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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一个大爱无疆的人
2010-12-12 11:52:50   来源:   评论:0 点击:

——巴老辞世五周年祭 钱 虹 武康路113号巴金寓所,他在此小楼内居住了40多年。2005年2月22日大年初三,我在此小楼客厅内第一次见到...

——巴老辞世五周年祭

 

 

 

武康路113号巴金寓所,他在此小楼内居住了40多年。2005222大年初三,我在此小楼客厅内第一次见到了敬仰已久的巴老。——作者手记

 

近年来,有时会莫名其妙地遗忘一些事,有些还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比如已经答应出席的某个会议,到了那天竟然忘得一干二净。可是,有两个日子却是不会忘记的:第一个记住的日子是111920031119,是业师施蛰存先生驾鹤仙逝的日子,他自言“我是20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一直觉得自己何其幸运:当年一个懵懵懂懂的小丫头竟然能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7级同窗一起得到“文革”后复出的施老亲自授业,那年他75岁。授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那一学期课,施老就因直肠癌而动了大手术,此后便没再给本科生授过课。我后来常去施老家叨扰,包括领着海外一些因仰慕他而渴望一睹真容的华人学者及作家前去拜访。就在他逝世前两年,我还在一个夏日的午后登堂入室,与他作了开怀大笑的“笔谈”。不是不想事先相约,实在是他那时因耳聋无法接听电话,且作息时间完全随心所欲的缘故。刚写下姓名,97岁高龄的老人就认出了我,然后我写(问题),他声音响亮地作答。有意思的是,施老生于1905年,巴金生于1904年,他们年岁相仿,且都是30年代就成为上海滩名闻遐迩的作家。施老生前我有一次去他家与他聊天,不知怎么聊起了巴金提倡“说真话”。他非常真诚地对我说:“以前我总不相信巴金真的‘说真话’,但看了《文汇读书周报》上他的那篇《怀念从文》,我觉得他确实是‘说真话’的了”。思维如此清晰,感觉如此敏锐,所以我总是不信施老真的会离去。我从来也不愿相信,像施老这样一生同时开启四扇窗户:现代派小说创作的“东窗”、西方文学翻译的“西窗”、古典文学研究的“南窗”、金石碑版考据的“北窗”的学界泰斗与文学大师,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会随着20世纪的过去而过去。我总觉得,施老不但属于20世纪,他也属于21世纪。

另一个记住的日子就是1017了。20051017,被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楷模”、“一位无人可以取代的文学巨匠”的巴金老人,正是在这一天静静地走了,离开了这个令他无比挚爱、细致描摹、深刻反省而又带给他种种磨难、痛苦与不幸的世界。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鲁迅、茅盾、老舍、曹禺等大师群体中最后一位去世的文学巨匠,巴金这盏明灯整整亮了一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他的影响已不仅仅是一代文学大师,而是像鲁迅一样,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代表,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永远的良知。那年11月,我就在本校“枫林读书节”为年轻学子们所做的《巴金,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的专题演讲中援引了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对巴金的评价:

“他来了,坐在那里,哪怕不发言,也是一种威严。巴金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是《家》、《寒夜》、《憩园》的不朽作者,著述不倦的创作者,他的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已使其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见证人之一。”

巴金老人这种“坐在那里,哪怕不发言,也是一种威严”,我曾有幸亲眼目睹;我当时觉得,除了威严以外,他更多具有的是老人的慈爱和长者的亲善。现在每每回想起来我都感到幸运:我这个无名小辈竟然登门给巴老拜年,并请他在我带去的《寒夜》上亲笔签了名!

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正跟着华东师大钱谷融教授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由于编选了近80万字的《庐隐选集》并获得了出版,便对五四女作家庐隐及文学研究会其他作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其中之一就有王鲁彦。鲁彦(1902-1944)是一位很有才华和风格独特的中国现代作家,他的小说《柚子》、《菊英的出嫁》等,以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细致的风俗描写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在五四新文学史上成为“乡土文学”代表作之一。艰苦卓绝的抗战期间,他不仅写下了鼓舞抗战士气的作品,而且以一己之力创办了《文艺杂志》,为宣传抗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长期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他不幸染上了肺病,因为缺少医药,也无钱医治,竟使他在1944年夏天病逝于桂林,年仅43岁。出于对鲁彦等已故中国现代作家的崇敬之情和研究兴趣,我由此结识了尚健在的鲁彦夫人——覃英老师,她  和鲁彦的遗腹子王恩琪先生当时住在桂林路上海师范大学教工宿舍。渐渐地,我成了他们的忘年之交。于是,我知道了巴金与王鲁彦及其一家人之间长达50余年的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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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为钱虹签名的《寒夜》一书。     

王鲁彦在桂林去世不久,当时身处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部的巴金获知后,即于19448月写下了《写给彦兄》一文,作为对这位人道主义思想前驱者和文坛挚友的纪念。他深情地回忆道:“在二楼那间宽敞的房间里,畅谈了一点多钟以后,我们成了朋友,那是十四年前的事。那次,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而我知道你的名字,却更早六七年,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你的《灯》,你的《狗》感动过我。那种热烈的人道主义气息,那种对于社会不义的控诉,震撼了我的年轻的心。我无法否认我当时受到的激励。自然我不能说你给我指引过道路,不过我若说在那路上你曾经扶过我一把,那倒不是夸张的话。我们十三年的友情就建立在这一点感激上面。”

1945年冬,巴金开始动笔写作40年代最为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寒夜》。《寒夜》出版后,很快就得到再版。巴金在《寒夜》再版的《后记》里痛斥“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谓他“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的言论时表白:“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而正是这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成为《寒夜》主人公汪文宣等活生生的人物原型,其中之一就有好友王鲁彦。1961年,巴金在《谈<寒夜>》长文中明白无误地把《寒夜》的人物原型一一道来:善良厚道却不幸惨死的钟老的原型是——巴金称之为“有独特风格的散文作家”的缪崇群,他写道,“他没有家,孤零零的一个人;静悄悄地活着,又有点像钟老。……他断气的时候,没有一个熟人在场。我得了消息连忙赶到北碚,只看见他的新坟,就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连两个纸花圈也是原来的样子,我不过把‘崇群’二字换成了‘又安’”。还有主人公汪文宣,其身上则综合了“朋友范予(我为他写过一篇《忆范兄》)和鲁彦(我那篇《写给彦兄》便是纪念他的),还有我一个表弟……他们都是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一生的。我为他们的死感到不平,感到愤怒,又因为自己不曾帮助他们减轻痛苦而感到愧悔。”在抗战那样烽火连天、人命贱如蝼蚁、生死仅隔一线的年代,多少人只求自保,哪顾他人!然而作家巴金却不仅为那些不幸病死的文友“感到不平,感到愤怒,又因为自己不曾帮助他们减轻痛苦而感到愧悔”!谁说巴金的“忏悔意识”是经历了“文革”之后才有的?他对友人对亲人,从来就是大爱无疆而又严以律己的。

后来他又在《关于<寒夜>》一文中,再次更为详尽地描摹了汪文宣的人物原型——上述几位文友的病况。其中提到“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王鲁彦兄。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凄凉地死在乡下。……”生老病死,本与月的阴晴圆缺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然而巴金却在痛惜老友离去的同时,诚恳地检讨着自己“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正是在读这些作者用朴素的真诚之心写下的“真的文学”中,我感受到了巴金作为一位伟大作家处事待人的真诚与虔诚。所以,鲁彦夫人——覃英老师告诉我:数十年来,巴金对她——鲁彦的未亡人及其子女的关怀与帮助,甚至给予经济上的无私援助,从而两家人结下了数十年的深厚情谊时,我并没有感到过分的吃惊。因为,我从巴金的字里行间,坚信他不会把他对友人的“愧悔”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从此我对巴金的人格与精神更为敬仰。

19852月中旬,我在家突然接到了覃英老师的电话。她知道我这时已经完成了《<寒夜>悲剧新探》和《论汪文宣》两篇论文。她在电话里说:“你很想见见巴金吧?年初三,我和恩琪去给巴老拜年,带你一起去。怎么样?”我真是喜出望外,在电话的那一头拼命点头,全然没想到覃英老师根本看不见我。然后她把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等都告诉了我。挂了电话,我在挂历上的22日这一天作了个大大的标记。到了这一天,虽然是年初三,但我早早就起了床。上午9点半之前,我赶到了武康路113号巴金家门口。那天是个冬日里难得的大晴天,虽然有风,但太阳照在身上还是暖洋洋的。与覃英母子会合后,她按响了老朋友家的门铃。来开门的不是别人,竟是巴老本人!那时候,他虽已年过八旬,且帕金森病使他双手发颤,但行动能力与后来相比还算比较自如。他和覃英紧紧地握手,足足有几分钟。所有对老友鲁彦及其夫人的“愧悔”与关切,尽在握手中。然后他又与恩琪握了手。覃英老师对巴老说:“今天我还带了个小朋友来看你。她是华东师大的研究生,研究现代文学的。”巴老用浓重的四川话连说:“好!好!”也跟我握了手。然后他把客人让进小楼底层的客厅,并请我们在客厅内的沙发上坐下。

巴老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听着坐在他旁边沙发里的覃英老师和他说话。巴老的话不多,偶尔问几句,也都是家常话。他问了覃英身体怎么样,儿子的工作问题解决了没有,生活上有没有困难等等。他的四川方言很重,与口齿伶俐的覃英老师相比,他说话并不怎么流利,甚至有时好像还有点口吃,说出一个字来比较费劲,但话中绝无敷衍虚伪的客套,宾客都觉得亲切和自然。他说:有时也很想出去走走,见见老朋友,无奈现在活动太多,身不由己,而且身体也差了,写字手也抖,要抓紧时间写点文章,以免愧对读者。那天太阳照在巴老家的客厅里,暖融融的让人有一种陶醉的感觉,我原先心理上的一点拘谨很快就消失了。后来,巴老听覃英老师说我写了《寒夜》的研究论文,便说:不要忘记那个黑暗的时代啊!那个时代,人没有出路。好人也给逼得走投无路啊!我连连点头。这时似乎又有客人来拜访。覃英老师提醒我:“你不是想请巴老给你签名么?快拿出来呀!我们一会儿就走。”我赶紧从书包里取出人民文学1983年版《寒夜》,拿出别在书包上的一支圆珠笔,请巴老给我签名。没想到,他唤家人取来了墨水笔,然后用他有些颤抖的手,握笔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巴金  八五年二月廿二日”。后来,我一直珍藏着有着巴老用黑墨水笔亲笔签名的这本《寒夜》。每逢我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讲到“巴金”一章时,总会把这本书连同巴老的亲笔签名让台下的年轻学子们传阅,让他们从巴老遒劲有力的签名中感受他人格的伟大和他那些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文字的魅力。

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巴老。之后,我一直深深自责与后悔:为什么当时就没有想到带一只照相机去,哪怕黑白胶卷也好,把巴老会见鲁彦夫人覃英母子的情景拍下来。在巴老离开我们五周年之际,我只能通过纸笔,把巴老对友人及其家人数十年如一日大爱无疆的真实故事写下来,传下去了。

                                             20109月初稿,106修改。

 


\电通半月画报老上海期刊经典

冯沛龄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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