金:重新举起了“讲真话”的旗帜》,认为鲁迅对于巴金的创作影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尤其是“写真实”、“讲真话”的创作态度,巴金一直是坚守的,但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讲真话成为政治禁忌,巴金想说真话而不能,走上了假大空的道路,“文革”后巴金通过《随想录》再次举起了“讲真话”的大旗,是五四文学精神的继续,是鲁迅文学道路的继续。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巴金自己的文章的深度如何,而在于他所要恢复的文学传统,他所坚守的文学方向,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河北师范大学胡景敏《巴金与新时期的思想“解冻”》,认为新时期的思想史是国家政治自上而下以运动的方式推进思想解放与知识界自下而上以个人的方式坚守独立思考合力作用下的历史。巴金以《随想录》的巨大影响而成为知识界参与思想解冻的急先锋。《随想录》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建立的是一种批判性关联,巴金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重新找回了言说的批判性与独立性,参与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所有事件,与思想解冻过程保持同步,将文学文本的意义延伸到思想史领域。巴金研究会周立民在《“真话”与“假话”》中将真话与假话视为《随想录》的核心诉求,在文本的解读中通过对什么是“真话”的厘定,探求真话何以不兴的历史渊源,在不能有自主意识的环境下,只能用空话套话大话组成的豪言壮语来制造语言的乌托邦,认为“讲真话”的精神源头是巴金所接受的中外文学大师左拉、卢梭、托尔斯泰、鲁迅作品思想和人品精神的影响。巴金在《随想录》中所表达出来的不是找到了新的信仰,而是一种信仰的回归,它包含了无政府主义的核心理念并有所扩大,使他跳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封闭,体现他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自觉接续,对鲁迅传统的认同与自觉的追随。河北大学刘福泉以《巴金的教育思想》为题,从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尊重儿童的天性、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精神、教育是为了让人有更美好的生活、教育是一门艺术、平民教育思想几个方面总结了巴金教育思想,探讨其教育思想对于今天物质主义横行时代的意义。四川大学蒋德均在《巴金的编辑思想对当下出版业改革的启示》中,从编辑思想——编辑出版是实现文化理想与文化建设的途径;编辑理念——视作者为朋友,把读者当上帝;编辑方针——兼容并包与重组文学景象的宏大气魄;编辑精神——奉献理想的精神与务实求美的作风几方面,总结巴金编辑思想对当下出版业改革的启示。日本一桥大学坂井洋史《林憾庐<无“心”的悲哀>与巴金<我的心>》提出应该更多地关注巴金的交友圈和人际关系,我们也许能够看到过去没有看到的,至少没有看清楚的巴金的别样面貌,这样能够为崭新的学术理解服务,拓宽我们的阅读视野,通过这两篇文章的比较,认为他们能够在如此“共性”上发生共鸣,是两个人能够建立深厚友谊的基础。现代文学馆刘慧英《论巴金的<俄罗斯十女杰>及相关的女性英雄》,通过对巴金传记文学作品《俄罗斯十女杰》和与此关联的小说《利娜》中的女性形象的解读,认为巴金虽然受到高德曼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与他投身于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相关,但在作品里,巴金专注的是对投身理想的热情和形式的肯定,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理想本身。澳大利亚王立《<寒夜>中树生的离家出走》中,通过对曾树生离家出走的原因与结果的探究,认为她的离家出走是发生在抗战前后旧中国悲剧时代大背景下的交织着不同人性特点的爱情家庭悲剧,揭露了社会制度与现实生活和黑暗腐败;作品基于人性主义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旧知识分子和小人物的理想主义的破灭的深切同情,为他们被践踏、被蹂躏的悲惨命运申诉。

在作品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方面,此次既有横向的域外传播的研究,又有纵向的接受研究。巴金故居的张竞文《加泰罗尼亚语的<>》,从西班牙一个地区性语言区的翻译和接受状况出发,出版后在一个地域不大的区域引起强烈反响并受到热烈欢迎和充分肯定的情况介绍,认为给《家》这部世界文学名著,带来了更多的读者,和不同的解读。德国的大春(Alexander Saechtig)在翻译巴金抗战三部曲《火》时,认为第三部田惠世具有相对独立性,则将其单独译出,在《<田惠世>跋》中认为这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是巴金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个,作者无怜悯心地让受一个又一个打击的主人公达到他的极限,让田惠世追问许多他不理解的事情,作者在作品中不但处理了基督教上帝为人类的苦难的辩护问题,而且初次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画出一个揭示当时的中国社会所有的阶层的那样宽曲线。四川大学陈思广以《定位与拓进》为题,探讨从1979—2009年的《寒夜》接受研究,认为完成了定位任务后开始了拓进的历程,在文本主题及寓意的挖掘上,在人物形象的理解上,在比较视阈的开拓上,以及巴金创作的困惑上,都显示了接受者睿智的思考,也体现出《寒夜》的接受视野。

   对作品的艺术性的研究相对单薄,此次只有两篇论文。福建闽江学院黄长华在《论巴金小说的叙述者干预》中提出,叙述者干预在巴金小说中最为鲜明的表现即是公开的评论:或对人物形象、故事细节加以直言判断,或对具体事件、具体人物以条分缕析,更多的则是叙述者积极发表各种见解以引导读者,表现出叙述者调控接受者的强烈初衷,非常希望与叙述接受者、读者在作品价值观、道德观方面取得共识。河北经贸大学的田悦芳的《地理的突围:巴金小说叙事的时空经验》指出:在人生的行程中,我们可以用文学来抚慰自己,因为文学在地理之中,又在地理之外,在生命之中,又在生命之外;小说中地理学范畴中的自然风物可以走到地理之外,走进生命之中。认为巴金小说的叙事时空都遵循着一种生命的情感形式,是在地理时空的转换与时间意识的变迁中,显隐适度地呈现出种种立诚与适俗相纠结的异度空间。

巴金文本变迁研究是此次会议的一个大面积收获。四川师范大学龚明德认为文学评论者应该像考古工作者一样研究作者不同的文本,他在《巴金文本变迁的普查工程试说》中阐述了他对文本的理解:包括巴金所有的著译文字的各种不同文本,其中以著作文本的整理和研究为首要工程,有手稿者以手稿的考察为起点,无手稿者则以初次发表和出版者为起点,逐一对其后的文本变迁进行详尽的追究。终极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个择善而从的可信任的文本,为研究者提供一个集各种异文为一体的汇校本。他带领他的研究生已经对巴金的十一篇短篇小说详尽地做了文本变迁的考据研究,为巴金文本研究开了个好头。作家、《收获》编辑叶开《小学语文教材窜改巴金名作》,针对语文教材中肆意窜改名家名作现象,以巴金散文名作《鸟的天堂》为例,对照原文与教材文本,指出窜改的危害性,经过窜改的课文,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营养,甚至有害,将这种课文比作三聚氰胺,牛奶的三聚氰胺伤害孩子的身体,垃圾课文则败坏他们的智力和精神。

 

巴金研究的新生力量

为了培养巴金研究的新生力量,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开设青年论坛征文,本次已是第三届征文,这些应征论文用新的理论方法切入巴金作品的解读,显示了巴金研究的后劲和希望。中山大学硕士施畅的《从场景到风景巴金叙述中的都市想象》认为,从“场景”到“风景”解读不同阶段巴金作品,别有新意。日本一桥大学博士近藤光雄的《试论巴金如何关注萨凡事件》,认为巴金在关注萨凡事件中,是以违背当时他所坚持的无政府主义理想纯粹性方式,开始主持人道、正义。对人道正义的认同,又直接决定了建国后巴金对《萨柯和樊塞蒂的受难》作者法斯特的拥护式批判。摆脱某种思想、主义,从而实现人道、正义等个人情感,构成了巴金认识萨凡事件的独自方式。福建师大博士郭志云《论巴金的报告文学创作》则全面梳理了巴金的报告文学的创作经历,留法期间对于安那其主义者追踪式的报道中所彰显出的文学性色彩,抗战时期以及抗美援朝时期的集中式写作所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的选择,三四十年代以画册的方式承载报告文学的创造性实践都标示出巴金之于中国报告文学的独特贡献。四川大学博士李哲的《“五四”场域的拼接与社会悲剧的生成》认为,“青年”与“家庭”这两个词汇激发了巴金最为原始的创作冲动,它们所指涉的意义价值乃至两者之间的复杂关联,都来自五四时代的既定概念,《家》的文本将其演绎成生动的场景和鲜活的人物形象,进而在两者的纠缠与冲突中将叙事铺展开来。浙江大学硕士刘杨的《论巴金的法国革命历史小说》,认为国内对巴金法国革命题材的三篇小说研究不够,小说中多维度的话语交织体现巴金这一时期思想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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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代表参观巴金故居,并在主楼前合影。(楼乘震摄)

 

杂性。在将历史真实转化为艺术虚构中巴金所含强烈的个人情感倾向性体现出其以人民立场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在叙事时坚持“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体现出去英雄化的趋向。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君兰以《汪文宣的困境》则从经济学角度解读《寒夜》,认为汪文宣生活的困境、人生的幻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因素的影响:在生活上受到来自恶性通货膨胀、陈主任带来的经济压力与自身经济贬值三个层面的打击,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失落,导致他在经济的逼迫下走向死亡。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王超的《隐秘的影响:巴金的<寒夜>与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比较》将两部作品进行相似性比较,从人物关系、情节设计、主要人物等方面进行比较,推断出《寒夜》对《活动变人形》隐秘的影响关系。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薛莉莉《论巴金的忏悔意识及形成渊源》,认为巴金忏悔意识的形成,不仅源于他独特的热情真诚的个性气质,更是与他童年时受到的爱的教育,以及后来接触到基督教思想文化和俄国民粹主义思想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泰山学院副教授张鹏的《上海的城市文化性格与巴金创作风格的互文与渗透》,认为一个作家生活、定居、写作的城市一定会对其人其文形成不可估量的影响,作家的精神气质、写作伦理和审美习惯也会辐射这个城市的市民,二者互补互渗融会贯通,上海与巴金就在平等自由、兼容并包,多元开放、创新合作,视野宏阔、吐故纳新的精神层面上,形成了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相互影响的典范。

    在研讨会上,无锡钱桥镇中心小学校长周文华汇报了他们长期以来坚持以巴金的理想教育思想教育学生的收获,提交了语文老师们对巴金作品的理解与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的感悟,成都东城根小学校长陈思廉报告了他们坚持多年进行阅读巴金作品的征文活动,并将征文开展到了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是巴金教育思想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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