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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锐欣:上海市普通话与方言关系的社会学考察
2010-07-19 20:12:24   来源:   评论:0 点击:

上海市普通话与方言关系的社会学考察 孙锐欣 [摘 要]近年来在我国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随着社会经济和地方文化的发展,方言的地位...

上海市普通话与方言关系的社会学考察

 

孙锐欣

 

 

 

[摘  ]近年来在我国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随着社会经济和地方文化的发展,方言的地位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方言不只是一个地区人们交际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人们在感情上希望自己的方言能得到足够的理解和尊重。本文对各社会群体就上海市普通话与方言关系问题做了社会学分析,认为当代中国的语言问题反映了社会正处于由关系主导型向行为主导型发展的阶段,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社会结构分派的角色和行为方式,而是愿意表达不同见解,而充分表达自己的主张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

[关键词]方言;普通话;地方文化

 

 

 

1.方言与共同语关系的历史背景

现代汉语方言众多,尤其是在中国东南部地区分布着很多特色鲜明的方言。在中国,每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从小会自然习得一种汉语方言,而汉语普通话则是通过学校教育学到的,所以确切地说,汉语方言才是人们真正的母语,但是这一事实却往往被大多数人忽视,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语言问题始终不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问题,一方面传统的中国社会属于农耕型社会,人们安土重迁,除非躲避战乱、天灾逃荒或者政府移民,很多人都是在自己家乡长期生活,少与外人接触,因而无论哪里的汉族都认为自己的方言是汉语,并以此与外族和外国的语言相区别,所以方言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客家人甚至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说法。这种心理一直持续到清末,根据赵元任的记载,迁居北京的大户人家依然对自己老家的方言情有独钟。另一方面,长期统一的政权、共同的文化传统以及汉字的超方言特性维系着各地的汉族人群,人们普遍认同高于方言的共同语的存在。邹嘉彦和游汝杰(2001)分析了汉语社区的语言使用状况,提出语言社会功能的层级性理论,为汉语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找到一个答案。

从文化传统方面看,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确立,文人必须按照中原的语音规律作文赋诗,即使是偏安杭州的南宋也是如此。在“学而优则仕”的鼓动之下,读书人自然纷纷学习官方指定的书籍,这一社会行为在各地方言中催生出“文白异读”现象,粤方言区等地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读书音系统。但是科举的力量并没有瓦解方言,反而丰富了方言的内容。近代以来,方言的系统化也有一定的进展,不但创造了方言字、规范了方言读音,还出现了方言文学作品。

从法规制度方面看,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很快就采取了“书同文”的措施,统一了各国的文字,推行小篆。汉初的《尔雅》为十三经之一,按词义系统的体例对先秦注释所作的大总汇,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词典”。那个时候,各地的方音和语汇已经有所差异,东汉扬雄的《方言》记载了丰富的方言资料。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以及传统小学的发展,学者们编写了很多以中原音为标准的韵书、字书等,但是在语言统一方面一直没有官方的律令。明清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上通行一种官话,对于这种官话的“底本”,学术界尚有南京音和北京音之争,不过,官话的存在证明较为通行的民族共同语已经产生。1728年清雍正皇帝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官话。读书人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五四前后,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统一语言、简化文字的呼声渐起,这个时期,即使是方言区的学者也在为民族共同语的统一而奔走呼号,著名人士如瞿秋白、鲁迅、赵元任等。1911年,清朝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民国成立后,1913年“读音统一会”在北京正式召开会议。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逐字审定了六千五百多字的读音,并把经过这次议定的字音称为“国音”。这就是后来所谓“老国音”。1918年,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从此,“文学革命”和“国语统一”运动开始合流。192611 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通过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宣言》第一次明确地宣告:“采定北京语为标准国语,比较地可算资格相当。”这是确认北京话为标准语的十分明确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现在的普通话的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在今天这个商业社会里,人的流动性非常强,各种各样的交往需要人们使用全民族的共同语,汉语普通话已经跟每个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了。

 

2.上海方言崛起的现时状况

统一的语言给民众带来的是便利,从各方情势来看,普通话与方言之争似乎没有必要。因为无论是否有法规政策,民众的实用主义和功力主义必然会引导人们做出适合社会发展的选择。但是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文化逐渐“觉醒”,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成为地方文化与民族主体文化斗争的急先锋,言论激进者甚至认为地方文化一直受北方文化压迫。中国的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各地千百年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张扬地方文化,以期在民族主体文化中争得一席之地。上海市连续十多年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的客商前来投资。从2001年开始,许多在上海经商的外地人和外国人腾出时间来到培训班学习上海话。他们是为了更好地在上海经商,更多地与上海人沟通,更深刻地理解上海文化。这样一股潮流被媒体称为“沪语热”。2004年以后,人们对上海话的关注更加理性,层次更高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者呼吁保护方言。

呼吁保护方言的学者很多来自方言研究领域,对方言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一个地区地经济力量强大之后,对外需要树立一种个性化的形象,而方言是这种形象的最佳选择。所以方言学者本来被压抑的情感便找到了抒发的理由和途径。学者之中,上海大学的钱乃荣教授是一个代表。钱教授是研究方言特别是上海方言的专家。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对上海话充满感情,除了研究,他还提出八大理由,倡议向联合国申报上海方言为无形世界遗产。

(二)文艺界呼吁发扬传统文化。

之所以说方言是文化,是因为人们不但用方言交际,还用方言思考问题,方言还记录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史。各地的物产、风俗、历史、文化都保留在各地方言当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自己的母语——方言。而普通话在文化上的苍白确实是推广普通话的难点。文艺界利用自身方言与乡土文化结合紧密地优势,为方言崛起提供了动力,各种戏曲和曲艺形式受到更多的关注。文艺界的代表人物首推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沪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马莉莉。马院长的观点有些激进,她认为“限制上海话是‘族群歧视’”。她说:“保护上海话,并不要求所有人都讲上海话。我们只希望能给上海方言更多的舞台,更多的生存空间,让上海话领着上海的地方文化一代代延续、发展。”

(三)教育界步步紧跟。

中小学教育的对象就是本地居民,地方文化“觉醒”不可能绕过这一阵地。由于教育部允许各地学校根据国家的教育目的和地方的教育要求,由学校教师对本校的环境因素和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分析,针对本校学生进行编制、实施、评价的课程。这就为地方文化教育提供了发展空间。目前上海在语文课中增加了上海话的课文,在正规教育之外,一些方言培训班也逐渐增多,但是参加培训的主要是外来移民,他们为了融入当地社会急需学习当地方言。值得一提的是200611月在深圳召开了一个只有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与会者讨论了上海话的拼音问题,为开展规范化的上海话教学做准备。

(四)传媒界积极推进。

各种传媒中,广播电视是直接以语声作为工具的,在地方文化“觉醒”的过程中当仁不让,但是各种规定把他们限制得很严,所以只能开几个方言节目方式参与这场活动。如上海电台新闻频率(广播频率FM93.4MHz)、海上戏剧(广播频率FM97.2MHz)。20027月上海电台新闻频率重新恢复了上海话节目“阿富根”,但演变成了更宽泛的用沪语谈天说地栏目,颇受欢迎。据新闻频率总监袁晖介绍,“阿富根”收听率位居所有节目前列,最大收听群为55岁以上的本地中老年听众。

(五)政府冷静决策。

18431117日上海开埠,此前上海县只是一个方圆9里的三级小县城,如今的上海是一个享誉中外的国际化大都市,期间,外来移民为上海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也为上海话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现在的上海话只有5个声调,数目明显少于周边吴方言,游汝杰(2006)认为这是移民对方言的影响。上海城市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离不开移民,过去的移民来自周边的吴方言区,现在的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将来的移民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上海不是吴地的代表,而是中国的代表,因而也不必以本地的吴方言限制自身的形象,而推广普通话对上海在国际社会树立形象更有意义。

对于“沪语热”,上海政府还是比较冷静的,决策合理并有前瞻性。2005913日,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世博会语言环境建设”国际论坛召开,与会人士认为上海世博会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是进一步推进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契机,因此推广普通话是“上海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同时应当采取的语言发展方略”。

(六)民众理性选择。

人们对语言的态度越来越理性了,市场经济效率优先,为了高效地工作,要尽量减少语言障碍。随着普通话教育的普及以及国家语言政策的实行,以及大量外地人才的涌入,说好普通话逐渐成为一种体面的事。另一方面,本地人对上海话的自豪心理已经平复,与十几年前相比,人们崇拜上海话的心理倾向已经大为减弱,会说上海话也不再是在外地人面前炫耀的资本,人们更关心上海话的体系是否完善、语音是否规范、词汇是否恰当,语法是否正确等等。

 

3.问题讨论

3.1.语言本体分析

根据结构主义的理论,语言是人们用以交际的符号系统。就语言本体研究而言,结构主义的观点廓清了语言研究的领域,开辟了20世纪语言研究的新征程。但是如果以丰富多彩的社会为背景,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就会发现,语言不仅仅是人们交际的工具,更不是简单的符号系统。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正是因为语言可以言说,我们才能够知道当下和过去的存在,才能够预见未来。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开阔了人们的思路,语言是我们的“家园”,那就应该管好这个家园。而方言是共同语的地方变体,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依靠统一的政权或文化传统维系在一起,各个方言的发展方向就是向共同语靠拢,而从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来看,因为普通话的历史并不长,其标准经过多次调整,普通话与官话的关系尚在争论当中,所以普通话的文化承载力不足,直接表现为一些方言区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往往用方言材料充实作品。所以,我们的“家园”就是我们的方言。由于普通话在短时间内难以吸收全部汉语方言的文化信息,所以在汉语方言区内普通话和方言的斗争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3.2.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虽然结构主义语言学不考虑语言的外部环境,但是这并不等于不能考虑,问题是该如何考虑。如果把语言仅仅看成是一套符号系统,那么推广普通话就是用普通话的系统替代方言的系统,这是现在导致方言语普通话争地位的原因所在。不过我们不难发现,每个生活在方言区的人都会根据不同的语域调整自己的语码,以便得到最佳的交际效果。这说明方言和普通话是共时的社会存在,它们各自的分工不同,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作用。看来,方言的地位问题并不难解决,它有存在空间,也有存在的理由,

3.3.社会结构分析

根据前述上海方言崛起的现时状况,可以明显划分出政府以及政府之外的其他群体两个阵营。政府一方的决策是冷静的,为语言问题在上海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考虑到现实的需求,允许在中小学教育中融合一些乡土内容。

政府之外的其他群体的行为方式不同,旨趣迥异。学术界着眼于学术和教育,因而考虑语言本体的问题较多,有时候不能顾及其他方面的感受,但是他们的工作客观上推动了上海方言的系统化和科学化。文艺界的行为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不受灭顶之灾。因为戏曲艺术的受众越来越少,保护方言也就保护了戏曲本身。而传媒界开办方言节目,本质上是吸引受众,追逐利益,但是客观上为方言文化的传播作了贡献。而普通民众是其他各方博弈结果的承担者,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深入了解和分析民众意志是尚需解决的问题。

4.结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等日常的基本需求,然后才有精力从事政治、宗教、艺术等精神层面的活动。当前的地方文化“觉醒”是由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多种原因促成的。从经济方面看,一些地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地方优越感增强,终极目标依然是发展经济,因为发展地方文化是经济再发展的保证,通过与众不同的文化树立形象,经营品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从政治方面看,中国的政治环境日益宽松,人民的民主意识渐趋成熟,他们有表达自己心声的意愿。从文化领域的情况看,与文化相关的问题历来讨论得最多,正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的狂欢”。这些原因导致了地方文化的“觉醒”,但是各方的旨趣迥异,支持提高方言地位的各方没有形成“统一战线”,而支持反对者却缺乏有针对性的回应。根据韦伯的社会行为理论,这些社会行为兼有“价值合理的行为”和“感情的行为”的特点,但是不能达到“目的合理的行为”的高度。

结合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看待普通话和方言的矛盾斗争:现象背后的历史原因就是中国主流文化历来强调大一统,然而几千年来文化方面始终存在地区差异,为了追求表面的一致性,官方的文化一直轻视地方的特色文化。不过,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强烈要求地方文化发展,大一统的文化越来越无法漠视地方文化,仿佛纸包不住火。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事件本身表现出我们的社会由关系主导型向行为主导型发展的动向,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社会结构分派的角色和行为方式,而是愿意表达不同见解。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2004725日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杨光在第八十九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说,中国推广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只有充分表达各种意愿,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通过对上海市普通话与方言关系的社会学考察,可以发现社会进步的进程,这让我们更有信心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

 

 

参考资料:

[1] 陈海燕. 上海市政协委员马莉莉认为限制上海话是“族群歧视”[N], 申江服务导报, 2005-11-02,(B4)

[2] 吉登斯. 社会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 罗雪挥,于长江. 方言濒危[J]. 新闻周刊, 2004.(30),56-61

[4] 王理嘉. 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M]. 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3

[5] 沃特斯. 现代社会学理论[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6] 游汝杰. 上海话在吴语分区上的地位[J]. 方言, 2006.(1),72-78

[7] 张磊: 刍议我国方言文化的立法保护[J]. 太原教育学院学报, 2006.(6),127-129

[8] 周玉忠, 王辉.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9] 邹嘉彦, 游汝杰. 汉语与华人社会[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10] 邹嘉彦, 游汝杰. 社会语言学教程[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点评1

孙锐欣的论文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语言政策应该怎样对待方言地位以及它的作用。

解放以后,百废待兴,为了尽快普及文化、普及教育、实施国家的政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就成了国家最重要的语言政策之一。这个语言政策的实施,对于推动我国的现代化与各项事业的发展,意义极其重大。

但是,在这个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偏差,甚至有些过左的行为。例如,有些地方把推广普通话理解为消灭方言,在一些学校里甚至对课外说方言的学生作出处罚。在许多场合出现严重的方言歧视现象,“说普通话,做文明人”的口号,似乎给人一种印象,说方言就不是文明人。于是在央视节目的一些小品中,说广东腔普通话的角色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说上海腔普通话的角色尽是一些吝啬小气的酸文人。说方言的人竟然都是这类不文明人,其导向自然就是消灭方言。

出现这种偏差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不懂得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文化的多元是与语言多元紧密相关的。我们很难想像,用普通话唱的苏州评弹、越剧,将会是怎么样的艺术效果。所以说严重点,消灭语言,实际上就是在消灭文化。我们这个多彩多姿的地球上,如果其他生物都没有了,只剩下了人类,人类会感到多么的寂寞。同样的,在中国的大家庭中如果以后只能听到一种方言,只能听到用一种方言唱的歌,演的戏,说的曲艺,在文化上是不是太单调了点。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呼吁抢救濒危语言的原因。

语言是交际工具,又是信息与文化的载体。我们的语言政策就要充分照顾到这两个方面。从交际功能考虑,我们必须要大力推广普通话,有了共同语,互相之间才能够方便地交流。从文化载体考虑,我们又必须让方言有存在的空间,让以方言为载体的文化得以生存,发展。

实际上,国家行政领导对语言的认识也不断地在深化,近年来国家语委开始强调语言是资源,所谓的资源既包括交际功能的资源,当然也包括文化的资源。

孙锐欣的这篇论文,正是向我们指出这个问题的的严重性。

(点评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潘悟云教授)

 

潘悟云简介: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负责人,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中国语文》、《语言研究》、《语言科学》、《民族语文》、《语言学论丛》编委,《东方语言学》主编。主要著作有《温州音档》、《汉语历史音韵学》、《潘悟云自选集》等,译著有《修订汉文典》、《原始汉语与藏语》、《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等。曾应邀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圣地亚哥分校、威斯康辛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捷克查理大学、瑞典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等作学术合作研究和学术访问。   

 

点评2

孙锐欣的论文对方言和普通话关系的历史发展和当今状况作了概括和客观的阐述,对成为近年来的争议热点的如何对待上海方言的传承,所概括的六点反映了各个方面的态度和现实情形,其中不乏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论文精华部分是第三部分的讨论,作者从社会学分析出发,寻找上海方言问题近年来成为争议热点的深刻的时代背景。结论部分尤其值得一读,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探索地方文化“觉醒”原因,再用韦伯社会行为理论分析现状,最后归结为事件本身表现出我们的社会由关系主导型向行为主导型发展的动向,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社会结构分派的角色和行为方式,而是愿意表达不同见解,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进程,从而说明了建设和谐的语言文化生活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的必要性。这个结论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点评人:上海大学中文系  钱乃荣教授)

 

钱乃荣简介: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上海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原中文系主任。现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上海语言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诗词学会理事,上海民俗学会理事。上海语言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著作有《上海方言俚语》、《当代吴语研究》、《上海话语法》、《酷语2000》、《上海文化通史·语言篇》、《上海话大词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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