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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 等:“大学的精神”十人谈
2010-07-19 20:13:03   来源:   评论:0 点击:

大学的精神十人谈 时间:2008年7月28日 地点:爪哇国乌有乡 对话人:李洁,杨彬,李金云,金传道,郭小英,马德强,苏状,彭彧,刘阳...

“大学的精神”十人谈

 

时间:2008728

地点:爪哇国乌有乡

对话人:李洁,杨彬,李金云,金传道,郭小英,马德强,苏状,彭彧,刘阳,阿民

主持人:刘阳

 

 

刘阳:各位好,想死我了。

马德强:咋说?

刘阳:酷暑难耐啊。这里好清凉,大家都来聊聊这个话题吧。

杨彬:不好意思,回了一趟老家,才回来。

李洁:彭彧也刚从德国回来吧。

彭彧:技不如人兮,面目无光。不如回家兮,吃尽当光。

李金云:(笑)真幽默!

苏状:那就谈谈吧。

刘阳:传道你别躲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偷笑啊。你先开个头吧。

金传道:郭姐先开。

郭小英:啊呀,我刚忙着给翠翠做饭呢。(擦汗)

刘阳:阿民堵车,还没到,我先讲一件近事吧。

李洁:好。

刘阳: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大学新生进校,不出两个月,一间寝室里就会冒出四五个“部长”、“副部长”。明明是从头到尾也没几个同学看得起的“长”,毕业写简历时照样可以风风光光大写一笔:大学里当过某部长呢!

金传道:老马当过文艺部长。

马德强:(大叫)我可没当过!

刘阳:这种事看得多了,引发我思考当今大学的精神问题。有人说,如今的大学已一天天变为就业的预科班和各类高级技校,各位,你们认同这个观点吗?

李洁:这种现象存在,但并不代表全部。不同的大学对学生有不同的培养理念和方式,一流的大学懂得专长培训和通识教育对于学生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性。

杨彬:你又给我出难题,我也说不出什么道道的。不过我比较认同这种看法,在这样一个功利化的工具性社会,大学在不断异化,很多大学的管理层首要关注的是就业率,很多学生一进校门,就把目标锁定在如果找到好工作这个问题上。这无疑会加速大学的异化。在这种趋势之下,不少语言类大学几乎成了一个口腔操练场。而今的大学教育,或许可以说:理想不再、激情不再、从容不再、敬畏不再。

李金云:谢谢你大家给我这样的机会,整理这方面的想法。在复旦的学问探求让我确定了在大学的学问是无法满足我的人生。特别是面对说的多,行的少的现象,让我越来越困惑。正规的大学课堂里,到现在没有什么老师的讲课印象特别深的。对我人生真正有影响的却是我的先生与中文系的一位老师,他是我先生的挚友。由于他们的为人与为学,让我有自觉地开始人生的追求。但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却只能由我的恩师瑞默老师给我真正的指引。小英你怎么看?

郭小英:这种说法自有一定的道理。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这种压力的存在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认识并正视这种压力是一种进步。它迫使高校根据社会需要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就业指导等方面进行调整与完善。也迫使大学生认识自身的潜质,在面临就业与读研时早做抉择。但高校并不是高级技校。高校可以培养出技术工人,也能培养出工程师与科学家,高等院校与技校的差别就在于此。在我看来,理想的大学是使学生感到身心自由又不是放任自由的,它赋与学生一种超越自我的潜质和一种健全的人格。因为无论就业还是继续做研究,人的因素是最主要的。

苏状:怎么说呢。我觉得教育也是一种文化产业,对于市场经济乃至消费经济的今天,教育市场化是必然现象,这在中西皆然。

刘阳:(笑)你研究过。

苏状;我在做博士论文对休闲文化的研究中知道,“leisure” 在古希腊的字源是“schole”,也就是说,在西方休闲与教育密切关联,那么,按照这种逻辑,教育应该是和功利性的生存状态对立的,从这种角度说,今天的教育的确有着堕落倾向。不过,现实总非如哲学纯粹,毕竟今天走进大学校门的学生已非都是古希腊的贵族们,学生一方面憧憬着强烈的出于兴趣的休闲教育体验,但同时又不得不顾及到谋生的出路,所以,关键可能在于,一方面适当地调节一些社会机制,比如不要将就业的门槛、薪水与大学教育过分牵扯在一起,事实已证明很多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行业都与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无太多关联;一方面适当地调整受教育者的心态,如果是出于自身兴趣而读大学,就执著于此而少些抱怨,如果是出于就业考虑,就应该提早选择具有市场前景的专业。总之,我认为现在大学教育多样化,市场化,不能说是错,一切都在于置于学校之中的学生和学校之外的社会的平衡调节,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相信这种调节会越来越完善,休闲教育也会日趋实现。

金传道:这个问题不好。实际情况是,好大学还是存在的,而各类职业技术院校的大量涌现,才是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从我的经历看,三所学校(安师大、厦大、复旦)的学风都是不错的。至于中国教育的现状,专业的归专业,我不好说。

刘阳:哦,阿民来了。

马德强:这几天凉快,后天回扬州,不过那里也热。

阿民:不好意思各位,我来迟了。一位在大学教书的副教授曾对我说他现在就是生产队里挣工分的人。在他们的学校中,或者是差不多所有的学校里,个人的职称、学术研究、教学、行政工作和收入分配等等全都被一个严密的制度联系在一起,最后以一种评估的分值计算出来,这个分值就决定了他们在学校或者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了。它像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罩在头上,使你插翅难逃。个人是否有超越这个网的可能呢?不为五斗米折腰,知识分子的骨气可以发挥一下嘛!可惜,在这样体制压榨在下面的教师们连这点气也壮不起来,这个体制是严密的系统,你放弃一个环节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最后威胁每个人的整体生活。比如项目基金的问题,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来说未必就是必不可少的资金,过去的学者没有什么项目基金,却写出了很多传世之作;现在有了项目基金最多是制造出一些学术垃圾。那么,是不是人文学者就可以笑傲基金了呢?对于一批顶尖教授来说,可以做到;对于大多数正在学术上谋求进一步发展的中青年学者来说,实在潇洒不起来。第一个问题是,没有项目基金,辛辛苦苦的研究成果很难获得顺利出版,出版社现在不都是市场化了吗,而且也尝够了高校教师出书出版补贴的甜头,所以先不看书稿怎么样,首先是一句:拿钱来!第二,书出不来,那就是没有科研成果,工分达不到标准弄不好要待岗。第三,职称的评定肯定论不到你的份儿,有的学校现在已经直接规定,如果要想评教授,必须要有省部级以上的项目。第四,如果职称评不上,那么在这个体制化的管理序列中,你就处于最底层,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你的一切收入、待遇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哪怕,一个真的不在乎物质享受的人,但既然矢志于学术,总想有所成就和发展,可体制所形成的等级像官阶一样在发挥作用,同样的问题教授就比副教授有发言权,而副教授当然比讲师有权威性,也就是说没有人真正评价和估量您实际的学术成就,只看您的学术职称就有了初步印象,那么,你的学术前途究竟是系于职称还是刻苦钻研,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这样的制度还形成了一个往复的恶性循环,没有高职称,往往也拿不来重大项目,而没有项目……所以,另外一句戏言又产生了:大学教授不是在填(项目申报)表,就是在去填表的路上。

刘阳:确实。不少人很擅长拍老师的马屁,和老师搞关系不遗余力,却几乎从来没有意识没有恿气也没有能力在纯学术道路上“谢本师”,狠狠批判自己的老师,乃至超越老师。如果有人批评了他的老师,那就会仿佛抽了他自己耳光一样,将令他感到分外难受。这个人极有可能捅了马蜂窝,遭到这些忠实弟子的聚众反扑、群起而攻之。一个笑话讲,某单位办公室只有五个人,却个个是“长”,群众戏称为五官科。现在许多大学生、研究生便是不折不扣的五官科。他们会抓住机会和系里院里的老师搞好人情,铺好后路,明明没什么过硬的成果,评奖评优时也能顺手捞上一把,有的学生干部甚至有意无意隐瞒评奖评优信息,利用“职位”之便,减少竟争对手,自个儿独占。

郭小英:真的?

刘阳:你们的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分别是在哪几所大学度过的?能谈谈几所学校在校园环境、师生关系和学术风格等方面给你的各自不同印象吗?

杨彬:我的本科是在徐州师范大学读的,硕士和博士阶段是在复旦度过的。我觉得评价一个校园的环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校内环境,一是校园周边环境。就校内环境来说,略显狭仄拥挤的徐师当然远远无法和复旦相比,复旦有一种大气和沉静,让人感动留恋。然而,就校外环境而言,我更喜欢徐师,周围的戏马台、云龙山、云龙湖、放鹤亭、快哉亭、彭园、燕子楼等等,在诉说着历史的厚重与苍凉,还有学校四周宽阔爽直的大马路,感觉很舒坦。

刘阳:记得苏东坡有一篇名文就叫《黄州快哉亭记》。

杨彬:师生关系,我觉得不能从整体上泛泛而谈,更应该具而言之,因为师生关系本就是一个具体而鲜活的概念。回忆及此,眼前映现的是一张张鲜活的面孔。限于没有共同的经验基础,这一点就不细谈了,但总的来说,在徐师,或许是学校小人数少,彼此接触的机会更多,师生关系可能相对更近一些。在我个人看来,徐师的学术风格可以说是朴实中涌动着创新的激情,而复旦的学术风格则可以说是在自由中走向广博和厚重。

金传道:硕士厦门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厦大的环境很美,典型的海滨风光,建筑物也很有特色。相对而言,复旦的环境较为普通,不过光华楼的确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师生关系不好说,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风格,不能做总体判断。学风方面,复旦更具进取性,厦大则比较安逸。

苏状:我本科和硕士都是在辽宁大学读的,记得当时是夹带着一种与重点大学擦肩而过的失落情绪而走进校门的,这也是7年之后,我立志考入复旦大学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过现在,当我可以从这两种不同的大学情境中抽离出来,对这一历时10年的学习生涯进行回顾和总结时,我发现它们赋予我的东西是同样的宝贵:一个在我充满浪漫和叛逆的青春画板上“涂鸦”上了自由的生命色彩,在辽大读本的四年,我积极活跃于校宣传部、阳光剧社、舞蹈协会等社团,参与各种大型的美编宣传、舞蹈演出,当然还有爱情------虽然很难为情地说,那时自己的学习成绩并非是班上的佼佼者,但是我觉得大学生活中,学习绝不是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能挥洒激情并且能进行丰富的人生体验,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起码是很值得回忆的,毕竟青春是短暂的,而辽大相对小的学习压力,相对松的学校管制也成全了我那时的心态。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就会变得更现实、更内敛,而复旦三年的学术科研生活也契合了这种生存状态,可以说,复旦严谨、开放、广阔的学术环境使我在知识上的沉积、眼界和开拓上都取得很大进步。

李金云:回顾人生将近三十年的生涯,每一年的想法,都在变化,从懵懂到自觉的追求,庆幸人生中没有走错路,没有犯下太大的过错。

郭小英:我本科和硕士是在天津师范大学度过的。这是一所很普通的大学。当我进入这所大学时,它在天津市中心,与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毗邻。我永远记得报到后的失望情绪,我对父亲说,我想回家再高考一次。我报考的是本省的重点大学湖南大学的新闻系,那一年该专业在本省只招8人。我超过了重点线,但离湖南大学新闻系还差两分,落选后我调配到当年首次在全国招生的天津师范大学。就这样我不但没进入本省的其它重点与一般大学,而且毫无准备的进入离家三千多里的一所大学。当年的我就像一个被本乡本土的数所高校遗弃的学子,不得不踏上异地求学之路。

马德强:说得好。

郭小英:人生本来就充满偶然性与戏剧性。当初这所让我倍感失望的大学,我竟然一读就是七年。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很多学有专长的教授,有几位教授有意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本科阶段我曾对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抱有钻研的决心,但由于师范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所培养中学师资的大学,学术气氛并不浓厚;更由于自身性格的局限,我未能在古代文学方面钻研下去。

刘阳:那么,当年你们为何会选择考复旦?在复旦的三年里,你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什么?你心目中的一所优秀大学,应该具备怎样的精神呢?

李洁:自由、民主、平等。

李金云:当初选择复旦很简单的一个原因是想呆在南方,北京不是很想长久呆的地方;又想对所谓的学问能够继续追问,硕士的学习难以满足自己的灵性追求,总觉得还有更深远的世界等着我去探寻。现在回想,能够到复旦,并非完全是个人的努力与意愿,还有与班上同学的因缘推动着在那一时空中相会又分开,一切皆是因缘使然。

杨彬:选择复旦,可以说有三个理由:一是,从小就梦想着能走进大城市,在上海,复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二是,复旦有让我感动而心向往之的老师;三嘛,呵呵,因为上海离女朋友(现在已成了老婆)比较近。(笑)

金传道:呵呵。

杨彬:感受最深的或许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专业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努力追求深刻和广博。我心目中优秀的大学应该具有“自由、激情、从容、谦恭、博济”等品格。

金传道:复旦是名校,有名师,仅此而已。复旦的各种学术资源比较丰富,很适合踏踏实实做学问。好大学嘛,当然要以学生为本,全面为学生成材服务。

郭小英:2002年硕士毕业时就考过复旦,当年报考的重点不是复旦而是南京大学。当年如果争取一下,2005年可能就博士毕业了。我当时很想工作,就没有争取读博士。工作三年,我开过六门课,最有成就感的还是自己的专业课,其它课都是边教边学。接受新课是很有挑战性的,必须全身心投入。三年下来,我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加上家事拖累,我很渴望有整块的时间读读书或写写东西。什么博士待遇、职称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抱着这种几乎单纯的想法,我选择报考曾经考过的复旦博士,同时考了自己硕导的博士。同时录取的情况下,我选择了复旦,不得不放弃了跟随硕导去日本的机会,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

刘阳:强啊!

郭小英:进入复旦后,我从来就没有一种我是名校博士的感觉,只觉得时间宝贵,分秒必争。我没有想过要了上海这所陌生的城市或者徜徉上海各大校园,那不是我的目的。但是复旦雅致的校园环境、导师自由的思想却使我的行为与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与新旧朋友的闲聊中,我经常说,2005年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复旦的人文环境、自由的思想让我自觉地改变我的惯性思维,使我改变了过去从习惯、权威、既定结论的基础上考虑问题的思维模式。到复旦后,我才知道过去本来是自己真实想法的东西已逐渐被外在的习惯力量无形地压制,长此以往,失去自我以至平庸是必然的。复旦三年,思维方式的改变使我推翻许多既定的看法,包括对知识、学问、工作、爱情、家庭、自我等等问题的看法,种种看法的改变使我发生由内而外的变化。刚入复旦不久我就知道我会有所改变,我把对很多细小问题看法写进电子日记,我希望记录自己的变化,为了日后不觉得惊诧!如果有机会,我会稍作修改公布于众的!

苏状:原因很简单,一是要感受南方都市文化,一是要感受名牌大学文化。在这三年中,感受最深的就是压力大,呵呵。我心目中优秀大学的文化精神应该是自由与深厚并存,这一点复旦是具备的。

刘阳:你在外兼过课吗?从你一直以来的实际接触看,你认为当代大学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最缺少的东西是什么?

李洁:缺少真正的包容心。

金传道:兼过。吃苦精神。

苏状:兼过,不过是教外国人。我不敢说当代大学生最缺少什么,因为确切地说,我已经远离了大学生的年代,接触的也不多,现在的中国大学本科生生存状态怎样,我还不甚了解。不过,我不知道衡量这种“缺失”的标准是什么?现代大学生既然有这种标准下缺少的素质,也便有这种标准所忽视的一些优质素质。我知道我身上缺少的是什么,太多了,呵呵,在这里就不条缕了。

杨彬:兼过一点课,不然没法生活。我觉得最缺少的,或许可以说是:真正的自我和实现自我的坚韧。

李金云:真正的学问,不过求放心。《大学》开章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乃大人之学,从自我内在灵性的开发,到亲切待人。大学的教育,最终落脚点是教师本人(我)的教育吧,从做好自己开始。硕士时在外兼课。觉得当代大学生缺少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应有的认识。停留在肤浅的快乐里。

阿民:在人文气息浓郁的地方,每个人才会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才会培养出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当年的大学里流传的故事也就特别多,你可以当笑话去听,但它们难道不也体现出人的精神气象,这不也是一所学校无形资产中最宝贵的部分吗?比如说陈独秀的豪放,照相的时候脚都伸到梁漱溟的前面了,而且相片出来后,他竟然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学生回答他:这是你的脚。呵呵……汪曾祺的笔下西南联大的学生整天泡在茶馆里,竟然也能好处多多,而不是不务正业,原因有三:一是可养浩然之气,在污浊的年代中能清高自守、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二是能多读书,茶馆里出人才;三是可以接触社会。看来大学只要有一种向学的气氛,课堂究竟设在哪里并不重要。还有更逗的故事,我觉得是书呆子的智慧,这种书呆子的故事反倒让我感受到校园里的一种气氛,一种对学问的灵活运用,一种雅的讽刺而不是粗俗: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刘阳:还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皮袍下的小”,时时会不争气地露出来。好几年前,有个日本留学生打了中国学生,几个“义愤填膺”的文科生利索地从地上操起石块,勇猛地扔向留学生的窗玻璃,随着那哗啦啦一声惊破夜空的碎玻璃响,一只野兽的形象立刻在我的脑中定格。爱国是需要资格的,你以为你说爱国就爱国?当血性从人性蜕变为兽性时,趁乱起哄,借机发泄莫名的“爱国感”,都开始歇斯底里登场了,我为有这样的文科大学生而蒙羞。因为,他们的“爱国主义”其实往往是一种“隘国主义”。

阿民:一个研究敦煌学的青年后进,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还买了一火车皮的专业书,可是分配到南方一著名大学做讲师的四年里,他却很难有余钱买太多的书,直到他评上副教授又被列为学校重点培养的青年人才,这种状况才有好转。不是说让每个青年人腰缠万贯就算重视,而是这种现象暴露出学术资源分配中的极大不均衡、不公正,甚至为了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考虑就应当向青年人做必要、相当的倾斜。可是现在大学里很多青年教师在抱怨,他们就是学校抓来的民工,课上得最多,学生工作也要参与,但他们的学术发展却无人过问。人们常常慨叹当代只有著名学者而难见学术大师,很简单,目前的体制就不是为产生学术大师而准备的。因为那些在学术上业已成型的著名学者,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哪怕用金纸来包装他,他所做的最好程度不过是重复自己的过去,而那些学术思维活跃、学术热情很高并正处在人生创造高峰期的中青年学者恰恰最需要得到大力扶植,不幸的是机会常常绕开他们。别的不说,不拘一格降人才现在有几个大学能够做到?三十六岁的陈寅恪1925年归国受聘担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的时候,除了游学海外的经历,不但连学术著作、职称一概没有,就连一张大学毕业证书都拿不来。不能说清华聘请教授随便,与他同列国学院导师的王国维、梁启超可以说是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清华凭什么聘陈寅恪,凭的是不可量化的学问和推荐人的学术信誉。就这两样,哪个校长现在敢聘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清华这样的平台,陈寅恪是否能成为后来的陈寅恪真是难以预测,或许今天许多后陈寅恪们就这样被淹没了。还有数学考零分的钱锺书这样的学生有谁敢招进学校,那还不是天下哗然,因为按照现行制度不聘不招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人,不但合理合法,还是不徇私情的优秀校长呢!

刘阳:彭彧,德国好玩吗?

彭彧:不好玩。

刘阳: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有来世,你们会选择做一名大学老师吗?在你的理想中,一位优秀大学老师应该是怎样的呢?

苏状:此世老师的角色还没正式进入和体验呢,不敢说来世。我想一位优秀大学老师应该是人格和学识并重。这个人格不是过多指伦理道德性的,而是指传道授业的责任和对话交流的宽容。

李洁:会选择做老师,不一定是大学的。我理想中的大学老师,要身心端正,有坚定的信仰,跨越科学与艺术两者的知识储备,紧随时代精神的前沿意识,民主轻松的师生关系。

杨彬:如果有来世,我当然还会选择做一名真正的大学老师,因为更有可能获得内在的自由和丰润,此外,可以去点燃一些心灯。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大学老师应该以塑造人为目的,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用自己的思想激发学生。

李金云:尽管目前我是大学老师,但我并没有资格做老师,我的学识望都不及格。下一辈子也许我不会再选择做一个老师,因为错误的知识传播比错误的行为更为可怕。一位优秀的大学老师:作一个求道者。如司马迁所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金传道:还没有开始做大学老师,不便评价。一个优秀的老师,不但要能够传授给学生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更需要为学生着想,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所谓师父者,师即父也。

阿民:还有在读的学生中到底有多少对这个专业有兴趣?不要说本科生,就我所了解的博士生中有相当一批人对他所学的专业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还有一批人一直在困惑自己学习这些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当初是为了换一份更好的工作,现在发现博士毕业也可能就等于失业了,所以他们更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与他们的导师一样,博士们对自己从事的专业也缺乏基本的,如果我们培养的人才全都是以这种心态来从事研究,到底该怎样估价我们的教育成就?千万不要误解,如果全中国的人都来学历史学,那也不正常。但一个国家不论各种专业技术人才需求多少,对于人文人才尊重的风气不应当被挤榨。

刘阳:非常精彩!感谢各位。最后让我们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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