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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光 :面对新文献 “发现”需慎言(二)
2010-07-19 14:30:54   来源:   评论:0 点击:

面对新文献 发现需慎言(二) ——从巴金《<作家素描>回音》谈起 李存光 二 《巴金全集》二十六卷出齐十五年来,大量新的书信陆续公...
 

面对新文献  “发现”需慎言(二)

——从巴金《<作家素描>回音》谈起

李存光

 

《巴金全集》二十六卷出齐十五年来,大量新的书信陆续公开发表,部分日记、手稿(含未完成稿)得以披露,除此之外,也陆续有新文献发现。比如,张慧在陈子善先生指导下发现193329《中央日报》副刊《学风》刊出的《寄一个青年朋友》,成都发现196019巴金致成都市川剧院的一封信和19535月平明书店版《海底梦》所写《前记》,以及天津缪志明先生收藏的巴金19571213为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演出的话剧《秋》所写300余字的题词(刊印在该剧1958年的戏单上),等等。

发掘巴金的佚文,不是巴金研究者的专利,要靠群策群力才能做好。但在披露新文献的“发现”中,也不乏将并非佚文的文章和多年前早已发现且已披露的文章误为“新发现”的事例。巴金著译浩繁,发表情况又复杂(比如多个署名、题目变化、同一文章载于几种报刊等),若发现者对巴金著译收录情况知之不深,只据篇名核查《巴金全集》作出判断,这类失误原不为怪,但如果失误让智者和方家也信以为真,就需要辨正;更有甚者,既不了解文献情况又不核查全集,贸然宣称“发现”并强劲宣传,那就更有必要澄清了。恕我不恭,这里举出颇有典型意义的两例。

第一例是署名“巴金”刊于193793无锡《公报晚刊》上的《生与死》。

1994919《人民日报》发表周献智、吴海发《记巴金<生与死>一文的发现》,文中说:这篇文章是作者在整理馆藏报纸时偶然发现的,此文从来没有收进巴金的文集,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全集》虽然有一个佚文专辑,但也没有收集这篇《生与死》,这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遗憾。文章发表后,《新华文摘》1994年第11期全文转载,后收入作者专书《学术河上乌篷船》[1]20051024《无锡日报》刊载的一篇有关文章再次谈及发现《生与死》的情况[2];此外,《巴金七十年文选》这部重要的巴金选集据上文将《生与死》作为“新见佚文”补入了书中。

《记巴金<生与死>一文的发现》发表前,发现者和编者还是谨慎的。发现者访问了请巴金赐稿的《公报晚刊》主编蒋百鸥先生,得到证实。编者特地联系巴金确认,发表文章时加“编者按”说明:“署名巴金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37年,最近才由史料收集者发现。经编者与巴金先生联系,得到确认。巴老委托女儿回信,信中说:《生与死》是父亲写的。原稿已失落。……’”按语无疑大大增强了《生与死》是新发现佚文的可信度。

经巴老确认的《生与死》这篇文章,真的从未收进过巴金的文集吗?《巴金全集》真的漏收了吗?回答是否定的。经核对,193793无锡《公报晚刊》上发表的《生与死》,与 1937年8月25《呐喊》创刊号发表一点感想》是一字不差的同一篇文章。文章作于1937816,以初刊时的题目一点感想》收入193711月烽火社版《控诉》,后收《巴金文集》第十卷《控诉》集,现收《巴金全集12卷《控诉》集。[3]原来,同一篇文章的两次发表、两个题目造成了这个误会。巴老肯定文章是自己写的,但怎能要求一位多病体衰的耄耋老人(同时还在紧张地编校译文全集)去费心辨识近六十年前异题同文的两篇短文?这个工作应该由发现者和研究者去做。因此,不能责怪老人的失察。如果说,《生与死》一文的发现者百密一疏,因未能进一步比对同时期相关文章的内容和文字而造成失误,尚可谅解,那么,下一例则难以原谅了。

第二例是署名“芾甘”载于192141成都《半月》第17期的短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以及载于1923120成都《草堂》的译作——俄国迦尔洵的小说《旗号》。

20039月,成都的《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成都日报》四家报纸分别发表五篇报道,宣布巴金文学院的张先生“踏破铁鞋苦觅”,“近日在省图书馆的一4117岁的巴金以芾甘为名,在《半月》报第十七期上发表了政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是巴金最早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怎》并未收录在《巴金全集》中,所以具有极高的收藏及研究价值。”“经多方查证,证实这篇巴金17岁时创作的政论,是目前发现的巴老最早公开发表的作品,并且这篇文章并没有收录到《巴金全集》中。”同时, 次偶然搜寻中”发现了巴金最早的文章和译作。[4]报道说:“从多方收集资料,终于确定:1921 还发现了1923年巴金在《草堂》上发表的一篇俄国翻译小说《旗号》。” 发现者和报纸原本是要以恭敬之心、喜悦之情为巴老百岁诞辰献一份贺礼,结果却闹了一个大笑话。

巴金1921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和1923年发表的第一篇译作真的在2003年才被发现吗?《巴金全集》并未收录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吗?果真如此,上世纪80年代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巴金研究界真无地自容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事实是短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上世纪80年代初就被发现且被论者广泛述及了。笔者19821月发表的《巴金著译六十年目录》是《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篇名出处的最初披露,后在拙编三卷本《巴金研究资料》“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19041982)”和“巴金著译系年目录”中都列出此文[5]。此外,1984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下册收录了此文全文。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巴金传记或论著也都提及、摘引或简析了本文,如,拙著《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8)、谭兴国《巴金生平和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3)、汪应果《巴金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10)、艾晓明《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6)。打开199412月出版的《巴金全集》第18卷,《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赫然在目,位列篇。[6]这篇文章上世纪80年代初已为学界广为知晓、引用、论及,后正式收入《巴金全集》,在2003年竟成为“偶然现身”的“新发现”广为宣传,岂非咄咄怪事。连《巴金全集》都不翻查就宣称“发现”,发现者和报道者的草率粗疏令人惊讶。这件事发生在巴老的故乡,发生在对推动巴金研究做出过贡献的成都,至今说起仍令我心情沉重!                                         

巴金的第一篇文学翻译《旗号》,题录亦收拙编《巴金研究资料》,全文公开披露于19855月成都举行的“巴金、阳翰笙、沙汀、艾芜创作学术讨论会”。李辉在会上所作有关巴金在《草堂》上发表诗作和译作的发言,首次详细介绍解析了巴金早年诗作和这篇译作,会后写成《<草堂>与巴金早年诗作及其它》,收入《巴金研究论集》[7]。巴老在1996112写的《<巴金译文集>第六卷代跋》中也说;“前几年有人在一九二三年成都出版的《草堂》文艺月刊上发现我翻译的短篇小说。原来我在那时发表了一篇迦尔洵的小说。我在成都就译过这一篇作品,是从英译本《俄罗斯短篇小说集》中译过来的。”[8]1950年,巴金据英译本并对照俄文本原文重译,题目改为《信号》,连同迦尔洵的另一篇小说《红花》编为《红花集》,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该集已收入1997年版《巴金译文全集》。

我重提陈年旧事,说明三篇文章的有关事实,绝非要计较什么“发现权”,也无意苛责或奚落上述发现者和宣传者,只因长期以来无人出来辨正澄清,知情者心中自明,不知情者眼前仍昧,我担心继续以讹传讹,同时,也想就事说理,借此引出一些必要的教训,以为今后文献发掘的鉴戒。

究其缘由,上举第一例是为异题同文所惑,又未进一步尝试与同时期所写相近文章比对,以致误断;第二例则是因完全不了解(也没有去了解)相关文献的基本状况,以致闹出笑话。先生学术成果丰硕又与巴老有书信往还,是我所尊敬的学者;先生锲而不舍搜寻文献的精神值得仿效。我钦佩两对巴老著作的关注和热爱,他们找到自己未见的巴金佚文的喜悦和激动我亦感同身受。但是,对于辛勤耕耘的学人来说,新文献的“发现”特别需要认真、严谨,需要战战兢兢,缜密求证,容不得半点马虎、轻率、急躁。有鉴于此,拙文在谈及这两例“发现”时,措词不免有响鼓重捶之处。

为避免重蹈覆辙,在涉及巴金及其他现代作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发表的作品时,有诸多方面需要了解和辨析。这里先谈谈两种情况:“异题同文”和“同题异文”。

“异题同文”即同一篇作品先后用不同的题目发表。这种情况多见于同一文章在两种以上报刊先后发表,如《一点感想》和《生与死》;也见于收入集子时更改题目,短篇小说如《丁香花下》发表时题《谢了的丁香花》,《父与女》发表时题《父女俩》,《不幸的人》发表时题《苦人儿》,《老年》发表时题《赖威格先生》,《马拉的死》(初版题作《马拉的最后》)发表时题《一个人的死》,《知识阶级》发表时题《电话》等;散文如收入《生之忏悔》的《我的梦》发表时题《无题——一个自白》,收入《短简》的《家》发表时题《短简》等,至于作品集的序单独发表时另取题目,更为常见。

“同题异文”即同一个题目却是内容不同的作品。这在巴金的散文作品中出现较多,比如,同题为《梦》、《一点感想》,就各有不同作品。《梦》为例,四篇同题作品为:诗作《梦》,载19221121《时事新报•文学旬刊》,未收集;散文《梦》,载1935220《漫画生活》第6期,改题《木乃伊》收入散文集《点滴》;散文《梦》,载1937515《文丛》第1卷第3期,原题收入散文集《梦与醉》;散文《梦》,载19421月《自由中国》新1卷第5-6期,原题收入散文集《龙•虎•狗》。此外,三篇不同作品用同一题目的有《一封公开的信》、《雨》等,二篇不同作品用同一题目的更多,如《无题》、《月夜》、《生》、《死》、《雪》、《狗》、《家》、《海的梦》、《神》、《沉落》、《别》、《醉》、《繁星》、《生与死》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搜集、发掘、校刊、考订和整理等问题日益突出。当我们面对自己不了解的新文献、新材料时,喜悦之余,一定要细察明辨,多方求证,慎之又慎,切忌轻率宣称“发现”。作为研究和治学必具的一种基本态度,对待巴金文献是这样,对待其他现代作家的文献同样如此。                                                    

2009710作,1024修订



[1] 《学术河上乌篷船》(吴海发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8月。

[2] 《温暖的记忆——巴金与我市作家吴海发交往的故事》(甄惟、袁柳),载《无锡日报》20051024

[3]《一点感想》在编入《巴金文集》时,作者有文字的增删改动,此不详述。

[4]《巴金“处女作”昨现省图》(郭婕),载《四川日报》200394;《巴金最早论文偶然现身》(田野、钟旻子),载《天府早报》200394;《我找到了巴老的处女作!》(王嘉、王若冰),载《成都日报》,200394;《新发现巴金17岁的文章  俨然演讲中的激情觉慧》(何炜),载《华西都市报》200395;《踏破铁鞋苦觅巴金文献》(田野、钟旻子),载《天府早报》200397                                           

[5] 《巴金研究资料》(上中下),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9月;见上卷第9页,中卷第144页。

[6]  顺便说说,巴金早年在包括《草堂》在内的报刊上发表的新诗也都收入了《巴金全集》第18卷。

[7] 《巴金研究论集》(巴金研究丛书编委会编),重庆出版社,198810月。

[8] 《巴金译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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