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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巴金:两个说真话的四川人
2010-07-19 13:02:28   来源:   评论:0 点击:

邓小平、巴金:两个说真话的四川人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9/107428/154352/9267154.html 2009-05-0...

邓小平、巴金:两个说真话的四川人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9/107428/154352/9267154.html

2009-05-0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已经见识到了三次颇有声势的对于说真话的呼唤。其中的两次都是由四川人发起。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巴金先生就是呼喊得最有气势的人之一。他说:“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真话。”

 

  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有一种“左”的思想观念依然固守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他们以绝对真理或者垄断真理的态度,干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动辄套用“姓资姓社”的框框,来束缚人们的思想,捆绑人们的手脚。这时候,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掀开了解放思想的帷幕,呼唤人们要说新话,要说真话。这一次呼唤说真话,更加具有理性和前瞻性。这真是一次具有深意,颇有深度的呼唤。

 

  21世纪初,面对SARS肆虐的灾难,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反复强调,各级政府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否则将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杂文家张心阳先生曾撰写文章指出:最高领导人以命令的口吻要求各级说实(真)话,这是难得的务实作风。然而让人说实话却要靠下命令,却又不能不说是令人深思的事情。

 

  三次颇有声势的对说真话的呼唤,有两次由四川人带头。这不能不说与四川人的火辣性格有关。著名电影演员、邓小平的扮演者卢奇在评价邓小平时说:“邓小平一直坚持说真话,不说假话。从不绕弯,也很少客套。这倒很有川东人的火辣性格。”

 

  198692,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在中南海采访邓小平时,也认为邓小平是一个沉默的人,但与外界对话时,他的语言通常很直接,一语中的。他的语言和他的做事方式如出一辙,他说话不甚讲究文采,几乎从不兜弯子,直接切入主题,解决问题,也非常干脆。

 

  1982924,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有铁腕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这次她来是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谈判的。这会一次密谈,也可以说这次谈判将是一锤定音。谈判结束后,撒切尔夫人出来时,不慎跌倒在大会堂台阶上。她的这一跤,引起了敏感的舆论界的浓厚兴趣,也仿佛在宣告,面对强硬的邓小平,“铁腕”也只能甘拜下风。

 

  在这次谈判中,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对于香港的主权归属,“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无论如何也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否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他还告诉英国首相,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据说,这次撒切尔夫人回去后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邓小平真残酷啊!”

 

  199771,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撒切尔夫人赞扬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富天才的创造。世界舆论认为,中英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好典范。几年后,美国《世界报》评选10年风云人物,邓小平被看成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人。

 

 

这个1904822生于四川广安的四川人,当他三起三落之后,站在中国的大舞台上时,的确以一种时代精神被写进了历史。他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系列关键词与他的名字相连,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市场经济、经济特区、科教兴国、南巡讲话、三个标准(三个有利于)、一国两制……一句句真知灼见为人民所铭记:“发展才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勒紧裤腰带也要搞教育”“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是一个思想的巨人。他力挽狂澜,把中国带上了一条富国强民的崛起之路,几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他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定好了一个“伟大的”基调。在这次会议上,他恢复了一条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找到了一条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立了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

 

  这个人从来都是乡音不改,这个人总是向世界面带着微笑,也只有这个人说:“我是人民的儿子!”

 

  在一个温暖的春夜,是谁点亮一只蜡烛,在一种昏眩中,去接近和抚摩一个人说出的真话和他的世纪良心。在这样的一个越来越把自己深裹、需要戴着面具行走的时代,有谁会忽然想起有一个四川人在固执地赤裸着他的内心,他的血与泪。虽然,连翻读其书都需要一种面对他的勇气。

 

  2003年,99岁的他获选《感动中国》人物。对他的颁奖词是这样说的:

 

  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地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那时候,这个人已经被切开了气管,躺在医院里,一躺就是整整六年。他说,我从此是为大家而活的,虽然,他是那么希望安乐死,早点去见他的萧珊。或许,这个灵魂已经逐渐睡去的人,会偶尔想起一个青年所说过的话语:“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今天的成都人偶尔会在百花潭公园,凝视一眼他的塑像。这个人,在这个城市是无处不在,还是渐至遥远?据说,他当年负笈求学后,一生只回来过5次。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回来了再也不离开。今天,上下班经过一条叫正通顺街的街道的时候,人们是否会想起,19041125,这条街上的李公馆新增了一名男丁,这个男孩后来被其祖父抑或是父亲取名为李尧棠,字芾甘。“尧”是当时他们李家这一辈的排行,“棠”和“芾甘”反取自诗经中的《召南·甘棠》篇:“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这句原诗的意思是说,这棵小小的棠梨树,不要去砍伐它,这是周朝有德政的召伯曾经休息过的地方。后来,“芾甘”这个名字被大家忘记,人们以另一个名字记住了他——“巴金”。

 

 

他曾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必须为别人花费它们,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道德,无私就是生命的花。”

 

  他曾说过:“在我的心灵有一个愿望: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人都有饱饭,每颗心都得到温暖。我要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让任何人落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他曾说过:“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巴金小的时候,一次帮家里的轿夫老周烧火做饭,老周说:“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很多年很多年,他都常常想起这八个字。晚年的巴金对记者说:“我几百万字的作品,还不及老周的八个字。”他说这话不是谦虚,而是他望见了一种无法抵御的苍凉,或者说永无止境的悲伤。在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树立着五座校友的铜像,依次排开分别是鲁迅、胡风、巴金、严济慈、袁隆平。这是巴金的母校,1923年底,19岁的巴金曾在这里学习,当时的校名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巴金铜像前的四个字是巴金亲手题写的,那四个字是:“掏出心来!”

 

  在他的一生中,他创作了一千万字的著作和四百多万字的译著。他是获得国际性荣誉最多的一位中国作家。1999年,国际编号8315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一生最爱的花是红玫瑰,他一生最喜爱的音乐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

 

  他说:“我一生没写什么东西,不过就写了《随想录》这一部作品。”也许他珍视这一本书,是因为那是他说的“真话”,以及他有足够的勇气来说出他的良心与忏悔。

 

  他为自己曾经的一些不该写的文章和不该做的行为而感到深深的不安、后悔和耻辱,在《怀念胡风》中,他写道:“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他的最后一篇没有完成的文章《怀念振铎》中还对他的老朋友郑振铎写着深深的歉意与内疚。对于这样的文字,已经很难说他是在检讨自己,还是在检讨一个民族。他把自己的心祭奠在了罪与罚的神坛上,以此打捞着中国人自己的灵魂和良心。

 

  在他的晚年,也许,他只做了两件事,然而这两件事都是这样沉重:“一是‘文革’结束后的《随想录》,当大多数人陷于控诉,把自己当成无辜的受害者时,巴金首先揭发的是自己;二是支持建立现代文学馆,向世人展示真实的文学史。”(钱理群语)他曾经还有一个愿望,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可是这个想法终于没有实现。

 

  2000年现代文学馆终于落成。巴金捐出15万元作为文学馆的开办基金,并把以后所得的稿费全部转赠给现代文学馆。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共计8000多册的跟现代文学有关的藏书捐给了文学馆。 

  值得一说的还有他的爱情。他的爱人萧珊曾是他的一个读者,当时在上海读中学。她比他小13岁。1936年他们在上海相识,1944年,经过8年的相恋,这对恋人在贵阳花溪结婚。上世纪50年代,他们有了一子一女,一家人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可是好日子没过多久“文革”就来了,巴金挨整,萧珊的日子也不好过。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总是在他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可是,“文革”还没有结束,她就离他而去。

 

  她的去世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他没有再婚。在他的卧室里,放着她的骨灰盒,在他的床头柜上,放着她的几部作品。偶尔,他会去轻轻拂拭它们,他会对另一个世界的她说出他所有的话。

 

  在病中,他思念最多的就是她,一次次在梦中相见,两人手拉手地痛哭,一直哭醒。醒来是漫漫长夜,他会在黑夜中呼唤着她的名字:“蕴珍、蕴珍,你别离开我……”在《怀念萧珊》一文中,他曾这样写道:“每夜每夜,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在《病中集》中,他说:“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

 

  “要是真有一个鬼的世界多好,我在那里可以和我的爱人相会。”这声音几多苍凉。如果真有一个鬼的世界,巴金要去和他的萧珊相会,也足足为之等待了33年。

 

  1969年,65岁的他一边接受批判,一边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神曲?地狱篇》,一直到19727月抄到第九曲。1972813,萧珊病故。在她病故前20多天,他才获准回家看护她。他后来在《随想录》中写了两篇怀念她的文章,情真意切,读后令人潸然泪下。

 

  “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这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连在一起。”

 

  在他百岁寿辰的那一天,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播出专题节目:《有你在,灯亮着》。巴金将冰心视作知己,晚年写信给她,“有你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放心了……”现在,这句他对冰心的赠言,被我们用来描述对他的追思与感激:“有你在,灯亮着……”

 

  2005年,101岁的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于1017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这个为鲁迅抬过棺的人,成为最后一个离去的抬棺者,这仿佛是一种隐喻。这个谢幕得有点悲壮的四川人,曾经站在卢梭像前苦苦思索,而我以为他作为敢为天下先的四川人,是其在最后,说了一次真话,说了一次没有违背他良心的话。当整个民族都在为一场灾难推卸责任的时候,是他站在那儿忏悔。这是我们无法绕过他的原因,因为他是“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

 

  而我们之所以绕不开他,还有他的有情有义,四川人爱说“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他对妻子的爱,对祖国的爱,对大地的爱,都是这般深沉。四川人一般不说爱,但爱了就会惊天动地,一往情深。他让人们想起一个有着巴人嫌疑的屈原。两者都有着苦苦的天问,两者都有着深沉的爱。在最后,正如冉云飞曾用标题《世上已无卢作孚》来向一个四川人致敬一样,我们也要以“世上已无巴金”这一句话对他做最后一次凝视和回眸,然后轻轻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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