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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开垒:巴金传[8]:生活道路上的微光
2010-07-19 11:31:56   来源:   评论:0 点击:

第八节 生活道路上的微光 尧棠的性格变得忧郁起来,他经常落在沉思之中。这样的性格,显然不是先天 所有,因他父母都是开朗乐观的人...
第八节 生活道路上的微光

    尧棠的性格变得忧郁起来,他经常落在沉思之中。这样的性格,显然不是先天
所有,因他父母都是开朗乐观的人。但父母的死,确实影响了尧棠,他感到失去了
爱。尤其在祖父去世后,看到了家庭中的倾轧与争吵,在封建礼教背后的虚伪与欺
诈,更使他觉得孤独。他逐渐意识到这个家对他来说,并不是爱的天堂,而是一只
囚禁小鸟的牢笼。祖父死了,他既悲哀,又感到解放,因为再也没有人管住他了,
虽有二叔接替祖父企图继续统治这个封建大家庭,但没有人真正甘心屈服于他的权
威。就在尧棠考进外国语专门学校不久,他从华阳书报流通处一位姓陈的朋友那里
得到一本克鲁泡特金在瑞士亡命时写的《告少年》的节译本。那书的后面印有“天
下第一乐事,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字样,他专心致志地看起这本书来,很快被这本
文字简沽、语言生动、感情激越的小册子吸引住了!他的心顿时明亮起来,觉得自
己一直想说而又不知道应该怎样说的话,全让这个作者说尽了!他在几个晚上反复
地读着,又流泪,又微笑,竟不相信天下竟有这样一本好书。
    《告少年》虽然不是克鲁泡特金系统地阐述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著作,但它确实
灌输了克鲁泡特金关于“到民间去”的一贯思想。克鲁泡特金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受当时风靡一时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曾放弃了他的亲王身份在宫廷中的锦绣
前程,而到西伯利亚服役,经历了五年艰苦生活,体会到改造社会的途径只有革命,
因此在同他哥哥通信时,曾发出“人民一旦起来,哪怕是只用镰刀做武器,他们也
会能有作为”的壮语。在《告少年》这本书中,他对医生、科学家、律师、工程师、
教员、艺术家的职责作了分析,他认为这些专家如果要把工作做得出色,对人民有
所贡献,唯有“亲自到民间去”,积极参与改变私有制的社会革命。他说:“社会
革命会把一切奴隶制度完全破坏,会把一切镣铐打断,会把一切旧传统完全打破,
给人类全体开辟新天地,到后来就会使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博爱实现
在全人类社会里。那时候,人人都有工做,人人都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人人都
能尽量发展他们的能力;大家终于能够过着合理的、人道的、幸福的生活了!”克
鲁泡特金的思想,在俄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解放运动中,在摧毁旧制度旧秩
序过程上,是起过推进作用的;但他把农民革命看成是一场社会革命,并认为在消
灭现存制度的同时,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认为这样的社会将是无政府状态,
那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完全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当然,在《告少年》的节译本
中,并不曾阐述这些方面的理论。而它煽动性的语言,号召青年到民间去,联合
“一切受苦受罪受人侮辱的人”“像大海大洋一般”去冲破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旧
制度,要叫“一切暴君都会跪倒在我们的脚下”,却使十六岁的尧棠兴奋得几乎不
想睡觉。他好像从母亲身上所受到的教育:“爱一切人,不管贫和富;要同情那些
境遇不好的婢仆,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从轿夫老周身边听到的话:“人要
忠心,要真实”,从《说岳全传》。《水浒》等小说以及《古文观止》里类似《报
刘一丈书》等文章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正义感,一下子都被唤
醒了。他觉得《告少年》这本小册子与他过去从母亲他们那里所感受到的那些思想
是这样相近,而《告少年》所描绘的未来,却是以前所不曾听到过,或读到过的。
他把这本小书放在枕边,认为自己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
    他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罪恶都会马上消
灭”。他下定决心要为这种伟大的事业献身,但不知应该怎样走上第一步,于是产
生了想结识一下与这本书有关的作者或译者,但是书上署名只有“真民”两个字,
不知和他怎样联系,而出版单位又没有通讯地址。有人告诉他,这本书是《新青年
》杂志社翻印的,而《新青年》这时刚开始成为他日常阅读的读物,他联想到这个
杂志曾热烈支持过“五四”运动,还读过这家杂志主办人陈独秀写的文章,禁不住
拿起笔来,把自己读《新青年》这本刊物后的激动心情向他表白出来,要求他能指
引方向,走上奋斗的道路。这是尧棠出生以来写的第一封信,用的是刚时兴的白话
文,当然还脱离不了有些古文字句的影响,因为他在学馆一直用文言作文的。但在
信中,从他那谦卑的孩子口气,完全可以看出他是这样幼稚,这样热情,又怎样天
真无邪。信寄出后,他天天盼望着从北京来的回信,但是这位一年以后就发起组织
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可能因为工作忙,或者由于给他写信的
人多,竟没有给尧棠答复。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也许有人会想,
如果陈独秀写了回信,给了尧棠鼓励,尧棠也可能以后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这样
将更有利于尧棠的思想发展。这样的想法也许是正确的。一个人活着,机缘无疑是
很重要的,但更要紧的恐怕还是本人不间断的努力。对尧棠来说,事实证明:陈独
秀有没有给他复信,并不妨碍他后来成为世界性的作家。当然,在当时,尧棠等待
他生平写的第一封信的答复,心境确实是很焦急的。他不免惶惶然,或者说有点失
望,但是他并不灰心。他立刻又抓住了另一个机会:在上海出版的《申报》上,他
看到一则广告,说可以索取一本叫《夜未央》的新书,是波兰作家廖抗夫的作品,
只要寄邮费去就可以。
    尧棠便按着广告上的地址寄去了邮票,书很快寄来了,原来是一个剧本。那时
尧棠正在外国语专门学校与同学一起排练史蒂文生的《金银岛》,演戏的劲儿正在
兴头上。《夜未央》来的正是时候,他很快把它读了一遍,才知道那是描写俄国虚
无主义党人反对沙皇罪恶统治而进行的一次英勇斗争故事。
    剧中的女主角亲手点燃了信号,通知自己的爱人携带着炸弹冲上前去,把敌人
总督炸死,爱人也随之牺牲。这样惊心动魄的斗争,紧紧吸引住尧棠。他立刻把剧
本交给同学们看,并进行了排练,大家争抄着各人的台词,一字一句的背诵,尧棠
置身其间,觉得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英雄,好像自己也在与沙皇进行着斗争。几年
以后,他在法国巴黎得到了这出戏的法国原本,读了一遍,觉得原本比译本更加动
人,并发现中译本有误译和删节的地方,就自己另译了一遍,寄到上海来,不幸的
是这部译稿竟在邮途中丢失了。隔了两年,他又在上海把《夜未央》重译,改名为
《前夜》出版。
    当时,尧棠在读了《告少年》与《夜未央》后,他完全沉浸在对未来社会的憧
憬与追求之中,觉得自己有了终生献身的事业。他从未像有些少年那样,很早就考
虑到自己与异性的爱恋问题。他也参与家庭与学校中间的一些活动,不过都是环绕
着他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时局的研究上。他与大哥、三哥、香表哥和一个堂姐,在
家里也经常一起读书,交流思想。大哥几乎每天都要从华阳书报流通处买一些新的
书报带回家来,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讨论《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所提出来的问
题,各人表述各人的想法,并介绍自己看过的文章。三叔家的六姐也订了一份《新
青年》,并在家中带头剪辫子,这曾引起一些保守势力的歧视,但是她不管,经常
与三哥在一起无拘无束地谈论各种问题。不幸的是,当他们正准备在家中组织一个
研究会,在新花园中开第一次会时,就被三婶知道了,她跑来把六姐拉了回去,并
从此不许六姐接近三哥。接着,大哥身体不好,研究会也就烟消云散。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mpanel(1);</script>     这些哥哥姐姐们在读书活动中,原都把尧棠当作小弟弟,不料他后来比他们更
进一步,走入社会比谁都勇敢地活动起来。
    写给陈独秀的信没有得到回复,尧棠又想写信给立陶宛的无政府主义者爱玛·
高德曼,因为她在北京大学实社出版的《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杂志中所发表
的文章,用煽动性的笔调,描写了她对无政府的理想境界,使尧棠受到了强烈的震
动。只是由于当时他用英文写信还有困难,所以没有和她联系。直到三年以后到了
南京读书时,才写好寄出,并收到了高德曼的回信。他虔诚地信仰了她,曾经称她
是他的“精神上的母亲”。当然,高德曼的这几篇文章,也和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
一样,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全部,它们所赖以扣动当时中国
青年的心的,是因为这些都反对旧的落后的东西。这对原来就有一些人道主义、爱
国主义和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人,其中特别是一些初出茅庐、热情有余而经验缺
乏的青少年,很自然地形成一种强大吸引力,这是不言可喻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来,
由于“五四”以后这些学识的宣传,也使尧棠懂得:地主是剥削阶级。农民养活了
地主,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贫苦、悲惨的生活。地主阶级是有罪的,他们的后代一定
要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推翻这不合理的制度,拯救工农,也拯救自己,同时也为上
辈赎罪。
    这时严酷的现实又加速了他对“社会革命”献身的决心:1921  年2 月,旧历
春节刚刚过去,严寒还不曾消退。就在这样一个时节,大哥精神失常了。
    他的不抵抗主义,在这个大家庭中不仅不能息事宁人,反遭受更多的攻击,他
心力交瘁,强烈抑制着的内心苦闷,加上他那四岁儿子的夭亡带给他的刺激,竟使
他疯了。大哥的病时发时愈。有几个晚上,他甚至到放轿子的大厅中,坐在自己的
轿子里,把轿帘上的玻璃敲碎。见大哥精神失常,尧棠十分痛苦。他憎恨这个家庭,
他觉得它好像又夺去了一个爱他的人。他要反抗,他要行动,他要把眼前的一切毁
弃,把旧的秩序制度破坏,实现新的理想,他想起在一家刊物上看到过一份《适社
的旨趣和大纲》,虽很有兴趣,但他是否参加,当时不曾作出决定,此刻便又从屋
角里把那份刊物找到,把它仔细看了一下,原来那是在成都出版的一份叫《半月》
的刊物,这个“大纲”登在第十四期上,文章是从什么地方转载来的。看来那个
“适杜”是个秘密团体,“大纲”实际是一篇宣言。这正是他眼前梦寐以求的一个
组织。尧棠的心跳动得厉害,把它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禁不住把信纸摊到桌
上,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给那《半月》的编辑,希望他们
介绍,让他参加“适社”。
    隔了一天,正通顺街李公馆的大门前,来了个客人。他衣着朴素,举止文静,
不像公馆里的常客。但看他的容貌,显然年龄已有二三十岁,决不会是李公馆少爷
们的同学。当他被迎入二门,门房里的人才知道是来看尧棠的。
    经通报,尧棠立刻从内天井跑了出来,一看却是个陌生人。未及通话,这个人
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封信,原来是《半月》杂志编辑部写给尧棠的。来的人就是这家
刊物的一个姓章的编辑。尧棠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的高兴,他要把那个编辑迎到自己
房里谈话,那编辑却和善地对他说:“还是你到我家里来谈吧,我们几个人一起谈。
信里有我的地址,还有指定的日期和时间。”他说完话,就走了。尧棠兴奋得一夜
没有睡好,第三天,就按规定的时间,到了章编辑的住处。那是间简陋的平房,但
也还宽敞,好像是单身住着。尧棠到时,房间里除了章,还有三个年龄比尧棠大几
岁的青年已先在那里。其中一个戴着近视眼镜,面貌憨厚,态度和蔼可亲,他的名
字叫吴先忧,原来是尧棠在外国语专门学校高年级的同学。他的名字大概是根据范
仲淹“先天下之忧而优”那句话来的。另外两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姓来。尧棠先
听了他们四个人的介绍,又听了他们各人毫无掩饰地表露内心感情的谈话,觉得他
们的坦率、真诚,那是在李公馆中的长辈中找不到的,就是在兄弟姐妹中也很难发
现这样倾心谈吐的机会。他们没有虚伪的礼节,没有互相提防的戒心,完全是赤诚
相见,心与心在交流。尧棠禁不住内心的激动,也把长期郁结在自己心中的痛苦、
不平、积愤和忧虑吐露出来。他觉得这些人是那样可亲,那样真诚,那样可以信赖,
好像他们都是与他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亲哥哥。
    他从他们的嘴里,了解到适社是在重庆;而在成都,他们准备另外成立一个组
织,以后要请他加入并参与工作。至于适社,他们也为他写了信,介绍他与那边的
负责人通信。后来,成都的组织果然也成立了,它的名称叫“均社”,是个与成都
的军阀统治相对立的秘密组织。从这个时候开始,尧棠就被人认为“安那其主义者”。
    尧棠在几十年以后,回顾他在那个时期的幼稚时,也曾说他在“五四”运动以
后,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惊惶失措……只要
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
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我的脑袋并不复杂,我又缺乏判断力。以前读的不是四书
五经,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说。后来我开始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克鲁泡特
金的小册子和刊物上一些文章里得来的……”当时尧棠带着幸福的微笑从姓章的编
辑家中出来,他手里拿着他们送给他的几本适社出版的小册子,如获至宝,回到李
公馆,他好像觉得自己的眼界开阔了,立刻给适社负责人写了信,表达了他那一颗
纯真的心。从这一年四月,尧棠在《半月》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从《怎样建
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个题目就可以发现:他是多么渴望人间的平等与自由
啊!在这一期的《本社社员录》中,也有他的名字,这就是:“芾甘”。这是他在
出生后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取自《诗经》里的《召南·甘棠》诗的第一句“蔽芾甘
棠”。
    从这时开始,尧棠确实有些像他的名字一样,稚嫩的小树,得到甘露的滋润,
生命有了转机,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出现了微光。这就是他在《半月》杂志社开始工
作,虽是业余的,是在完成每天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功课之后的工作,但这工作对他
说来是多么新鲜,多么有意义!而且,在从事这些工作的过程中,他与这几个青年
建立起了一种亲密无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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