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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涤尘: 说点《随想录》的事
2010-07-19 14:29:58   来源:   评论:0 点击:

说点《随想录》的事 季涤尘 一百五十篇、四十多万字的《随想录》,是巴金先生晚年呕心沥血,花了八年时间写成的。它是一部感人肺...

     说点《随想录》的事

 

   季涤尘

 

一百五十篇、四十多万字的《随想录》,是巴金先生晚年呕心沥血,花了八年时间写成的。它是一部感人肺腑、启人心智的“说真话的书”。《随想录》共五集,即《随想录第一集》《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随想录》最初和读者见面的每一集的单行本,由三联书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香港和内地同时出版。巴金先生撰写《随想录》始于197812月,正当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迄今已三十年。我是《随想录》五集单行本的责任编辑,有关这部书的一些事情,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巴金同意《随想录》由人文社出版

人文社长期和巴金先生保持着紧密牢固的关系,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出版了十四卷《巴金文集》先生的其他重要著作。1980年初,我们得知巴金正在撰写《随想录》,自然很想出版他这部书。同年3月下旬,巴老到北京来出席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接着要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在他出国前夕,331日下午,社里两位领导君宜、屠岸和我,一同前往巴老下榻的国务院一招看望他,并借此机会表达由我社出版《随想录》的强烈愿望。巴老终于同意《随想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大陆刊行,并借给我们已出版的港版《随想录第一集》一册。

 

扣人心弦的《随想录第一集》

《随想录第一集》收随想三十篇(第一至第三十),《谈<望乡>》、《“结婚”》、《怀念萧珊》、《长官意志》、《把心交给读者》、《再访巴黎》……题目就很吸引人。《怀念萧珊》我以前读过,现在又重读。在这篇用血泪写成的长文中,巴老记述了他夫人萧珊在“文革”风暴中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四人帮”的种种罪行。我每次读它,都唏嘘不已。集中的“随想”,我一页页、一篇篇地读着。巴老滔滔不绝的话语,他对亡妻亡友的深情忆念,他对“文革”的探究和自身的拷问,他的大悲痛和大彻悟,使我的心随着他的喜怒哀乐而剧烈地跳动,久久不能平静。他对各种事情、各类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剖析和评说,使我心明眼亮,深受教益。

《随想录第一集》书稿,四月初发往工厂,只用了两个多月,人文版《随想录第一集》便问世了。

 

探索不完的《探索集》

1980年这一年,巴金先生先后两次到北京出席重要会议,还曾两次出国,春天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夏天又率领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前往斯德哥尔摩出席第六十五届世界语大会。平日在上海寓所,每天的日程也是排得满满的。他虽然很忙,但是仍抓紧时间写作,按原计划完成了《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11月上旬,我们收到他寄来的《探索集》书稿,以及写给屠岸、季涤尘的信。信里说:“寄上《探索集》(《随想录》第二集)原稿全部,共‘随想’三十篇,总序、附录、后记各一篇,请审阅,发排。人文版,我想不用照片了。”从《探索集》起,由我担任责任编辑。我能首先拜读巴老一系列发自肺腑的“随想”,感到十分荣幸和无比愉快。《探索集》收“随想”第三十一至六十,其中有五篇以“探索”为题,有两篇以“小骗子”为题,另有《怀念老舍同志》《春蚕》《说真话》《写真话》等篇章。巴老说:“所有的‘随想’都是我的‘探索’。”不过,他探索的重点是“文革”。他要弄明白:“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他指出,中国大陆给“四人帮”蹂躏了十年,千千万万的人遭受迫害。他痛心疾首地说:“过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浩劫。”(《<探索集>后记》)这就是巴老在《随想录》中用了那么多篇幅揭露“四人帮”的原因。

 

“继续把《随想录》写下去”

巴老在《<探索集>后记》中谈到,《随想录第一集》问世不久,他便受到围攻,香港的几名大学生责备他在三十篇文章里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还说他的“随想”“忽略了文学技巧”,“文法上不通顺”,等等。作者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又说:“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继续把《随想录》写下去,作为我这一代作家留\给后人的‘遗嘱’”。(《探索集》后记)

关于《随想录》的叽叽喳喳,身处北京的我们也曾有耳闻。但是大家(从领导到编辑)都不以为然,反而更加敬重掏出心来说真话的作者。巴老继续写“随想”,我们也继续刊行他的书。

 

提倡讲真话的《真话集》

19827月上旬,收到巴金先生用挂号信寄来的《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书稿。本集收“随想”第六十一至第九十,写作时间是19811月至19826月,超过预定计划(一年写三十篇)五个月,原因是生病、会议不断和受到各种事情的“干扰”。

《真话集》中关于“讲真话”的文章,接续前一集,又有三论和四说、五说。我们再一次听到巴老在大声疾呼:“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本集另有《现代文学资料馆》《怀念鲁迅先生》《“鹰的歌”》《解剖自己》《知识分子》等一系列“随想”。说到创办现代文学馆,那是巴老在晚年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我们知道,是他首先提出创办文学馆的建议,并带头捐献自己的稿费,提供自己收藏的书刊和资料。后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建成和开放,是和他的倡议和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为什么人文版《真话集》中多一篇《“鹰的歌”》

《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人文版多一篇《“鹰的歌”》(随想七十三);香港三联版只存目,书页中有标题,在书边附有“编者按”:本篇未发表,由作者删去,遵作者嘱,仅保留了它的标题。

关于这件事,巴金先生在《随想录》全书完成后撰写的《<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作了说明:“为什么内地版(即人文版)的《真话集》中多一篇《“鹰的歌”》?我写它只是要自己记住、要别人知道《大公园》(香港《大公报》副刊)上发表的《随想录七十二》(题为《怀念鲁迅先生》)并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改动它,涂掉一切和‘文革’有关的句子。”“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在《“鹰的歌”》这篇“随想”中,巴老坚定地说:“删削当然不会使我沉默。鲁迅先生不是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还有继续发表我的‘随想’”。

 

在病中写成的《病中集》

19842月底,收到巴老寄来的《随想录》第四集《病中集》书稿。本集收“随想”第九十一至第一二0,写作时间19827月至19842月,比前一集花费时间更多。因为有不少日子巴老是在病中,生病、治病、养病占去他不少时间。1982117,他在寓中书房不慎跌跤,导致左腿骨折,被送入华东医院治疗。有一段时间他不得不搁笔,但病情稍好一点又咬紧牙关坚持写作。《病中集》中的所有“随想”都是在病中写成的,其中五篇的标题就是《病中》,而《病中(四)》和《病中(五)》还是在病房里写的。它们记录了先生患病和治疗的情况,以及他在病中的所思所感。集中的“随想”,还有《再说现代文学馆》《愿化泥土》《“掏一把出来”》《再忆萧珊》等篇。从这些“随想”的字里行间,我们窥见了一个纯洁、美丽的灵魂。巴老说:“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又说:“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病中集》于19843月发稿,同年12月出版。

 

大功告成的《无题集》

在《病中集》出版一年多以后,我写信给巴老,向他探询《随想录》第五集的写作进度。他在1986217的复信中说:因为手无力,动笔困难,《随想录》第五集还只写了十六篇,书名也不曾想好。不过只要我不病倒,今年一定交稿。果然,到了8月底,他就托人捎来第一批稿件二十四篇。接着,他又陆续寄来其余六篇的原稿。

《随想录》第五集的书名是《无题集》,书中收“随想”第一二一至第一五0,写作时间是19849月至19866月,历时两年。完成于19856月的题为《“寻找理想”》的“随想”,是八十一岁的巴老答复十个寻找理想的孩子的一封长信,也是一曲响亮的理想之歌。理想与金钱的斗争,说到底是价值观问题。巴老满腔热情地鼓励孩子们:“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昂起头来,风再大,浪再高,只要你们站得稳,顶得住,就不会给黄金潮冲倒。”集中的其他“随想”,有不少是大家关心的话题,如人道主义、“创作自由”、骗子、衙内、“文革”博物馆,等等。作者出于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敏锐的目光和缜密的分析,对这些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给人以诸多启示。

巴老写完《怀念胡风》(随想一五0),完成了《无题集》,八年前开始的《随想录》的写作终于大功告成。

 

人文社以最快的速度刊行《随想录》

我们收到《无题集》全部书稿后,当即以最快速度刊行这一集和前四集,即全套《随想录》。新华社在1987年新年前夕播发了一条消息:著名老作家巴金创作的《随想录》五集单行本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元旦将在书店首发。我社因及时推出读者需要的这部巨著而享有盛誉。

111,上海《文汇报》刊载了我的《写在<无题集>出版时》一文。我写作此文的目的,既是发布消息,又是为了谈编者的感受。文中特别指出《随想录》问世的重大意义:“它将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应得的地位。它所包含的深邃的思想将影响和改造一代以至多少代中国读者。”同时,人文社出版的《文学故事报》也对《随想录》作了突出宣传,除了刊登出版消息和《<随想录>五集简介》,还以“充满真知灼见,饱含挚爱深情”为总标题,摘发了首都文艺家对《随想录》的评论。大家都对这部“讲真话的大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字字句句“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

《随想录》一出版,人们便争相购买和认真阅读。许多读者都说:拿起这部书便放不下。青年评论家、现在任职于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的周立民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尚在读初中。他回忆当年读《随想录》的情景:“每逢午间放学总是飞快地跑回家中,为的是能够读上几页《随想录》,一个坚强、真诚、无私的老人形象和他那些包含着精神力量的话语为一个少年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一位日本朋友也对《随想录》爱不释手,他读了一遍不过瘾,又读了第二遍第三遍。

 

《随想录》的魅力

\巴老自己说:“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他还说过,他的“随想”是一份一份的思想汇报,也是留给后人的“遗嘱”。简言之,《随想录》是作者的心的剖析,灵魂的自白,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真话的书”。这样的作品,在当代中国和全世界都是罕见的,自然具有迷人的魅力。

在我看来,《随想录》最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点:

一、对“文革”的反思持续不断。巴金先生说过:“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始我受够了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文艺界大部分人的遭遇也和他差不多。痛定思痛,巴老在“随想”一再叙说自己和许多作家朋友的惨痛经历,用血写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使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现出丑恶的原形。同时巴老又认为,清算过去的最好办法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说“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只是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没有成为事实。不过,他在“随想”中对“文革”的反思持续不断,留下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说得对:“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

二、“讲真话”率先垂范。巴老一直“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的奋斗目标”,撰写《随想录》就是为了说真话,向读者倾吐真诚的感情,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还清心灵上的欠债”。讲真话还是讲假话、空话,是如何对待生活、如何做人的大问题,也与我们事业的成败兴衰有关。作者大声呼喊“讲真话”,怎么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深思?

三、严格的自我反省。巴老在《随想录》中时常严格地坦率地解剖自己,从不文过饰非,隐瞒自己说错的话和做错的事。他“把笔当做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为了认识自己不得不解剖自己”。只有襟怀坦白、勇于改正错误的人,才能够这样做。学习巴金先生,可以从这里起步,而这一条又是和“说真话”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巴金先生的一名忠实读者和学生,我珍爱他的著作,珍藏他的赠书,永远怀念和感谢这位把一切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文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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