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频道本月排行
频道总排行
首页 > 点滴 > 正文

书和插图,时代和记忆
2012-01-02 13:15:54   来源:   评论:0 点击:

关于书的书,一向容易唤起我的兴趣。汪家明的《难忘的书和插图》(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见即喜,再自然不过。文字和图像交相辉映...

关于书的书,一向容易唤起我的兴趣。汪家明的《难忘的书和插图》(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见即喜,再自然不过。文字和图像交相辉映的阅读过程,愉悦,丰盈,兴味盎然;及至终卷,仍觉意犹未尽。

这是一本平实、亲切的书,作者把自己记忆中的经典著作和插图描述出来,介绍给读者,语言娓娓,极富耐心而情意诚恳。这构成了最直接、也是最容易被感受到的内容。我猜想,作者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主要意图也是如此单纯和朴素吧。

但是,在这一个内容层次之下,还隐含着另外一个层次的内容,那就是作者青少年时代的阅读。因为作者的本意不在叙述自己的阅读史,所以极少花费笔墨来写迷恋书籍和插图的“我”,而把篇幅主要用在对书和插图的叙述上。可是,是什么使得海涅、歌德、狄更斯、普希金、莱蒙托夫、笛福、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伏尼契、契诃夫等等这些各有鲜明色彩的人的作品,及其作品的插图,共聚一本书中,浑然成体,而丝毫不觉得是杂凑?是一个人的阅读史,是阅读的个人记忆。这是一条线索,也是一种叙述的内驱力。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只是“客观”地介绍一些伟大的著作和插图?作者的叙述偶尔触碰一下“我”,克制,低调,很快就闪开;然而,不正是这个“我”的经验和记忆,才驱使着他去重温那些书和那些插图吗?

一个人青少年时代的阅读,不仅仅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过去的经验,还可能在成长过程中被吸收、消化,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变成了自己的现在的一部分。

在这本书隐含的个人阅读记忆的层次上,有特别值得留意的地方。作者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文革”时期。书里谈到的大部分作品及其插图,作者第一次接触多在这个时期。这就涉及到“文革”期间的阅读问题。

在谈海涅的篇章里,汪家明回忆道:“我是在一九六七年读到《诗歌集》的,钱春绮的中译本,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那时‘文革’正酣,我们无课可上,就大读特读从各个中学被砸的图书馆里流散出来的书。我迷恋外国抒情诗,达到痴迷的程度:歌德、彭斯、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无论是哪位诗人,也无论是什么样的译本,都想尽办法找来通读。书来之不易,所以读得仔细,还抄了不少。”这样的个人经验不是孤立的,在同代人那里有一定的共通性。

在那个极端封闭的年代,外国文学和艺术所激发的热情和能量是异乎寻常的;另一方面,能够找得到的书籍和艺术作品当然是大大地受到了限制,数量极其有限,但与这种匮乏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有限的品种所带来的心智上的兴奋、精神上的感染、灵魂上的震动,却大大超出了平常的反应。那是一个文字和图像都极度单一、匮乏的年代,但“地下”流通的书籍及其插图所释放和引燃的精神能量却相当丰富。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悖论,而关乎人对文明与生俱来的渴求:文明遭受破坏越厉害的时代,人对文明的渴求就越强烈。书和艺术正是文明的基本形式,阅读即是使自己置身于文明之中的行为。

汪家明特别痴迷书的插图,这固然与他个人青少年时期迷恋西方绘画、对图像有着强烈的艺术敏感关系密切,也与那个特殊的时代构成复杂纠缠的联系。他谈到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时说:“这样的地理、人物和故事,在我是无从想象的。几十年前,我初读这本书时,中国还很闭塞,难以找到更多的资料,完全靠书中的几幅插图,形成这些故事的背景和感觉。”说的是插图的辅助性的、实际的作用,就如同鲁迅当年印行《死魂灵百图》时说过的一个意思:“……那时的风尚,却究竟有了变迁……凡这些,倘使没有图画,是很难想象清楚的。”但比这样的认识功能更重要的,是更加深入复杂、非常强烈却又难以言明的精神感染和心灵触动。施马里诺夫为《当代英雄》画的几幅插图,让当年的作者心潮起伏,无法平静:“凝望这些插图,我曾经感到世界的渺茫和生命无意义的忧伤。”

作者说他之所以珍爱海涅的《诗歌集》,原本是因为它的插图:“这是我在那个年代所能看到的最为唯美的图画”。“唯美”,当然不是那个年代的用词,这些插图和那个年代的气氛、现实,形成了什么样的比照啊:“无论男女,都精致高雅,美艳绝伦;连树林、花草、海浪、家具也一笔不苟,很有古典气息,让人想起拉斐尔、安格尔的作品。”

汪家明在书的自序里说:“最让我珍重的,还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和《抒情诗集》的插图。两本书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查良铮的译本。”这句话,让我联想到两件事。

一件是,几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查找查良铮的档案资料的时候,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美教授问我:为什么普希金在中国影响那么大?她说普希金在美国几乎就没有什么影响。我仓促的回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与时代有关,普希金在中国影响大的时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另一方面与翻译有关。我问她普希金的美国译者是谁?她说不出。我告诉她,普希金的中文译者,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四十年代中国杰出的诗人穆旦,五十年代以后以本名查良铮翻译了普希金大部分的作品。小说家王小波写过一篇短文《我的师承》,从查良铮翻译的《青铜骑士》和王道乾翻译的《情人》谈起,说“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

第二件是有关普希金作品出版和插图的一个细节,我在巴金和萧珊的家书中读到的。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作品,《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加甫利颂》、《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这些书出版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间,出版者是上海平明出版社,以及公私合营后平明出版社并入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平明是巴金主持的一个小型出版社,萧珊帮忙,拉来查良铮的译稿。为了给作品配图,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日萧珊写信问巴金:“我们普希金的好本子有没有?查良铮已译好一部,但没有插图。你能告诉我,我们的放在哪个书架吗?”十月六日,远在朝鲜慰问志愿军的巴金仔细地回复说:“普希金集插图本放在留声机改装的书柜内,盖子底下。”

汪家明书中谈到的他在“文革”期间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大部分出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翻译家、编辑、出版社在这一短暂时期的卓越工作,为后来几十年的读者储存了一些“精神食粮”,即使在“精神饥荒”的年代,也还有些可以私下流传的读物,提供一些“营养”,不至于什么都没有。对比眼下的时代,作者难免感慨,单就书的插图来说,“奇怪,据说‘读图时代’已经到来,而文学插图事业却乏善可陈。似乎是,这一行已经过时了,只能留在像我这样老脑筋人的记忆里。”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预约参观 | 友情链接 | 联系我们 | 观众留言 | 投诉与意见
试开馆参观时间:10:00-16:30(周一闭馆,免费开放) 地址:上海市武康路113号 电话:33685656
CopyRight 2006-2015 巴金文学馆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