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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香港文坛旧事的忠实记录者
2010-07-19 14:08:03   来源:   评论:0 点击:

香港文坛旧事的忠实记录者 陈子善 唐代诗人李商隐有平生风谊兼师友的名句,借用来形容方宽烈先生与我的文字因缘,真是再恰切不过。 结...

香港文坛旧事的忠实记录者

陈子善

 

唐代诗人李商隐有“平生风谊兼师友”的名句,借用来形容方宽烈先生与我的文字因缘,真是再恰切不过。

结识宽烈先生已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由已故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先生介绍,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与另一位已故的香港新文学收藏家、研究家陈无言先生通信,又承无言先生介绍,我与宽烈先生取得了联系。当时我和王自立先生合编的《郁达夫文集》正由香港三联书店陆续推出,19859月,宽烈先生题赠《近三百年中国文学研究论集》,(香港珠海书院中国文学历史研究所学会19856月印行),书中收录了现已编入《香港文坛往事》的宽烈先生的大作《从诗词分析郁达夫对爱情的观念》,这是我与宽烈先生订交之始。

从此,我与宽烈先生鱼雁频繁,交换书刊资料不断。宽烈先生交游广阔,我想请教的香港文坛前辈和中坚,他大都认识。19903月,我首次访港,宽烈先生担心我人地生疏,又不懂粤语,,于320日专程到深圳接我,陪我从罗湖过关,领我到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入住。在港大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后,宽烈先生热情引领我拜访马国亮先生,又在324日精心安排我与高贞白(高伯雨)、陈无言、卢玮銮(小思)、黄俊东、苏赓哲、杨玉峰等位先生欢聚,这是我与香港文坛的首次亲密接触,席上谈笑风生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高贞白先生年事已高,卢玮銮老师教务在身,黄俊东先生编《明报月刊》正忙,苏赓哲兄则在主持新亚书店,只有宽烈先生和已经退休的无言先生较为空闲。因此,我以后每次到港,都由他们两位分工带我逛旧书店,轩尼诗道的“三益”、中环的“神州”、弥敦道的“实用”……都曾留下了我们结伴访书的足迹。后来,无言先生腿疾不便,带我逛旧书店的“重任”就由宽烈先生一人承担。我养猫以后,宽烈先生又特地为我介绍港岛一家专门收养流浪猫的小旧书店,使我在觅得中意的旧书之余,还能和可爱的小猫咪玩耍。

而今已八十六岁高龄的宽烈先生自小就喜爱文史。虽然他的父亲从事染布生意颇成规模,他在岭南大学攻读的也是经济,但他对经商缺乏兴趣。他在回忆录中提到,抗战爆发后,他父亲主办《天演日报》,聘请“五四”新文学有名的戏剧家侯曜担任总编辑,他耳濡目染,迷上了新文学,后来他又有幸得到曹聚仁、彭成慧等新文学家的指点。对宽烈先生而言,经商只是他的谋生手段,文学才是他的精神寄托。难得的是,他对新旧文学一视同仁,正像他所敬佩的现代作家施蛰存所说的“新旧我无成见”。他认为旧体诗词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潜心钻研多年。因此,他作诗是左右开弓,各擅胜场,既是港澳新诗人中的佼佼者,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旧体诗词。我原以为他的新诗清新可诵,尤其是情诗写得缠绵悱恻,后来拜读他编的《澳门当代诗词纪事》和《香港诗词纪事》,又不禁为他搜集的完备和校订之精审所折服,及此读到他的《涟漪诗词》,那就更惊喜万分了。没想到他的旧体诗词更为精彩,“愁到工时诗已冷,情难遣处鴂还啼”、“若教风流成绝响,词章纵美又如何” 等句,情深意浓,妙句天成,确实是值得吟味再三的。

这部《香港文坛往事》展现了宽烈先生另一方面的才华和功力。他一直对文坛史料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以蒐集整理现代文学史料为己任,举凡单行本、杂志、剪报、手稿、书札、照片,乃至作家印存、出版社标记之类,都在他的珍藏之列。自五十年代起,他与台港及远在美国的许多文坛前辈颇多交往;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他又与京沪许多劫后幸存的文坛前辈建立了联系。在我记忆中,他与沪上施蛰存、赵清阁、柯灵、辛笛等位名家都通过信。他九十年代中期来沪,我还陪同他专程拜访郑逸梅先生后人,拜访钱君匋先生因他老人家去了浙江桐乡而未遇。积数十年之功,宽烈先生已成为香港屈指可数的香港文学版本和作家书札收藏家。他一再向我表示,这项工作虽然琐碎,虽然麻烦,还往往吃力不讨好,但于文化积累功莫大焉,必须持之以恒地去做,决不能听任有价值的文坛史料风流云散。

由于宽烈先生生于香港,长于香港,对香港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他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和研究又以香港文坛为重点,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更何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意无意地贬低香港文学的成就,忽视香港文学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因此,宽烈先生这项工作拾遗补阙,为香港文学史正名的意义就更应该肯定了。记得他首次带我去实用书局时,就告诉我不要小看店主龙良臣先生,龙先生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就在香港主持求实出版社,出版过聂绀弩、黄药眠、秦牧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宽烈先生对香港文坛故实的熟稔实在令后生小子的我佩服不已。

在《香港文坛往事》中,宽烈先生写了吕碧城、曹聚仁、徐訏、李辉英、马国亮、易君左、陈蝶衣、卜少夫等大陆到港作家,写了高伯雨、舒巷城、吴其敏、高旅、谈锡永等文学生涯以香港为主的作家,或回忆与他们的交往,或追溯他们的文学活动,或分析他们的诗文创作,均能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特别是《穷困落魄的诗人柳木下》一篇,记述诗人柳木下(他毕业于我现任职的华东师大的前身大夏大学)晚年在香港的穷困生活和其唯一的诗集《海天集》,史料之扎实,细节之生动,不能不令人动容。柳木下的诗别有风格,《在最前列》和《贫困》两首曾被闻一多选入《现代诗抄》,《贫困》云:“象显赫的人佩着勋章 / 象选手把标识绣在襟上 / 在人众中 / 我带着我的贫困  我昂然举步 / 穿过市街 / 走向海滨 / 鸥鸟在海上飞鸣”,这不正是晚年柳木下的自我写照吗?可惜大陆研究新诗的似从未有人注意到柳木下,宽烈先生为之“树碑立传”,太有必要了。

也许是浪漫气质使然,宽烈先生一直对郁达夫、叶灵凤等创造社作家有所偏爱。在《香港文坛往事》中,单是写到叶灵凤其人其事其文的,就有《叶灵凤的双重性格》、《叶灵凤是特务》、《叶灵凤戴望舒在香港开旧书店》和《沦陷时期一些留港文人的作品》等篇,颇多新鲜史料,对叶灵凤在沦陷时期留下的文字的发掘尤详。宽烈先生对叶灵凤的批评读者未必都会认同,但他提出的沦陷时期文人复杂心态的问题却是文学史家必须重视的。书中写郁达夫的篇章不亚于叶灵凤,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郁达夫在澳门遗下一段情》,此文考证郁达夫小说《过去》的本事,可谓探幽发微。《过去》是郁达夫中期小说的代表作,初刊于19272月上海《创造月刊》第1卷第6期,远在北京的周作人读到后给予高度评价,郁达夫同年215日日记云:“接到了周作人的来信,系赞我这一回的创作《过去》的,他说我的作风变了,《过去》是可与Dostoieffski(即陀思妥耶夫斯基)、Garsin(即迦尔洵)相比的杰作,描写女性,很有独到的地方”(引自《穷冬日记》)。宽烈先生此文在仔细分析《过去》文本,相关的郁达夫日记以及澳门城市沿革史的基础上,有力地论证郁达夫在写作《过去》之前到过澳门,《过去》主人公在“M 港”(Macao,即澳门)的经历很可能是郁达夫本人的亲历,从而对郁达夫这篇名作作了全新的解读,也填补了郁达夫生平的一个空白。

与旧体诗词的绮丽沉郁不同,宽烈先生《香港文坛往事》的文字是平实的,不加雕琢,不刻意渲染,他一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接近和再现历史的真实。宽烈先生的文学史观开放而又宽容,凡在香港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的“过客”和“往事”,他都不忍心让其湮没,都要钩沉发掘,以补“香港文学史的漏洞”而为后来的治史者参考。他的这种可贵的努力体现了文学史家的良知,足以为我等后学的楷模。

作为“忘年交”,我四五年前就建议宽烈先生把他这些查考香港作家作品的引人入胜的文字结集出版,现在《香港文坛往事》终于编竣,我在付梓之前重读,仍大受教益,

高兴之余,写下这些话以为贺!我衷心祝愿宽烈先生老当益壮,笔耕不辍,在不久的将来再为我们贡献《香港文坛往事》续集,因为香港文学史研究迫切需要宽烈先生这样的重要发现和精当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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