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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绍弥:四十年后读到的佚文
2010-07-19 14:13:22   来源:   评论:0 点击:

四十年后读到的佚文 马绍弥 1995年我退休之后,几乎年年在李伯伯诞辰前都回上海住些日子,在他老人家去世后也依然如此。前年深秋,我刚到...

四十年后读到的佚文

马绍弥

 

1995年我退休之后,几乎年年在李伯伯诞辰前都回上海住些日子,在他老人家去世后也依然如此。前年深秋,我刚到上海,正和小棠他们谈天,只见小林从楼上下来,拿着一个档案袋,很郑重地取出几张纸递给我说:“这是爸爸文革接受外调时写的材料,涉及你和你的姐姐,也不知是你们之中谁的单位来的。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她告诉我,这是在整理李伯伯东西时从作协退还的查抄资料里面发现的,原件显然已被当时来外调的人拿走了。这份复写件想必是用来存档的。

我接过来一看,是李伯伯手书的复写文本。几张《收获》社薄薄的旧稿纸,由于经历了四十来个春秋,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上面有难以恢复的折痕与虫蠹的小洞,复写纸蓝色字迹已经变浅而且洇散开来,笔触轻的地方就更为模糊。后来我试着用小时候学来的把戏把这些纸放在热水汀上烘了一烘,颜色马上就加深而变得不那么难辨认了,于是赶紧用计算机作了扫描并打出了一份抄本保存起来。

现在此将全文抄录如下:

关于马宗融、罗世弥、马小弥、马少弥的材料

1.  我认识马宗融、罗世弥夫妇是在1929年下半年,他们从四川出来准备去法国。我当时同索非住在一起,马认识索非,他们一块儿来索非家,我就同他们认识了。我在这之前就在《小说月报》上读过马翻译的法国小说,知道他的名字。不几天马罗二人就到法国去了,他们是在法国结婚的。1934年我从北京回上海,马、罗二人带着女儿马小弥回来了,他们在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教书(南翔分校),住了一个短时期,1935年八月我从日本回来,马夫妇住在拉都路(襄阳路)敦和里,马在替中法文化基金委员会翻译法国作品,按月支取稿费(这个会和李石曾有关系,由沈尹默在管)。罗世弥写过《生人妻》等几个短篇,还翻译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何为》(节译本)。《何为》和《生人妻》都是我编在《文化生活丛刊》和《文学丛刊》里出版的。1936年底,陈望道约马到广西大学教书,他们全家去了桂林,1937年暑假他们回上海度假日,罗世弥有了孕,准备留在上海生产,马先回广西。但是不久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罗世弥得到马的电报,就离开上海回四川。1938年三月,我在上海得到我兄弟李采臣的信说,罗世弥因患产褥热在成都病故。1940年第四季度,我(在)从昆明到重庆,住在沙坪坝,章靳以来约我去北碚玩,章在复旦大学教书,章和马的关系很好,我们一起到马家玩,那时马和罗世弥在桂林交的朋友王淑仁结了婚,她把马绍弥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这次我在重庆住到1941年六、七月。后来在1944年七月到1946年六月,我又在重庆住过。马在这个时期一直在复旦大学教书,另外他在当时在重庆活动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理事(郭老、茅盾、老舍、我都是理事),他还在回教文化协会担任理事一类的名义,我没有听说他参加过别的组织。我记得郭沫若同志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是主任委员)也聘他作委员(每月有輿马费若干)。他翻译过一本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我收进《译文丛书》,1945年在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替他出版了。日本投降后,马全家跟着复旦大学复员到上海,他仍在复旦大学教书,住在江湾复旦大学的宿舍里。他把从前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法国短篇小说的译文编成一本小书《仓房里的男子》交给我,后来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印了出来。1947年暑假复旦大学把他解聘,台湾大学有人到上海聘请教授,请他到台北去,他们全家到了台北。听人说马在台湾精神不愉快,经常喝酒,后来又听说他患肾脏病,1949年初,听章靳以说复旦大学又发了聘书请马回校,当时马病得很厉害,但他想回上海迎接解放,民生公司有个高级职员(处长)何仁同马很熟(他们过去同时去法国念书),民生公司来往台沪,何为马作了安排,让他们全家回到上海,结果马带了两个孩子到了上海,由他在复旦大学的同事贾开基接他们住在北京路某大楼(是复旦大学的房子,贾住在那里),我去那里看他,他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到了四月十日他病死在上海,半夜贾开基打电话来,我因当时戒严,天亮后才去北京路看,他的遗体由殡仪馆接去,我和别的朋友都到了殡仪馆,开吊后两个孩子就跟着我回到我的家,这以后小弥、少弥姐弟就住在我家的二楼(我和我爱人带一个女儿住三楼),不久上海解放,这年六月我去北平参加首次全国文代会,当时马小弥在准备考大学,八月回来她因没有得到录取通知,很着急。九月初我到北平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在北平得到家信说马小弥考大学没有录取,现在由章靳以介绍报名参加训练班到张家口(?)学习去了。后来,马小弥也给我来过一信,她在张家口(?)学习了一个时期以后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调到北京去学习,她也去了。后来她参加了工作,她的情况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是和外交有关系的。有一次她要学法文,写信来要我寄两本初学自修书给她,我后来给她寄去了。她的通讯处是北京邮箱若干号。她在上海工作过一个时期,也到我家里来过,我没有听她谈过她的工作,我倒同她谈过她弟弟马少弥的事,因为马少弥从1949年四月起一直住在我家里,他后来在南洋模范中学七宝分校读书,住在学校里,假日才住到我家来,我们无法管他,他的功课很差,其他表现也不好,小弥来后管管他比较好了些,小弥同他的老师也谈过。她打算让他到北京去念高中,后来她果然把他带到北京去升学了。少弥同我爱人倒有些联系,他1961初1962年初都到上海在我家过春节,他在钢铁学院毕业后也到上海来过暑假,我们看见他都很高兴。1960年我在北京出席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会后我去北戴河休息,我爱人带了我两个孩子也到了那里,九月初我们全家去北京,准备回上海。到京后,我爱人写信通知少弥,少弥来同我爱人去看了地下宫殿。我们回上海那天是星期日,少弥把他姐姐小弥也约来了,小弥抱着孩子在我们的旅馆里吃了饭,当时好几个朋友来送行,大家在一起也没谈什么大事情。小弥抱着孩子,我们就没有让她去车站。我在北京看见小弥,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是在1963年,我在北京参加文联三届三次会议(四月),住在民族饭店,有个星期天上午小弥少弥姐弟来看我,是我爱人写信告诉少弥我的住处,他们姐弟一起来看我,我们谈了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我爱人和孩子们的情况,我留他们在旅馆里吃了中饭。在这两次之前还有一次我和章靳以在北京开会,小弥同她头一个爱人,还有少弥,来看我们,我们五个人在外面饭馆里吃了一顿中饭。我在北京就只见过小弥三次。她头一次结婚情况我不知道,只听说她的爱人在反右斗争中给带上了帽子,她后来同他离了婚。她以后再结婚情况也不清楚,她只写信讲过同姓魏的结婚这件事。我最近一次看到少弥,是在1965年十一月初,我刚从越南回北京,我爱人到北京接我,我们住在华侨大厦,少弥那天下午去看曹禺,知道我回来,就到旅馆来看我,那时我爱人出去看戏,他第二天上午又来陪我爱人出去买东西,下半天才离开。这次我并没有看到他姐姐。

2.  马宗融的著作不多,已出版的除了《春潮》和《仓房里的男子》外,还有他著的《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和散文杂文集《拾荒》(重庆一家书店出版)。《春潮》解放后还重版过,但那时我已离开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罗世弥笔名罗淑,译过一本《何为》,写过一本短篇集《生人妻》,另有残稿《地上的一角》。《何为》解放后我又编入《新译文丛刊》,在平明出版社重印过。少弥后来念书就用《何为》和《春潮》的稿费。《生人妻》解放后译成英文和由作家出版社重版,都不是我推荐的。《中国文学》和作家出版社来信问作者情况,我知道得也不多。

巴金   

1969年六月廿四日

 

我认为,李伯伯这份材料写得很不一般。第一,他没有采用“文革”的标准格式:要援引一段毛主席语录,作为“最高指示”置于整个文章之巅,然后才是题目和正文。第二,他既没以“大批判”开路、也不给当事人上纲上线地扣帽子;既没有“谈认识”,也没有给自己抹黑。第三,过来人都知道,“文革”时期的外调人员,都以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钦差自居,对“专政对象”极其苛刻,不但须写出他们指定的内容,而且往往时间逼得很紧,几乎是要求马前急就。李伯伯这篇写于1969年短短两千五百余字的材料,横跨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涉及老友的一家四口,倚仗他那惊人的记忆力,流水账般历数了他和我父母的交往(简直是精确到了年、月乃至日而无误):从和他们相识到他们出国、结婚、生儿育女,直到他们先后病逝和后来收留了我们姐弟……并且还就他们的主要著作与社会活动作了介绍。第四,材料写得客观而实在。但是,我觉得他为了保护当事人在这份材料里面故意做了一些节略。

我所说的“这份材料写得很不一般”,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也许未必同意,会觉得“这简直没啥了不起嘛”,但是亲身体验了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人,大概都会同意我的意见:身陷“牛棚”而敢于如此,实在是需要有些勇气的。再联想到他在挨斗的时候,居然还能够弯着腰背但丁的诗句,我的感佩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一读到这份材料,我自然而然地想:是哪个单位和为了什么来向李伯伯作调查?

“文革”一开始我就被下放到炼钢炉前顶工人岗位劳动,运动中我的表现也实在很平庸,似乎没什么理由值得我们厂花力气对我搞外调。我觉得这份外调材料应该是李伯伯为我姐姐机关的外调人员写的。我姐姐在机要部门工作,平时管理十分严格,顶重要的当然是保密,所以她与外人交往时讲话总是很拘谨,从不与人讨论时局,也不谈自己的工作,“文革”初期她受到过冲击,被关进了学习班,连春节都不许回家。因此,认为外调是针对她似乎就比较合理。我姐姐的处境在我给李伯母或小林写信时当会提及,想必李伯伯是知情的,他在写外调材料时把自己和马小弥关系撇清,表示对许多情况不了解、和她来往甚少,其实就是在刻意保护我的姐姐。李伯伯当时被扣上“反共老手”、文艺界的“黑老K”等多顶大帽子,而且,一直在被大报批、小报批,大会斗、小会斗,甚至还史无前例地在上海挨过用电视转播的方式批斗。按“文革”的标准说,他属已经被“批倒批臭的大黑帮”。为了免得我姐姐受自己牵连而被“上纲上线”罪加一等,李伯伯才故意如此“交代”。其实,我姐姐在沪工作期间,一般星期天和节日都会到李伯伯住的淮海坊来,这时的她就变得有说有笑,似乎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家的感觉,享受没有冷漠、忘却条条框框限制的快乐!她调回北京以后,只要李伯伯李伯母他们到北京,也总是通知她,让她到他们下榻处来谈古说今,共同进餐。我姐姐和魏威结婚后,在李伯伯来京的时候曾一起去拜望过他,我也在座。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家都饥肠辘辘,一饭难求,本来我姐姐他们是想请李伯伯小酌的,但李伯伯还是执意留我们在他下榻的京西宾馆吃了一顿当时被认为很丰盛的午餐。李伯伯此前曾问起魏威是否和写《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家魏巍同名,我告诉他我姐夫的“威”乃威武的威;我姐姐在写信告诉他们自己的婚事时,也必定会写出魏威的名字。以李伯伯的记性而言,他绝不会记不住魏威的名字的。说“她头一次结婚情况我不知道……她以后再结婚情况也不清楚,她只写信讲过同姓魏的结婚这件事”,显然也是故意撇清关系,不愿又牵扯出个魏威来。事实上,李伯伯一直很关心我姐姐,不时给她寄些外文书籍,帮助她更好地掌握英文,并鼓励她学习法语。我记得他曾对我姐姐回忆道:“你是法国保姆带大的,回国来你才三岁多,不会讲中国话,一口地道的法国腔。记得有次你对你妈妈讲:‘呕,妈妈,中国太阔气了!你看:到处都有扔掉的奶油,多么浪费啊!’你妈妈很生气地告诉你:‘那是痰,很脏!乱吐痰是我们中国有些人的坏毛病!’现在你把法语全都忘光了,多可惜啊!你应该重新学,这于你应该不难。”

凡此,都表明李伯伯和我姐姐的关系绝不像材料里表述的那样,看来相当疏远。

 

至于李伯伯揭我的老底,那对于我是不会造成伤害的,因为这些琐事既上不了纲也上不了线,“围魏救赵”般地就帮我姐姐渡了一道难关,这是李伯伯保护当事人的一番良苦用心。

毋庸说,读这份材料时也的确颇令我感到愧疚,因为我在初中阶段顽劣不堪,既不用功,也好恶作剧、打架、逃课、和老师顶嘴……少不更事的我,真是让李伯伯和李伯母为我伤透了脑筋!李伯母有次对我说:“要是你真的就是我儿子,我一定会打你的屁股!”我去北京读高中时,李伯伯对我讲:“我赞成你换个环境。不要忘了你是马宗融的儿子,我们相信你会成为有用的人才。要努力啊!”到北京后我有了一些进步,他们很高兴,常写信鼓励我;在我报考大学,要填志愿的时候,李伯母觉得我底子还不错,主张我学文科,但是李伯伯对此坚决反对,说:“他要是学文,早晚会被划成右派的,还是学理工好!”于是我进了钢铁学院。

其实,李伯伯担心自己会牵连我们,也真的并非过虑,因为我就亲身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我在炉前炼钢时,有天被一个时任车间“领导”的造反派头头突然传唤,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路我都在琢磨:“该不会有什么事吧”。一进门,他就开门见山地指着整版刊载上海工人作家胡某《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的报纸对我说:“看过报了吧?你应该站出来划清界限、大胆揭发!” 一见只是这么件事,我那悬着的心顿时放松下来,便也指着那报纸说:“你看,不是讲巴金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吗?我在他家时还小,只会让我看那打着红旗的一面,反红旗和躲在阴暗角落密谋策划是不可能让我知道的。对于揭发出的这些,我感到很吃惊,但却并不知情,叫我如何揭发?”他又问:“他有20万元存款你可知道?你们有没有经济来往?”我反问他:“你们家的钱会交给孩子管吗?至于经济来往倒真是不能说没有,不过不是‘来往’而是有来无往,因为我在他家吃住、他们给我买东西,我都没付过钱,工作后也从没有交过工资。”见捞不到什么,哼哈一番之后,遂以不了了之。

如果李伯伯在写外调材料时,一五一十地把我和我姐姐与他们的关系说“清楚”,那么,有着大“黑帮”的社会关系、而又过从甚密,这份材料一旦转到了造反派手里,恐怕就难免招致“文革”时那些以整人为乐事、一味投机钻营总想往上爬的好事之徒的“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那么,不仅是对于我姐姐、就是对我而言,也不会就对我搞一次启发性谈话那么轻松了,我必将面临极大的问题和麻烦……

 

今年是李伯伯一百零五岁诞辰,我想以重读这份材料的事为题来写纪念文章,屈指一算,非常巧合的是,李伯伯的材料写了他从19291969年与我们一家四口四十年的关系;而从1969到现在,恰恰又是一个四十年!看来,谈这件事情,真的是时候了!

要是李伯伯健在时我就见到这份材料,那一定会就这些故事和李伯伯“交换意见”,并藉以说说自己的心路历程和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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