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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洪治:王仰晨:巴金最尊重的编辑
2010-07-19 11:23:43   来源:   评论:0 点击:

王仰晨:巴金最尊重的编辑 作者:岳洪治 来源: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 时间:2008-01-02 10:18  在许多人看来,做一个...

王仰晨:巴金最尊重的编辑

作者:岳洪治

来源: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   时间:2008-01-02 10:18 

 

在许多人看来,做一个编辑,远不如当一名作家,更值得称赏与尊敬。年轻人说起人生志愿时,经常是开口便道:我要当作家;却绝少有人说,我要当编辑的。

一个编辑,果真要比一名作家逊色许多么?真正了解编辑这个职业的人,是不会这样认为的。据我所知,越是有成就的作家,越是对编辑的工作了解较多的人,对于编辑越是尊重。

    “是你默默地在给我引路”

    巴金先生,就是对编辑非常尊重的一位大作家。

    翻阅《巴金全集》,在不少集子的卷末,都会看到一篇题为《致树基》的“代跋”。原来,在《全集》编辑过程当中,巴老与责任编辑有过多次的通信。成书之际,巴老就挑选了其中一些,放在各卷的卷末,作为跋文发表。而这样的跋文,既是作者与编者友谊的证明,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作者对编辑的尊重。——代跋中的“树基”不是别人,正是多卷《巴金全集》的责任编辑、王仰晨的本名。

    近年来,出版了文集、全集的作家甚夥。可是,像巴老这样,把写给责任编辑的信,放在集子后面,用作跋文的,我还没有见到过。巴老素以“世纪良知”著称,他会如此尊重一个编辑,想来这个编辑必然有其非常之处。

    那么,在巴金老人眼里,王仰晨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一个编辑对于一个大作家,又会有一种怎样的影响呢?

    且让我们一起读一下,巴老于19921121,写给王仰晨的信里的一段话。

    巴老在这封充满深情话语的信中说:“我的书橱里有不少朋友的信件,其中有一大叠上面用圆珠笔写满了蓝色小字,字越写越小,读起来很费力,但也很亲切。不用说这是你的来信,我生活忙乱,常常把信分放在几个地方。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这不是什么幻想,这闪光是存在的。我明白了。它正是我多年追求而没有达到的目标:生命的开花。是你默默地在给我引路。”

    “是你默默地在给我引路”。——这就是一位大作家,对担任其书稿编辑工作的编辑、对多年的老朋友,道出的肺腑之言。

    羞以先烈之子而自矜,欣以父辈之志为己志

    非常有幸。作为王仰晨的同事,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与他朝夕相处;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使我受益终生的东西。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所在的五四文学组,从其隶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部剥离出来,与鲁迅著作编辑室合并为现代文学编辑室。我的办公室,也便从前楼的四层,搬到了后楼的二层,不久又移至三层。从此,就有了与“王仰”(称呼他时,大家总是略去他名字中的末一个“晨”字)朝夕相处的缘分,使我这个初入编辑行的小学徒,又多了一位老师。

    和仰慕以久的资深编辑一起工作,能够随时向他学习、得到教诲,这是一种难得的机缘。随着对王仰晨了解的加深,我进一步认识到,我每天见到的这位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前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老编辑,更是一位可敬的忠厚长者、一位老革命。

话,这样说,是不是有些过头了呢?一点儿也没有过头。

下面,让我们看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王仰晨的默默奉献及其闪现的高尚人格。

    19437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出了《评〈中国之命运〉》的文章。这篇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文章,是针对由陶希圣炮制、经蒋介石多次修改后抛出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宣扬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调而发。它严正而有力地斥责了所谓要把中国之命运寄托于国民党,“惟有中国国民党,他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他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的谬论。文章指斥蒋介石“抹煞了各种主要的历史事实”,对于忠勇为国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极其“忍心害理”的污蔑。——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为什么能够非常及时地对国民党在重庆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给予迎头痛击呢?这是因为,还在印刷过程中,该书的清样就已经通过曾家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转送到了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发现并完成了这一工作的,就是时任重庆南方印书馆印刷厂工务部副主任的王仰晨。

    这种革命的自觉和对于党的事业的忠勇,不仅表现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样也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王仰晨去世后,曹苏玲(曹靖华之女)在写给王仰晨之子王小平的信中,曾有这样的记述:

 

    “文革”期间,我家住在北河沿南口,你们家住在南河沿,听他说离得很近,但我一次没有去过。“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在向许广平先生索要鲁迅书信时,也派联络员白联艺等二人,身着军装,气势汹汹地闯入我家,索要鲁迅给我父亲的书信。鲁迅先生给我父亲的书信,据《鲁迅日记》记载,有292封,但几经战乱,最后仅存85封。考虑到书信的安全,父亲除暂时保留写在彩色信笺上的10封外,其余75封,已于1965年夏交许广平先生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了。白某二人未必知道这一情况,当时在我父亲搪塞下,他们说过两天再来取。白走后,我们都忧心如焚,不知该如何对付。你父亲听说后,主动提出由他将保留的10封信取走保存在你们家里,才躲过一劫,使这些鲁迅书信得以保存下来。稍后揪特务时,我父亲又被打成“苏修”和国民党双料特务,聂元梓组织的专案组在一个雪天的深夜里闯入我家,父亲被蒙上双眼捆绑而去,下落不明。母亲情急之下,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原想请做过董老秘书的一位同志转给总理,但送到红霞公寓他的住处时,才知道他也被揪出,已无法转信了。你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后,又主动提出将信交他转给邓妈妈。信交出后不到十天,我父亲就重获自由。如果不是你父亲转信,后果不堪设想。在那样疯狂的年代,遇到这种事,更多的人是避之犹恐不及,能像你父亲那样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挺身相助,需要怎样的勇气,要承担怎样的风险啊!我父亲生前提到他时总说,“是好同志啊,这样的好人难得啊。”

    曹靖华蒙难,转信给总理的路不通。危急时刻,王仰晨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提出由他把信“转给邓妈妈”。果然,“信交出后不到十天”,曹靖华同志就获得了自由。——王仰晨把这件事做成了。

    要做成这件事,需要勇气;然而,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作支撑。王仰晨怎么会和邓颖超同志有这么“铁”的关系呢?

    和王仰晨相处得久了,我才知道:原来他的父亲王景云,早年曾在商务印书馆做事,是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工人领袖。因此,周总理和邓颖超对他们一家人、对王仰晨,都是熟悉的。后来,父亲牺牲了,家庭生活陷入困顿之中,王仰晨也不得不小小年纪就到印刷厂当了学徒;艰难的生活,使他受尽了社会的欺压与凌辱。然而,从父辈那里传承过来的革命精神,却一直伴随着他成长,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名杰出的革命战士。

    羞以先烈之子而自矜,欣以父辈之志为己志。对于父辈的荣耀,王仰晨却绝少提及,哪怕有人在他面前说起时,他也总是三缄其口。

    “做一个合格的编辑”

    王仰晨曾做过《茅盾文集》和《茅盾全集》的编辑工作,与茅盾先生有着多年的交往。有一次,茅公在谈话中向他提起,自己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曾认识一位名叫王景云的同事,是当时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可惜,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王仰晨默默地听着茅公的讲述,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就是王景云的长子,不想把工作关系扩展到人情关系;他只愿踏踏实实地把编辑工作做好,做一个合格的编辑。

    “做一个合格的编辑。”王仰晨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年轻人。

    在将近二十年的相处中,我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这句话。他还说过,“要做一个真正合格的编辑,是很不容易的。”

    也许就是因为对自己早已有了“做一个合格的编辑”的定位,所以,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人推荐他到一个研究单位担任司局级领导的时候,他坚决地辞谢了。他的理由是:我不是那个方面的专家,胜任不了那个工作。若干年后,王仰晨离休的时候,仍然得到了“局级待遇”。然而,由于并没有补过“实缺”,与真正的“局级”相比,在各种待遇上的差别,也就不言而喻了。

    难道他不明白其间的轻重得失吗?并非如此。

    他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着眼点在于:一个人怎样才能够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怎样才能够为自己捞到更多的好处。当了一辈子编辑。他认为做编辑是自己最擅长的工作。而一个人只有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才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他才坚持,一定要留在自己能够“胜任”的编辑岗位上。

    这就是王仰晨做人的原则,这就是他的品格。

    平常与不平常间的人格闪光

    政治的清醒,革命的自觉,工作的忘我和为人上的谦卑自牧,既表现在平常的日子里,更闪光在许多不平常的时刻。

    重庆时期,向中央传递重要消息;“文革”时期密藏鲁迅书信、救援曹靖华等等,已如前述。而作为一个编辑,在能力范围内,他也同样做出了一般人难以做出的贡献。比较典型的一件事情,是在周总理去世之后,出于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痛恨,对革命事业、对革命领袖的热爱,王仰晨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协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即童怀周),选编了《天安门诗抄》。然而,就像对待以往做过的许多类似的事情一样,对于自己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他也并没有多么看重。

    《王仰晨与〈天安门诗抄〉》一文的作者李先辉,对于王仰晨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曾有如下的描述: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完成了《童怀周与〈天安门诗抄〉》初稿。王仰晨看后,认为可以出一本书。我说如果将来出书,就请您写序。他立即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既不是领导,又不是名人,更不是当年的‘四五’英雄,哪有资格写序!不过,我愿意帮你看看稿子。”一个月后,他约我去他家谈我那篇稿子。我一进门,他就十分歉疚地说:“实在对不起,我对你的大作动得太多了。”我接过稿子一看,上面有不少地方用红笔改过,还有一些用蓝笔写的批语。凡涉及他的内容,他大都删了,并批注道:“删去的部分希望照办!”他淡薄名利的思想品格令我崇敬。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令我感动。(《文汇报》2005721)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楼三层那个不足十平米的背阴的房间里,王仰晨一坐就是几十年。就像拧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架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直至离休,从来没有松动过、从来没有出过毛病。每天,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他总是来得最早而走得最晚;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的。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是在他的主持下出版的,《茅盾全集》、《巴金全集》等许多现代作家作品集的问世,都融入了他的心血与汗水。他用饱蘸着心血和辛劳之笔,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的发展史册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我们新闻出版界里,正因为有无数像王仰晨同志这样严于律己,默默奉献的编辑,我们的事业,才能够蒸蒸日上,不断谱写出新的篇章。王仰晨以他在编辑岗位上杰出的奉献和光辉业绩昭示世人:做一个编辑,并不比当一名作家逊色。一个好编辑,同样会受到人们的称赏与尊敬。

    每天早晨,当我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院子,当我走进后三楼那狭窄拥挤的过道,当我走过王仰晨曾在里面工作过多年的314房间的时候,总是感到,仿佛他仍然坐在那扇朝北的窗下,埋首看稿。于是,耳畔就又响起了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要做一个真正合格的编辑,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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