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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友谊的永恒鉴证——穆旦致巴金夫妇四封佚函勾沉(二)
2010-07-19 14:54:37   来源:   评论:0 点击:

友谊的永恒鉴证——穆旦致巴金夫妇四封佚函勾沉(二) 作者:李方 来源:穆旦纪念网2007-12-10 高贵的忧郁 1954年6月19日穆旦...

友谊的永恒鉴证——穆旦致巴金夫妇四封佚函勾沉(二)

作者:李方

来源:穆旦纪念网2007-12-10

 

    “高贵的忧郁”

    1954年6月19穆旦致陈蕴珍的另一封信带给人们一个疑问:处在译著高产期的诗人,信中为何流露出如此抑郁的情绪?的确,此信传达的“气闷”、“忧郁”,无疑是前一封信中特殊心绪的延续,或可体认为两位友人“忧郁中的共感”。这里面有脑力劳动者、精神创作者在超强度、超负荷工作的情况下,主观世界的孤独、敏感与郁结;也有客观环境造成的影响。包括信中谈到的教育文化领域的思想改造运动,诸如“同学乱提意见”,“一礼拜开三四个下午的会”,无尽无休又无效的“检讨”等等;也包括信中涉及的工商业界的“公私合营”运动,尽管穆旦关注的并不是所有制问题,而是巴金夫妇“自己事业的依据”的荡然无存,和随之而来的出书“不便”。他为友人惋惜,也就更为自己出书得到友情相助而感恩,同时也为朋友的忧虑而忧虑,并真诚相劝,要看到“大势所趋”,“任由它去”,我们“有工作能力”,尽可以“往下走”而“走得通”。当然,善良的劝解最终被“反右”、“文革”的惨烈现实所毁灭。其实,信中也暗示出思想者的冷静:“如果非人力所可挽救,我是不会有什么抱怨的。希望你也抱着这种态度,不必希望太高,免得失望太多。”

    读到此处,我们体味出穆旦与陈蕴珍的“忧郁”几乎是与生俱来又伴随终生。世纪变迁,如何看待这种“忧郁”呢?我们引用巴金老人百年诞辰的一段纪念文字,重新审视半个世纪前信中记录下的特定时代特殊人的精神世界所特有的忧郁——

  “巴老的忧郁也是一种世纪性的文化基调,因为巴老充满敏感和良知,又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因此不能不忧郁。”

“巴老在妻子去世不久后回到家里。一次我去巴老家,听到他一个人在房间里背诗,听不懂。李小林告诉我,父亲在背但丁,背《神曲》,并说他在隔离室、在农村监督劳动时也在背。面对个人的灾难,但丁的《神曲》是不是他的精神领地呢?至少他把灾难提升了。这也正维系了一种高贵的孤独和忧郁,而它们以后一直没有在巴老身上失去过……这种精神品格对我们今天的文化氛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在今天的文化气氛中,除了暴戾的毁人欲望之外,还有大量假装欢快的成分,以至是虚假的文化狂欢,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缺乏高贵的忧郁。”②关于此信,有几点需要略加注释:《春潮》、《初恋》为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陈蕴珍(萧珊)翻译。“卞诗人”即著名诗人、翻译家卞之琳,曾为查、陈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信中所谈系卞译《拜伦诗抄》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王佐良为穆旦西南联大同班同学,著名散文家和翻译家。

 

    隔世的情思

    陈蕴珍故去了,知识分子心头的禁锢并没有解除,而“友谊”也没有被“冰冷的石门”所封冻,我们看到的是更为感人的“隔世的情思”。

    1975年11月5,巴金写信再次向穆旦致谢:“您的朋友送来您托他带的天津咖啡糖,这是蕴珍生前爱吃的,非常感谢您的友情。蕴珍逝世三年了,谢谢您还想到她。”同年127日,巴金再度致信穆旦:“蕴珍逝世前也常谈起您和运燮同志,她也没有忘记在昆明念书的那一段生活。一转眼,三年过去了。我已经把她的骨灰接回家里。她的声音相貌一直在我耳边和眼前。您上次带来的糖就是她生前爱吃的,要是她能活到现在,那多好!很感谢您亲切地谈起她。”

    1976年7月26唐山大地震,天津震灾严重。8月11巴金于万分牵挂中致信穆旦:“最近唐山地震波及京津,所说天津受灾比北京稍微重一些,究竟怎样,我也打听不出来。您的情况怎样?……总之我相信您们一定能顺利地度过这一段时期。我等着平安的消息。倘使方便,请写几句话来,让我放心。”

    此次发现的佚信,其一即为穆旦于1976815接到巴金来信后的复信。在通报平安并描述天津震情以释巴老惦念之后,穆旦又一次提到陈蕴珍生前的译著,和读者对她翻译的普希金所著《别尔金小说集》的喜爱与赞誉。这令人想到后来巴金在《怀念萧珊》中的描述:“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

    粉碎“四人帮”,穆旦与巴金相互致信期盼文艺界春天的到来。19761128穆旦致信巴老,再度为陈蕴珍蒙冤病逝而慨叹,并提及修改整理普希金抒情诗的情况。其实此前,穆旦悄悄翻译的是英国浪漫诗人拜伦的叙事诗巨著《唐璜》。

    1954年陈蕴珍买到一套“版子很好,有TMoore等人注解”的《拜伦全集》,不久便将它送给穆旦。如获至宝的穆旦对夫人周与良说:“有这部全集就可以挑选拜伦最优秀的诗篇来介绍了。”③是在被法院宣判为“历史反革命”、“监督劳动三年”之后,穆旦开始了浩繁的翻译。据子女回忆:“1962年父亲解除了管制,在图书馆留用为一般职员。这时他开始了他的最大的一项翻译计划——《唐璜》的翻译工作。白天他要劳动和汇报思想,只能把晚上和节假日都用于翻译。几年含辛茹苦,废寝忘食,到1965年,这部巨著终于译完。”

    即便是利用非常有限的属于自己休息的时间,从严酷的现实“移情”到诗境中任译笔遨游,也为时不长。19668月的一个夜晚,“一堆熊熊大火把我们家门前照得通明,墙上贴着‘打倒’的大标语,几个红卫兵将一堆书籍、稿纸向火里扔去。很晚了,从早上被红卫兵带走的父亲还没有回来……直到午夜,父亲才回来,脸色很难看,头发被剃成当时‘牛鬼蛇神’流行的‘阴阳头’。……此时他看着满地的碎纸,撕掉书皮的书和散乱的文稿,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书箱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正是他的心血的结晶译稿。万幸的是,红卫兵只将它弄乱而未付之一炬。”④《唐璜》译稿躲过劫难,使他一时忘却了无辜遭受的皮肉之苦和心灵的屈辱。

    1972年落实政策,穆旦认领回陈蕴珍当年赠与的《拜伦全集》和拜伦与普希金的抒情诗的部分丢失的译稿。同年8月陈蕴珍病逝,“给他带来极大的悲痛,为纪念亡友,他埋头于补译丢失的《唐璜》章节和注释,修改了其他章节。他又修订《拜伦抒情诗选》,并增译拜伦的其他长诗。”⑤在《唐璜》手稿的封页穆旦亲笔记有:“197287起三次修改,距初译约11年矣。”

    当《唐璜》全部整理、修改、注释完毕,穆旦曾“试探性地给出版社写信”,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看看”的回信,诗人顿觉“艰辛劳动的成果,还有得到社会承认的希望”,便“亲自去商店买来牛皮纸将译稿包裹好,然后送往邮局。”⑥1973618,穆旦在很少写作的日记中记有:“今日将唐璜寄人民文学社(徐、孙编辑)。”当然,投石问路换来的不过是石沉大海。深怀希望地执着于无望之举,是愿“艰劳成果得到社会承认”,还是要偿还那一生的交付与隔世的情怀?

    信中提到旧译普希金抒情诗500首的修改,是在19761月穆旦骑车摔伤、股骨颈骨折而“病休”直到“唐山大地震”后的一段时间。331穆旦写给诗歌爱好者、天津赴内蒙古插队知青孙志鸣信中提到“把普希金的五、六百首抒情诗(其中百多首未发表过)重新改译和抄出一遍”,“力求每行都押韵”。65致孙志鸣信则描述了意想不到的奇迹:“这两个多月,我一头扎进了普希金,悠游于他的诗中,忘了世界似的搞了一阵,结果,原以为搞两年吧,不料至今才两个多月,就弄得差不多了,实在也出乎意料。”

    粉碎“四人帮”后,穆旦重怀出版《唐璜》的希望,11月致信北京的青年诗歌爱好者郭保卫,请他代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查询《唐璜》译稿之事。129得知译稿仍在出版社,即复信郭保卫:“你替我跑了出版社,事办得圆满。我原是怕丢,现在你这一探听,知稿子妥为保存,而且人家还希望留着,我自然就放心了……想不到‘四人帮’的揪出,也直接影响到这部稿。顿时,使我的心情也开朗些。”当天日记写有:“得悉《唐璜》译稿在出版社,可用。”

    转年2月,穆旦要为伤腿做大手术,他将《欧根•奥涅金》修改稿抄毕,连同改定的《普希金抒情诗》重译稿,整整齐齐放于帆布提箱中,交给小女儿查平,叮嘱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等你老了才能出版。”

    1977年2月26,穆旦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译著出版杳无音讯。这牵动着巴老的心。4月14巴金致信杜运燮:“蕴珍逝世的时候良铮写信鼓励过我,我没有机会向良铮表示感激之情,心里十分难过……他这几年中重译和校改了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许多诗作,我知道他译诗是花了不少工夫的,我也希望它们能早日出版……不知道人文社管这一部分工作的人是谁,我也想找徐××去问问。”不久再度复信杜运燮:“良铮译诗稿的事我已托××去打听,但尚无回音。”

    19807月,《唐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时穆旦尚未平反。19821月,《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上、下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印数超过百万册。这或许是为诗歌、为友谊、为生命、为亡灵的最为珍贵的祭奠。

    但愿,穆旦四封佚函下面沉淀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中充满诗意的往事不会被遗忘。

                                                              2005年11月16

   

    1972116陈蕴珍致穆旦信,见《穆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余秋雨《巴老和一个世纪——在巴金百岁诞辰的演讲》,载《解放日报》2004.11.25

    ③⑤周与良《怀念良铮》,引自《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⑥英、明、瑗、平《忆父亲》,引自《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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