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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开垒:巴金传[13]:卢梭像前
2010-07-19 11:35:01   来源:   评论:0 点击:

    第四节 卢梭像前 拉丁区的这家旅馆,它的好处就是附近有个卢森堡公园。虽然季节已经到了三 月底四月初,公园内还是草枯树秃...
    第四节 卢梭像前

    拉丁区的这家旅馆,它的好处就是附近有个卢森堡公园。虽然季节已经到了三
月底四月初,公园内还是草枯树秃,行人稀少。原来巴黎的春天姗姗来迟。尽管如
此,尧棠还是每天上午来这里散步,他觉得它比充满着煤气和洋葱味的旅馆五层楼
宿舍,空气要新鲜得多了。他有时也拿一本书坐在这里的椅子上看,更多的时候则
在这里踱步深思。公园的人不多,偶有三三两两的法国孩子进园内来玩,看见他,
总指指点点,在背后喊:“中国人,中国人,”这使他更加感到身居异国,寄人篱
下的寂寞。
    他仍不时想念他的两个哥哥。他给他们写信,总是诉说着自己的寂寞和孤独。
大哥来信告诉他成都家中经济虽还不曾宣告破产,但面临十分拮据的困难局面,已
很难给他经济上的支援。在赴法前夕,大哥曾和尧林、尧棠说过,把家中的田卖了,
兄弟各人可分两千元钱。尧棠动身时,大哥寄给他八百元路费,就是这二千元中的
一部分,后来又寄来七百元,此后就再也没有寄了。他只好仍在夜校补习法文,有
时也到大学作旁听生,白天则多半在旅舍狼吞虎咽地看书。一到黄昏,他有时从屋
子里出来,也到附近几条街上走走,那时商店门都已关了,街上的行人也不多。他
仰头四望,常感到自己好像被关在一道无形的门外,无法了解这个城市究竟有多少
宝藏,多少双热情的手,或者多少颗冷酷的心。他觉得自己对它什么部不了解,都
十分陌生。
    眼前他看到的,只是下过雨的潮湿的路面,和好像在燃烧似的泛红的天,以及
像两块墓碑一般高耸着的圣母院的钟楼,并听到它悲鸣似的钟声。偶然也有几个行
人在他身边走过,那是些穿着破旧衣服的工人和穷学生,以及头颈上套着狐皮围巾
的中等人家的夫人和小姐,他们大多沉默着低头走路,偶然也有哼着低沉的悲叹调
慢慢走着的,这景象使拉丁区的黄昏街头,增添了更多的哀愁。
    尧棠经常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踏着快步走去上夜校,回来的时候,一般总在晚上
11  点钟以后了。那时街道更加静寂,一盏盏装着煤气的街灯,更加零零落落,更
加黝暗,天在下着无声的细雨,他一个人走在国葬院(也就是先贤祠)旁边的一条
路上。那里有一座卢梭的铜像,这个被托尔斯泰称作“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
曾经填补过历史上长期空着的平民思想家席位的伟大哲人,他的形象深深地吸引着
尧棠。他读过他的《忏悔录》。卢梭作为一个平民知识份子,既自信又自重。他厌
恶巴黎的繁华和高贵的等级,鄙视上流社会的特权,无视专制主义的淫威,甚至拒
绝国王的接见和赐与,全心全意地卫护着人的尊严。他生活贫困而知识广博,物质
享受微薄而精神世界丰富。他追求真实,不惜袒露和忏悔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他的
心灵像晴空一样纯净;而高贵的上层社会,他们千方百计装腔作势,把自己打扮得
道貌岸然,却把不可告人的罪恶隐藏起来,其给果却只能造成他们的内心永远恶浊,
如肮脏发臭的阴沟。
    尧棠经常走到卢梭铜像前,望着那个拿着书本和草帽的巨人形象,情不自禁地
去抚摩那冰冷的石座,犹如去接近自己所敬爱的长辈,站在他的膝下,向他诉述自
己的寂寞和悲愤。卢梭对封建统治者和上层社会的无掩饰的反抗,终于被自己的国
家驱逐出境,这与尧棠少年时代反对封建礼教,在祭神前不肯下跪磕头,看不惯长
辈中间勾心斗角,忍受不了他们对年轻一代和婢仆的摧残迫害,终于毅然决然离开
封建大家庭的经历,有很多相通之处。
    国内传来消息,革命形势发生严重变化,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武装
政变,国民党宣布清党,工人纠察队被缴械,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大批共产党人和
群众遭到捕杀。这使尧棠更加想念祖国,想念亲人,日夜牵挂着祖国正在进行着的
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而使他感到意外的是,某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时
候,竟与国民党反动派站在一起,甚至联名发电“护党救国”。特别使他失望的是
那个曾到轮船码头来为他出国送行的朋友,竟在上海与李石曾等人合作办起一份《
革命》周报,还写信给他向他约稿。
    尧棠立刻回了封信,说你们与反对革命的人合作已经堕落了,从今以后绝交,
至于写稿更不用提了。
    尧棠站在卢梭铜像前,为国内形势感到焦急。他由悲愤而转入沉思,由沉思而
禁不住口中喃喃说着话,“真理是压不服的,妄图依靠刀枪来镇压革命,纵然伏尸
万万人,流血万万步,也是没有用的,理想是杀不死的……”他觉得共产党人李大
钊勇敢地走上绞架,临刑慷慨申辩,是个伟大的殉道者,值得钦佩。
    那晚,他回到旅舍,把自己想的都写成文章,其中一篇题目便叫做《理想是杀
不死的》;另一篇题目是《李大钊确是个殉道者》。为了与那些和国民党合流的无
政府主义者诀绝,他又在几天以后写了《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同情国民党的护党》等
论文。这些文章后来都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平等》杂志上发表了。富有正义感和
以人道主义思想作基础的尧棠,通过这次革命流血的教训,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认
识,从这时开始逐渐清楚。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就没有严密组织,更无严格
统一的党章、党纲,在这个时期,也逐渐分化,各人走各人的路。他们有的投靠了
国民党,有的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终于成为共产党人。对尧棠来说,只是增强了
孤独感。只有在卢梭铜像前,他才得到一些安慰。他虽然在十七岁时就开始自称是
无政府主义者,也曾翻译过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和传记,但他从未整体地接受
过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特别没有宣扬过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实质,即要求
恢复使用旧的生产工具和维持旧的所有制及生产关系。即使在法国时期,在这个国
际无政府主义发源地和昔日的无政府主义者集中避难所,为尧棠所一直追求称颂的,
也只是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者为革命而勇于牺牲的殉道精神。
    面对着国内反动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屠刀,尧棠在这个时期特别神往于对反
动统治者不屈反抗的英雄形象。他对李大钊的就义作了热情歌颂以外,还从现代世
界史料中收集了大量的各国殉道者(其中许多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悲壮事迹。这些
英勇的牺牲者动人的形象,日日夜夜在他的脑海里沉浮,他禁不住为他们流泪。
    有一天晚上,他站在卢梭铜像前,忽然想起了白天在研读现代史过程中,所发
现的1886  年5 月美国芝加哥工人领袖的殉道事件:美国芝加哥工人因为要求实行
每日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罢工,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发生了爆炸事件,说有一个
警察被炸死。接受了三百个大资本家十万元贿赂的芝加哥法庭,把八个与炸弹案毫
无关系的“罪人”,分头逮捕起来,并即判成了“制造杀害罪”,说这些被告在演
说和著作中的语言,促使那个至今在逃的不知姓名的人来杀害那个警察。他们把许
多宣传无政府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小册子、传单、报刊都作为杀害警察的罪证。当年
八月,他们把八个“罪人”中的七个人,判处死刑,另外一个尼伯,也被判了十五
年徒刑。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mpanel(1);</script> <script src="/js/mpanel.js" type="text/javascript"> </script>    尧棠深为这个案件中的被告们在被判刑后留下的不朽遗言感动。
    “我在这法庭上的讲话,如像一个阶级的代表向另一个阶级的代表发言。”第
一个演讲的是司柏司,他原是《劳工新闻》的负责人,他的声音坚定有力:“正如
五百年前威尼斯人发利里在法庭上受审时说的‘我的辩护就是对你们的控告,我的
无辜受刑,就是你们的历史!’今天同样如此,州政府无法证明我和炸弹案有关,
却判我以罪,这就断定你们在谋害我,我现在控告检察长和警察长是凶恶的谋杀犯!”
第二个发言的是迭瓦伯,他说:“现在的社会制度不是在天天杀人吗?
    未成年的儿童被迫干活,妇女们操劳过度而送命,却从未见有法律保护他们。
    芝加哥几万工人,挤在一个暗屋里,孩子跟着父母同吃猪狗食,死婴遍地,瘟
疫流行,而富人高楼大厦,丰衣美食,还要饱暖思淫欲。这样的社会,不就是人吃
人的社会吗?”排字工人斐失儿说:“我虽然参加了那天大会的布置工作,但炸弹
案与我毫无关系。我从未犯过罪,然而我知道有个人快要犯杀人罪了,这就是检察
长格林奈尔。”林格是殉道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只有二十一岁,是个德国籍木工,
还能制造炸弹。但那天炸弹案与他无关,而且他并不在场。他说:“你们有什么证
据来证明我的罪呢?你们说我蔑视法律和秩序,其实真正蔑视法律与秩序的倒是你
们的警察。我向你们宣告:对你们,我赞成使用武力。当你们把我们绞死,千万人
会来向你们掷炸弹。现在绞死我吧!”实际上,林格并没有上断头台,在执行死刑
前一日,他就在囚室里用一颗炸弹把自己炸死了。
    资产阶级没有能够使林格受绞刑,他们自己却为林格的自杀而丧了胆。
    另一个发言的是在1872  年离开德国来到美国生活的工人恩格尔。他原来以为
美国是自由乐土,一心向往自己能成为这个共和国的公民。但一踏上它的土地,他
才发觉事实并不是这样。他说:“我发现在德国社会里看到的罪恶,美国也有。这
就是我为什么要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原因。我在工厂里结识了一个同伴,他向我
讲了科学的社会主义逻辑,他说:只要机器原料等仍是资本家私有,并得到国家保
护,那么要靠我们的双手劳动来维持生活,那是不可能的。我这才知道美国的‘自
由票箱’是一种美丽的神话,只要工人在经济上仍为奴隶,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能
自由的。”柏尔森司是最后一个发言者,他的发言长达几小时,最后他说:“我以
为凡是自然界的富源,凡是社会上的财产,凡是文明的财物,都是历代劳工的成绩,
应该属于人类全体,永远归大众享用。……你们以为使我们上了断头台,社会运动
便终止了吗?呵!恐怕不至于如此吧!随着你们对我们的判决,将是美国与全世界
人民对你们的判决,这个最大的判决,必将揭出你们的不公,替我们伸冤的。”在
断头台上,柏尔森司极其安静,他的双眼向上望,注视着远处。接着,他又以责备
和诚恳的眼光望着台下的人们,他说:
    “美国人允许我谈话么?执行官马曾,让我来说话:让民众的呼声起来吧!
    ——”这时执行官受到行刑的号令,于是,在几分钟后,芝加哥的殉道者便一
一离开他们眷恋着的关怀着的世界和人群了。
    这些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牺牲的人们,他们临刑前的动人情景,深深印在尧棠
的心中。他在白天把这些史料整理成文,还在文章中写上自己的感叹:
    “以这种至仁至勇的态度而就死刑的,古今来曾有几人!”到晚上,当他路过
卢梭铜像前,又不免想起这些殉道者,觉得他们的精神,与卢梭彻底蔑视上层社会
的高贵等级,要求恢复人与生俱来的平等自由的权利的意志,是完全相通的。当年
的美国芝加哥这一案件,由于殉道者朋友的请求,经过六年复查,新任的州长阿尔
结尔德经手,终于发现当年法官受贿枉法的真相,证明当时警察用枪射击群众的举
动,就是一种极大的罪恶,这样,他们不得不替殉道者平了反。
    尧棠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歌颂,大都是为一些为理想而牺牲的人们的献身精神的
颂扬,出发点很大部分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理想的内涵。当时他还把法国的三
个理论家的著作,归给出下列几点为无政府主义者所具备的条件,那就是:“富有
正义感和反抗精神,热爱自由,有纯正的品质和敏锐的求知欲及好奇心;举止庄严,
生活朴素,能刻苦用功;能含笑受刑,相信殉道可以拯救人类。”尧棠认为“从这
几点,至少可以知道无政府主义者是怎样的人了。”他对无政府主义者下这样的结
论,当然反映了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确有一些道德高尚、富有正义感和反抗精神,
并勇于殉道的人。但是这样的绪论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尧棠当年对无政府主义
的认识有一定片面性,甚至可以说,他所理解的无政府主义,和当年某些自称无政
府主义者的青年一样,他们所信仰的东西,实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因为
身在封建札教压迫之中,一种迫切需要自由解放的心理,正碰上比共产主义思想更
早输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这就使当时许多思想进步的青年,与它给了不解之缘。
尧棠在出国前所写的二十几篇政论,和到巴黎以后所写的一些文章,很多地方都以
无政府主义者自居,并不停地谈到无政府主义,奇怪的是他从未接触到无政府主义
根本性的实质问题。这就是对于所有制关系的态度。十九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曾以
厌弃工业革命,主张丢掉蒸汽机、纺织机,向往回到手工业劳动时代为其特征;他
们的一些先驱人物甚至还幻想农村实行公社理想化,企图把空中楼阁的“农村乐园”
搬到现实世界,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
    而尧棠的言行和作品中,从未流露过这方面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共产党宣
言》中所指出的具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本质,而尧
棠所虔诚地信奉着的“无政府主义”和他所表示一再崇敬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的事
迹,倒是大部分与卢梭式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行为十分契合。
    在有些问题上,尧棠也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存在着严重分歧,甚至不惜
展开公开争论。当时他寄给国内一家刊物上发表的一篇叫《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
》的文章,是写给一个当时尚未见过面的无政府主义者李太一(笔名唯一)的一封
信,信中说:“我不赞同你们所说,无政府党人以杀害特权者为义务的话。无政府
主义者所反抗的是制度,而不在个人。制度不消灭,杀了个人,也无用的。……你
把个人看得太重要了,社会革命之不能即时实现,并非由于某几个人之私意所能决
定,这是受物质条件之限制的……
    暗杀有时反能妨碍宣传。如梭克逊的刺杀麦坚尼,布斯之刺杀林肯,结果对于
主义之宣传并无丝毫的利益,反引起了一般人对于主义之厌恶。”尧棠对暗杀问题
的看法是很明白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写他的第一本小说《灭亡》,并描
写了主人公杜大心,以暗杀手段从事革命,终于导致灭亡。他既同情死者的献身精
神,又否定了他所采取的盲动手段。
    尧棠的“无政府主义”,始终是在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里打兜的,也就是
说,他始终站在卢梭铜像前,喃喃地说着话,而这些话的意义他说自己有时也不懂,
其实正是站在他面前的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是他把“十八世纪的
良心”交给了这个中国未来的大作家。
    巴黎,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国际上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曾在这里避难,尧棠在
这里结识了一些人,但是他还是经常感到寂寞,和他最合得拢最相契的,还是这个
站在先贤祠广场上的巨人。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某些地区许多人为饥饿而哭,某些地
区又有许多人在被任意屠杀,他几乎每夜都伏在卢梭铜像前,诉说着自己的绝望。
听到圣母院沉重、悲哀的钟声响了,他才离开这里,向热闹的圣密雪尔大街走去。
那时他不想到谁的地方去,也不想和谁说话。他只是随便散着步,他看见了不少人
和物,许多朴素而愉快的面貌在他的眼前过去了,接着又有不少忧郁的被工作与生
活摧毁了的面貌迎上前来。
    在他的耳边响着从咖啡店传出来的音乐,笑语和歌唱,同时他也听到一些悲哀
的谈话和诉苦。他并不厌弃这个城市,他觉得它并不坏,但是他感觉到它对他是既
亲切又陌生的,在它这里找不到自己所要求的东西。他觉得这里的每个人、每间房
屋都他感到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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