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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故居的点点滴滴
2012-01-02 13:42:06   来源:   评论:0 点击:

一幢房子,住得久了,就不知有多少故事如同落叶一样,随风飘落,层层堆积,最后有的化作泥土找不到踪迹,也有被人拣拾起来,夹在书页里...

一幢房子,住得久了,就不知有多少故事如同落叶一样,随风飘落,层层堆积,最后有的化作泥土找不到踪迹,也有被人拣拾起来,夹在书页里,多少年后,偶尔翻到这页,前尘往事都到心头。

武康路113号,巴金在这里住了五十个春秋,不知有多少落叶飘在他的脚下,也不知有多少飘进了历史的书页中。有心人弯下腰去,点点滴滴都关岁月风情。

 

一、从淮海路到武康路

我经常沿着高安路,穿过淮海路,走上湖南路,来到武康路113号。

这是一条两旁有着梧桐树的路。入秋,有雨的日子,路面上飘零着一片片落叶。深秋时节,风追逐着黄叶从脚边跑过。到淮海路口,人和车都多起来了,仿佛一下子把我从宁静的个人世界推到了滚滚红尘中,眼前的一切在瞬间让我迷失了方向,但常常也让我在恍惚中又有时空错乱的感觉。

不知道几十年前,这个路口是什么样子?因为我的目的地是巴金先生的家,在绿灯亮起前的一刻,我常常想在眼前的人流中寻找巴金的身影。“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这是他为一幅画像的题词,我不曾见过他走路的模样,是健步如飞,还是步履蹒跚?这个离巴金家这么近的路口,是否能捕捉到他的身影?

四五十年前的情景从眼前掠过,在匆匆的人群中,我想象着、寻找着,就这样走过湖南路,在武康路口右转,来到了巴金车水马龙的家门前。

呈现在你面前的是高高的院墙,一扇大铁门,还有一幢为树木环抱着的小洋楼。这就是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1979年,巴金的友人、翻译家杨苡曾以带着情感的笔调,描述了这扇门和这座为诸多中外人士所熟悉的房子:

我站在一个油漆得崭新的大门前。这是一条幽静的街道,完全摆脱了这个城市的喧嚣。我仔细端详着那崭新的电铃,忽然发现庭院里那棵棕榈树已经长得那样高大了,一扇扇大叶向墙外探身,仿佛在告诉路人,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默默地承受着风暴,却不曾被摧毁,一如庭院内它的主人。(杨苡:《坚强的人——访问巴金》)

 

二、武康路113号的身世之谜

这座房子建于1923年,据说最初的主人是英国人毛特·宝林·海。巴金研究专家李存光有一次路过这里说:1923年恰恰是巴金离开四川老家来到上海的年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好像这栋房子早就为巴金准备好了似的。不过,它在这里等了三十二年,巴金才搬进来。

1955年,找房子曾是巴金夫妇反复讨论的话题。195573,萧珊致信在北京开人大会的巴金:“靳以说他们那里有一个四间头的公寓,你自然不要。”四天后,巴金的回信中谈了他对房子的要求:“房子暂不搬,我希望能在明年初找到弄堂房子或小洋房搬家。我希望靠土地。公寓房子漂亮而不合我的要求。”两天后,萧珊的信中又涉及到找房子的事情:“蒲园的房子已经出租,300单位一月。靳以说如果我们要以后可能有。但那地方地基不好,常常做大水。”(萧珊195579致巴金)或许这所房子,他们以前去看过,没有下决心租下。另外,这也可以看出,与巴金的亲近朋友们都在为他留心房子。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巴金什么时候租住武康路113号的房子,一直语焉不详,只认为他们一家是19559月搬进来的,但没有更为确切的证据,我一直觉得这是个挺大的遗憾。想不到,前几天在整理巴金先生书桌中的资料时,突然发现三张房租收据,偏偏就是最初承租时收据,不禁让人喜出望外。这张凭条是用英文打字,有A. Springborg的手写签名,上方有中文写的一行字,复述了英文内容,后面还有明细。

全文如下:

今收到上海武康路113号房屋195572219551231止房租计人民币肆佰玖拾元零壹角正,此据

另外两份格式与此差不多,是接下半年的付费收据,1956310签署的是:“今收到上海武康路113号房屋1956111956331止的房租计人民币肆佰叁拾贰元陆角正,此据。” 1956610签下的是:“今收到上海武康路113号房租,自1956年四月一日1956年六月卅日止,计人民币肆佰叁拾贰元陆角正。”

根据这三份收据和后面的明细,我们可以掌握这样一些信息:

1、巴金是从1955722开始承租这座房子的;89,他去付了房租税(这笔费用最终由房主承担,因此予以扣除)。

2、当时这个房子每月的房租是人民币144.2元。

    3、涉及到这座房子的历史,这座房子的房主是Maud Pauline Hay,后来他回到英国后去世,由其夫人托付给其代理人A. Springborg来代管(据说为丹麦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巴金一家搬进来之前,这座房子是做什么用的?有资料说:武康路113号,建于1923年,于1948年改建,1950年至1955年曾作为苏联商务代表处, 这是不确切的。今年秋天,我有幸联系到武康路113号的老住户李效朴,据他回忆:1950年到1954年左右,他们家住在这里。李效朴是李研吾之子,李研吾(19161987),山东莱西人,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曾任山东省潍坊市委书记,1949年南下解放上海,是上海南市(邑庙)区委书记。李效朴清楚地记得,1953年,领导干部不准佩带武器,其父亲有一把手枪即将上缴,颇有依依不舍之意。一天清晨,父亲喊醒他,提着驳壳枪来到花园角落的一口水井旁,朝井里放了十几枪,又把着他的手打了几枪(李效朴:《父辈和我的收藏往事》,未刊稿)。武康路113号花园的东南角,这口井至今仍存。先生还向笔者提供说,他知道1949年上海解放后,至少还有两家住过这里,一家主人是刘坦,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一家主人是李干辉,曾是省港大罢工和百色起义的发起者之一。至于他们入住前房子的情况,他也不太清楚(李效朴201111618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提供的信息)。

在一份1947年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一名《商用地图》)上,我查到的武康路113号为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和影片出品协会两个机构。后一个机构是什么,尚无实据,但据巴金的家人回忆,原来连着这座房子客厅的是一个小房子,就是电影放映室,巴金的儿女住进来时,这个房间放满了小人书,这里曾是他们童年的乐园。巴金的日记记载,这间放映室直到1978627房屋大修的时候才拆除(巴金1978627日记)。这似乎印证了影片出品协会这个机构的存在。以上的信息中,至少还有一段空白时间段,巴金家住进前又是谁在住呢?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是1949年前,而不是之后住在这里吗?徐开垒的《巴金传》中曾这样写:“它原为一个法国侨民租用,后来业主退租回国,曾由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使用,恰好这时中共中央为改善知识分子居住条件,请上海市委拨出一部分房屋给各有关单位,这座房子也就腾了出来,交给作家协会让巴金考虑。……这样,在1955年国庆前几天,全家就从淮海坊搬了过去。”(徐开垒:《巴金传》第43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11月第2版。)这部巴金传完成于巴金生前,又很多史料得自于对巴金的采访,这个说法是否来自于巴金呢?

看来,很多问题还是一个谜。比如最初造这座房子的人的身份,他住了多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这二十多年中都有谁在这里住过呢?暂时还找不到确切的资料支持,希望更多亲历者和历史研究者能够帮助我们,在今后的岁月中解开了这些谜。

 

三、花花草草

巴金故居无论是主楼还是两座辅楼,都是在绿树的掩映中,在一座大花园里。但通常讲到花园,还是主楼南面有草坪的这块地方。作家矫健曾经描述“文革”中他所见到的“巴金花园”:

这是一座恬静、秀丽的花园。草坪绿茵茵的,冬青树墨绿、油亮;花园边上耸立着一座洋房,门窗、屋檐的油漆虽已剥落,但也看得出一层淡淡的绿色。夕阳西下,一抹金光投入这绿色的世界,更渲染出寂静、安宁的气氛。

打开窗子,就看见巴金花园了。啊,花园那么美,花园那么恬静!那座绿色的洋房,百叶窗都关着,好像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又是黄昏时候,几朵小花绽开在青草中间,晚风徐徐,小花在夕阳的余辉里摇摇晃晃……(《到巴金花园去》)

这曾经是一家人其乐融融欢聚的地方,也是巴金散步、沉思的地方,它储存了这个家庭不同时代的记忆。“文革”之后,巴金在文章中深情地追忆过当年养过的小狗“包弟”,更思念当年在草坪上逗着包弟玩的妻子萧珊: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堵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 (《小狗包弟》)

临着花园环绕着主楼的路是巴金通常散步的路,他在作品中也提到过:“我家里有一块草地,上面常有落叶,有时刮起大风,广玉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飞满天’。风一停,落叶一片也看不见,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真话集〉后记》)我见过一张1955年秋天的照片,是巴金一家刚搬到这里不久所摄,照片中还有靳以一家,巴金穿着西服,规矩地站在草地上。他的身后是花园的左边,只有一棵不太高的小树。右侧这边也不像有大树样子,那么,这棵高大的广玉兰应当是巴金一家搬进来后栽的。徐开垒在《巴金传》中也提到:玉兰树和樱花都是巴金成都老家有过的花木,所以特意栽种了这两种。广玉兰如今已是参天大树了,树冠与主楼齐高,树阴也占了草坪的一大半。

在巴金1964年日记中,还记下园中种花的事情:“花店送花树来,并代种树、栽花。” “中饭后南洋花店的同志送来樱花两株,并替我们种上,现在我们园子里有了五株樱花了。”有五株樱花,可见巴金对樱花的喜欢,1955年住进来的时候,他就买过两株:

但是我对樱花早就有了感情。在我的院子里竹篱边便有两株樱花,这是我七年前用二十元的代价买来种上的。两株花品种不同,却一样长得好,一年一度按时开花,而且花朵不少。今年花开较迟,但即使在花开的时候,我从窗口望出去,篱边也还是一片绿色(篱下点缀了几朵红色和白色的月季)。……我说不出我家里两株不同的樱花叫做什么。它们都是先发叶后开花,所以盛开的时候,树上也是绿多于白,跟我在日本见到的不同。……我在自己家中有机会一年一度地欣赏樱花,这是一种幸福,我不仅可以重温友谊旅行的旧梦,我还有和日本朋友重聚的快乐感觉。……就以我这里的两株樱花为例,它们一年比一年高大、一年比一年茂盛,不过短短的几年,它们就长成大树了(《富士山和樱花》)

樱花让他想起日本友人的友情,也为这个园中的春天增添了怒放的欢畅。如今,巴金的花园中的草坪上还有一棵樱花,春天里她仍然开放着,想来有有四五十年的树龄了。从文字记载看,这个园中的牡丹、月季、桂花,一年四季都装点出不同的风景,妻子的书信中经常向出差的丈夫报告花的消息:

今天桂花开始开了,金桂、银桂都绽出几朵小花来,只是靠秋千的那枝依然故我。你回来之时,当然满园芳香了

园子里现在很美,但你回家时,杜鹃一定都谢了……

家里牡丹全开了,殷红如锦,可惜你又看不到了。

秋天,他们还种过菊花老照片上也能够看出紫藤,如今,紫藤已经长得苍劲有力,其中一枝缠绕在水杉上,直奔云霄。葡萄架前,巴金一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留下不少照片,可见这是他们欢喜的玩处。刚来不到一年,萧珊曾给巴金写信,谈到对这个园子的喜欢,可惜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但巴金的回信却保留下来了:

   知道你喜欢我们的房子,我很高兴,我很喜欢我们那块草地和葡萄架,我回来葡萄一定结得很多很大了。孩子们高兴,我也高兴。希望书架能够在那个时候弄好。……我希望在上海安静地住一个时候写点东西(巴金1956623致萧珊)

如今,紫藤仍在,葡萄架照原样恢复。往事虽远,但有迹可寻。

 

四、父母与儿女

进入巴金故居主楼的门厅,人们往往会直奔客厅,而忽略了进门右转进去的一个小间,这里“文革”前曾是巴金家的饭厅,后来女儿、儿子结婚了,先后在这里住过。现在按照“文革”前的样子恢复了,我想这里不仅有中外宾朋的欢聚,而且还有巴金家庭的美好记忆。单单从这里的一架钢琴和挂在墙上的一帧照片就能讲出很多故事……

钢琴是萧珊用自己的第一部译作的稿费买来送给女儿李小林的礼物。据李小林回忆,萧珊在生她之前看了一场电影《一曲难忘》,回家时不慎摔了一跤,致使女儿提前降生。不知是不是影片中的肖邦使母亲萌发了让女儿将来做一个钢琴家的梦想,反正她在女儿学音乐上花费了很多心血。在给巴金的信中,萧珊也曾谈到过女儿学琴的事情:“小妹弹琴的成绩很好,只是一暑天过去,天天不练,开学时又忘掉了。”(萧珊1952731致巴金)但那个时候,是用别人家的琴在弹,书信中我还查到萧珊跟巴金议论买琴的事情:“孩子们渐渐都长大了,都自己有一套,小妹现在整天都在弄堂里玩,不肯弹琴、念书,但也许是家里没有琴的缘故,在别人家弹,容易养成孩子自卑的心理,我也不勉强她,好在这月底前我们自己有一架琴了,在你回家之时,我要小妹弹给你听好几只小曲子,我要好好的训练她。”(萧珊1952821致巴金)这里说的“月底”应当是19528月,可是萧珊的第一部译著《阿细亚》19536月才由平明出版社出版的,这里有个时间差,莫非信中提到的买琴没有买成?

不妨再多说几句萧珊学俄语的事情。萧珊曾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修的应当是英语,1949年以后,学俄语成为一种潮流,加上巴金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他们家中的俄文书也越来越多。在巴金的鼓励下,19513月起,萧珊在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夜校高级班开始学习俄文。她曾给远在朝鲜战场上的巴金报告过学习情况:“二、四、六,依然上课,我现在又升一级了。俄文愈读愈难,愈觉得生字把握的少,我一定坚持下去。(萧珊1952416致巴金)一年半以后,她对巴金说:“我在俄专算正式毕业了,拿到一张毕业证书,但这只是阁下之功。不是你,我不会想到念完它。《初恋》搞了五分之二,进行很慢,看到你对我文字评价,我更战战兢兢,我多么想获得你一个称赞!”(萧珊19531116致巴金)在整理巴金故居资料中,我偶然找到了萧珊上海俄语专科学校的校徽,现在把它放到了巴金故居的临时展室中展出了;不知道,萧珊的这张毕业证书在哪里——我相信,它一定还在。毕业了,萧珊还在修习俄文,是与同学跟私人学习。“俄专的同学又拉着我去读俄文,我答应了,只是我怕,这会使我工作的进展更慢了,试一个月罢,反正是找私人学。”(萧珊19531127致巴金)在学习俄文的过程中,萧珊也开始了翻译工作。最初也是巴金在朝鲜的时候,萧珊给他写信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笑我:我想译屠氏的Aся,我有了一本俄文的,但不知英文的你放在哪只书柜,我知道你要译这本书的,但还是让我译罢,在你帮助下,我不会译得太坏的。你帮别人许多忙,亦帮助我一次!”(萧珊1952825致巴金)这就是她的第一部译著《阿细亚》(后改名《阿霞》)后来,她还译了屠格涅夫另一个比较有名的小说《初恋》。做翻译的一些甘苦也常常与巴金分享:“翻译进行很慢,整个都是屠氏的人生观,有时候真不易处理,想到你回家,我又得挨骂了,我的脸红了!译得慢也并非都是我的过,客人也占去我一些时间,前一阵子,查良铮来上海一次,常在我家里……”(萧珊195485致巴金)就这样,她把浸透了自己心血的译作得来的稿费,换作礼物又献给了女儿,这架钢琴不知有多少萧珊对子女、对家庭的爱。

正对着餐桌的墙上,挂着一幅照片,一个胖胖的小孩,头发竖竖的,张着大嘴,像是在兴奋地喊叫,又像是在应答什么,面前是一个蛋糕,上面还插着一枝燃起的蜡烛。这是巴金的儿子李小棠一周岁生日时的照片。萧珊描述过年幼的儿子,“小弟很好,很壮很傻,很美,尤其是脸上线条活动的时候,真逗人爱!”(萧珊195266致巴金)小棠出生于1950728,一周岁生日的时候,巴金正在山东和苏北老根据地访问,不在家。出国、开会,“文革”前巴金总是在奔波中。儿子两岁的生日,他也不在,而是在朝鲜战地访问。萧珊想念在远方的丈夫,也谈到了儿子的生日:“再两星期小东西二足岁了,今年你依然不在家。”(萧珊1952715致巴金 小棠棠二足岁的生日过了,我没有任何表示,只是星期日中午请萧荀带弟弟、妹妹在十三层楼午饭,棠棠高兴极了,跟小妹俩在厅里跑来跑去。那天还请了丁香,她带了他二年。老太太很不高兴,‘弟弟二足岁就不过生了! ’自然你不在也是重要的因素,天气热也有关系。(萧珊1952731致巴金)巴金在回信中也谈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心情:“我很好,我很想念你们,特别是在小弟生日的那天。我今年又没有能够看见他那种高兴的样子。但是过两个月我总可以见到你们了。”(巴金 1952年8月7致萧珊 “小棠生日我在西海岸附近,我在廿七日的日记中写着:‘明天是小棠的生日,我却远在朝鲜,在河边望对面山景想到家,也想到珍和两个孩子。’”(巴金 1952年8月15致萧珊

这些事情相对于大历史或许微不足道,但我不喜欢那种充满了丰功伟绩的历史账簿,我觉得其中没有人的情感和气息,哪怕是在大事件中,我仍然愿意去猜想和体会参与者的心境。更何况,这些家庭琐事、儿女情长,历史学家可以忽视,但我们每一个人却不应当忽视,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它们本来就细碎,就是这样的点点滴滴。

 

五、客人们

应当说一说来到这个院子里的名流了。有记者堵着我问,让我像背存折上数字一样非得精细地说出谁来过这里的客厅,谁在饭厅里吃过饭,谁去过书房。大家都知道萨特、波伏瓦这对情侣来过,还有谁,还有……这是一本书也写不完的话题,我只能反问:还是先弄清谁没有来过吧!的确,巴老交游广泛,文坛中朋友众多,登过武康路大门的更是不计其数,还是不一一点名的好。

讲几个细节吧:

巴金曾在这里接待过很多日本友人,1961712,在寓所见过日本作家龟井胜一郎和井上靖。龟井后来回忆:“在上海,我和井上靖应邀参加了巴金先生的家宴,同巴金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围桌欢谈。这一切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怀念不已。”(龟井胜一郎:《北京的星星》)谈了什么呢?没有记下来,李小林倒记得,爸爸妈妈经常会喊她来弹琴给客人听。

法国作家艾坚尔伯对这里印象也很深,尤其对萧珊的装束印象深刻。他是在1957614到巴金家的,他的印象是:

房间宽大、舒适,房前有一小院,客厅后边则是一块草坪……客厅的沙发和软椅上都蒙着布罩,巴金夫人也来到客厅里,当时在场的三位女士全都穿着旧式的旗袍。黑白相间的格子花呢,浓黑的头发中缀着一点红,并且发着幽光(那也许是一只别针?)。这一切更突出了巴金夫人严整、优雅、贤惠的韵致。这里没有,丝毫没有“蓝蚂蚁”的印象!作家本人则身着“干部服”,不过那套干部服的剪裁之精致却是在中国少有的。他表情开朗,睿智,一开始就吸引了我。(艾坚尔伯:《〈寒夜〉法译本序言》)

看来,法国人在巴金的客厅里看了宣传中和他们印象里关于新中国人不同的印象。

这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有趣的误会:

今天中午茅盾请韩雪野吃饭,我作陪。他谈起尹世重同志回朝后对他说,你做菜很好。茅盾问做什么菜,我含糊地答应了一句。我不便说明那天是大三元送来的菜,外国人不易了解。晚上告诉家宝,他大笑不止。(巴金1958929致萧珊)

这是巴金19589月在北京给萧珊的信上说的事情。

巴金的客厅也与这个国家一起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它曾有门庭若市的热闹,也有门可罗雀的冷清。但是,真正的朋友可能不是出现在你风光的时候,而是在你不如意的时候会给你不经意送来温暖。1974626日下午,武康路113号来了一位客人,他是巴金三十年代的老朋友沈从文:

七四年他来上海,一个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儿进医院待产,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家中冷冷清清,我们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结论”已经下来: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怀念从文》)

这个场景仿佛是时空的倒置,1949年沈从文遭遇困难的时候,巴金去看过他;1965年夏天,巴金和沈从文也是这样坐在沈家的院子里:

“文革”前我最后一次去他家,是在一九六五年七月,我就要动身去越南采访。是在晚上,天气热,房里没有灯光,砖地上铺一床席子,兆和睡在地上,从文说:“三姐生病,我们外面坐。”我和他各人一把椅子在院子里坐了一会,不知怎样我们两个讲话都没有劲头,不多久我就告辞走了。当时我绝没想到不出一年就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头上那把利剑,正在缓缓地往下坠(《怀念从文》)

巴金不会忘记萧珊重病前,他们接到沈从文问候的来信,在一个几乎没有人敢于他们来往的岁月里,这是何等珍贵的友情啊。1974年,萧珊刚刚去世不到两年,巴金已满头白发,两位文学大师历经风雨,“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谈了些什么呢?虽然不得而知,但肝胆相照的朋友,不戴面具的交谈当然畅快!

一年后,沈从文给黄裳的信中,倒是记下了当日的印象:“去武康路时,仍在十余年前同一廊下大花前喝喝茶,忆及前一回喝茶时,陈蕴珍还在廊下用喷水壶照料花草,……”沈从文毕竟是小说家,残酷的岁月割不断他的记忆和今昔对比的强烈印象。他还记得,那次来还与萧珊谈到,萧珊初到西南联大,一时找不到住处,还是他帮忙安排到办公室打地铺的事情。“这次到彼家中作客,则女主人已去世,彼此都相对白头,小姐正住医院待产,传来电话,得一女孩,外孙女已降生,母女无恙,往日接待友好的客厅,已改成临时卧房,一四川保姆正在整理床铺,准备欢迎新人。廊下似亦多久不接待客人,地面和几张旧藤椅,多灰扑扑的,歪歪乱乱搁在廊下,茶几也失了踪。我们就依旧坐下来谈谈十年种种。百叶窗则如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常描写到的情形,因女主人故去,下垂已多日,园中一角,往年陈蕴珍说起的上百种来自各地的花树,似只有墙角木槿和红薇,正在开放。大片草地看来也经月不曾剪过。印象重叠,弟不免惘然许久,因为死者长已,生者亦若已失去存在本意,虽依旧谈笑风生,事实上心中所受伤害,已无可弥补。”[1]这是一位文学大师眼中的武康路113号,他用文字为我们留下了巴金家特殊岁月中的一段记忆。

 

 

六、书房里

很多来过巴老家的人都没有进过巴老的书房,特别是晚年,巴金腿脚不方便,会客都是在楼下,很少带人上楼去看看,楼上的照片也不多,所以,巴金的书房也成了一个神秘的所在。以致,我看到这样的误会,就是有一幅被称为“劫后的笑声”的照片,画面上拍的是巴金和老朋友师陀、孔罗荪、张乐平、王西彦、柯灵在一起畅怀大笑的场景。有不少人误把这幅照片当作是在客厅中照的。的确,环绕的沙发有点像,但这是在二楼巴金的书房,后面壁炉上有一尊巴金的石膏像,那是前苏联的著名雕塑家谢里汉诺夫给他塑的,这是被认为最能体现巴金神态的一尊雕塑。

“劫后的笑声”摄于1978110,巴金当日的日记中记载:

祁鸣来布置环境和灯光。辛笛来电话,半个多小时后他来取去开会通知和我答应送给他的一部英译本《十日谈》。午饭后济生来,师陀、柯灵、西彦、罗荪、乐平先后来。管理灯光照明的两位同志和《文汇报》的两位同志也都来了。祁鸣最后来。两点半开始拍电视片,四点半结束。济生留在我家吃晚饭,饭后同他闲谈到九点。看书报。十一点半睡。

这些中国文艺界的名家,经历过“文革”,获得“第二次解放”,心境舒畅,自然喜形于色。

巴金书房中的这处还真上相,还有一幅经常使用的照片也是拍在这里,那是巴金一家四口下棋的照片,就在壁炉前的这个茶几上,那是19621125,巴金日记中写道:“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冯伯九等五位同志来拍摄生活短片(上午九点到一点,下午两点半到六点)。”

书房里四处是书,这些珍贵的书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先说说作家的书桌,这间书房里,巴金有两个书桌,一个是在屋内的,一个是在书房外封闭的阳台上。天冷一点,巴金就用屋内的书桌,这里曾经生过炉子,20世纪80年代后有了自供的暖气,1982年摔倒住院前,巴金一直是在这间书房中写作的(“文革”期间被查封)。很多参观者好奇地问我,书房内的书桌上有一个玻璃罩罩的雕塑是什么?我说是恐龙,他们很惊奇,不知道巴金为什么会放这个。其实,一说就明白,他是来自巴金家乡自贡的赠品。老人一生乡音未改,乡情愈老愈浓,我曾经整理过他一小箱川剧的录音磁带,我问过小老师:巴老听过吗?回答是:当然!

这个恐龙瓷雕是1987年巴金最后一次回家乡时,参观恐龙博物馆馆方送给他的。他是19871015由成都去自贡的。次日上午去恐龙博物馆,“参观结束,在休息室里,主人送了两个瓷做的恐龙给巴老,并请巴老讲话。巴老说:‘我来过自贡,想不到变化这么大。’”(李致:《巴老回乡记要》)当晚听了川戏,过了把瘾。17日离开。在自贡,住檀木林招待所,巴老见屋子很大,后来见到卫生间也很大,便戏言:“这是给恐龙用的。”巴金平时话不多,但也不乏幽默。

放在阳台上的书桌,是个铁皮做的书桌,搬家的时候我没有抬过,不知道有多沉,也不清楚当年是怎么折腾上楼的。这个书桌上放着一张照片,是巴金妻子萧珊的遗像,这个不多说了。还有一个带支架的浮雕像,是托尔斯泰。巴金一生崇敬托尔斯泰,到晚年更觉得自己是在追随托尔斯泰的脚步。“巴金”这个笔名最早出现在出版物上,其实并不是发表他的小说处女作《灭亡》,而是他的一篇译作,那是19281010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5卷第19号上的《脱洛斯基的托尔斯泰论》,三个月后,《灭亡》才开始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出版)上连载。在巴金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家》中,处处可见俄罗斯文学精神的启蒙和唤醒的作用。《激流》总序的第一句话就是:“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他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巴金虽然没有直接翻译过托氏的作品,但他一生都与这位伟大的作家保持着情感的“沟通”,在他的藏书中,托尔斯泰的书不计其数,常常是一种作品数种版本,不乏珍本。巴金晚年曾多次提到过托尔斯泰:

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也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基督教福音书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他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他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他和我有天渊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有人走了,就有了路。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我想,人不能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说套话过一辈子。还是把托尔斯泰当做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吧(《“再认识托尔斯泰”?》)

《随想录》中的这篇文章,也是巴金表达自己心志的作品,托尔斯泰晚年的追求成为巴金晚年奋斗的目标。此后,在《再思录》中,巴金一再提到托尔斯泰,而主要都是:讲真话,追求言行一致。在题为《最后的话》的《巴金全集》的后记中,他写道:

我又想起了老托尔斯泰,他写了那么多的书,他的《全集》有九十大册,他还是得不到人们理解,为了说服读者,他八十一岁带着一个女儿离家出走。他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却没有想到中途染病死在火车站上。

这是俄罗斯大作家给我指出一条路。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

现在我看清楚了这样一条路,我要走下去,不回头。(《最后的话》)

书房会透露出主人心灵的秘密,巴金与托尔斯泰的情感,通过这一个小小的浮雕像,不也清楚地显现在我们面前了吗?

 

武康路113号,巴金在这里度过自己的后半生,这里的点点滴滴虽然都成为历史,但也不时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要想获知这些,还是请你自己走进来,自己来感受它吧。

 

20111213于上海



[1] 沈从文19756月致黄裳残简,《沈从文全集》第24卷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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