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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谷平:七十年的笔耕
2010-07-19 14:52:38   来源:   评论:0 点击:

七十年的笔耕 作者:吴谷平 来源:文汇报 2008-03-18 徐开垒先生从文汇报创刊时,就给文汇报写稿,除了文革十年,一直有作品在...

七十年的笔耕

作者:吴谷平

来源:文汇报  2008-03-18

 

    徐开垒先生从文汇报创刊时,就给文汇报写稿,除了“文革”十年,一直有作品在文汇报上刊登。他准备编一本书,请我为之写序。我当即应承了下来,但送走了开垒先生,我却有点后悔,开垒先生是我的前辈,为之作序担当不起。

    但既已答应,就不好反悔,我便做起功课来。文汇报创刊于1938125。开垒先生刊登在文汇报上的第一篇稿件是193861412版上的散文《阴天》。当时,开垒先生16岁,读初三,爱国少年,刚随父亲从宁波逃难到上海,而上海也已沦陷,被日本鬼子占领,所以他控诉:“天,阴沉得可怕,在这里老是看不见日光的”,有好多人都“阴郁地死去了”。文章写成后,他“冒着风险,到当时正在不断地被敌伪方面投掷手榴弹的《文汇报》社门口,从密布着铁丝网的柜台窗口里,把它递了进去”。二十多天后,文汇报上又刊登了这位16岁文学青年的短诗《告八哥》,讽刺为敌伪刊物写稿的人:“八哥呵,为什么不说你自己的话?赞你聪明的,惟有你的主人啊!”第二年,他用余羽的笔名在文汇报“儿童园”专栏发表寓言《蚯蚓的故事》:“从前有一条蚯蚓,它在黑暗的泥穴里,几层的泥土压着它”,“它有健全的身躯,它有锋利的刚毛,它更有不折不挠的勇气,泥土与狗粪终于渐渐地崩溃。”这寓言寄托着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中国少年的反抗精神和希望。

    1939年5月19,因察觉到文汇报的英籍发行人有被日寇利诱的倾向,主笔徐铸成等人宣布报纸停刊,直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才复刊。当年九月,徐开垒就在柯灵先生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刊登了《乡长和保甲长他们》一文,讽刺那些在日寇占领时代为日本主子征收粮食的乡长、保甲长们,抗战胜利后一转身就“变脸”,“大规模发动庆祝事宜”要村民们捐钱,而个中的奥妙全在为自己敛财。而他的《空白》(19451214)一诗揭露的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新闻管制;《我数着钞票》,控诉的是反动政权崩溃前夕货币的贬值。开垒先生的文艺作品像新闻一样,时效性强,富有战斗力,这也正是文汇报文艺副刊的性格。

    上海解放后,徐开垒先生考入华东新闻学院讲习班,结业后正式加盟文汇报,当过记者、副刊编辑、文艺部副主任,服务了四十年,直到1988年离休。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1949623,他在副刊《磁力》上载文:“阳光照遍街道,街道充满欢呼”,“人们站在一条大街上,为过往的行列作夹道欢呼‘人民解放军万岁!’”他作为文汇报的记者到松江参加土改工作团,写了对新中国充满期待的通讯《江南农家翻身乐》。与以前的文章相比,解放后徐开垒的文章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喜悦。

    开垒先生是个优秀的记者,他写过农村——《新苗村纪事》,写工人下乡帮助互助组的农民抗旱;写过工厂——《花与果实》,通过摇纱女工许阿三写全国第一次普选,写出了当家做主人的工人的自豪感;他写过青年——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的残疾女青年朱思恩、在解放浦东时牺牲的孤胆英雄小汪;他写过崇明农场用芦苇编筑成的矮房——环洞舍,一万多名农垦大军在荒滩上开出六万亩良田;他写番瓜弄过春节,三代人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他善于讲故事,文字简洁形象,用生动的细节刻画人物,用具体的事实纪录历史,没有套话空话概念话——新闻原本就应该这样写的啊!

    1977年春夏,“文革”刚结束不久,文汇报先后发表了巴金先生的《一封信》和《第二次解放》,震动了刚刚解冻的文坛,许多读者写信给巴金先生请文汇报转交,开垒先生曾送信到巴老家,由此他写了散文《春回人间——访巴金》,向读者详细介绍了巴金的近况:“虽然他已有七十三岁了,头发已经花白,他的精神还是矍铄”,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写了一篇两万字的小说《杨林同志》、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散文《望着总理的遗像》、一篇纪念陈毅同志的散文,还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已译出二十五万字……文末,徐开垒写道,他与巴金先生一起来到书房,“阳光透过玻璃照射到他的宽大的写字桌上,也照射到他的书架上。写字桌上的日历已经换过,那是一本刚刚开始的新日历。啊,新的一年开始了!春天回来了!”

    开垒先生十分勤奋,七十年笔耕不辍。61岁那年,他老当益壮沿着范长江的足迹,作大西北纪行,赴西宁采访五十年代支内的上海人,去兰州上山访草看树,到柴达木盆地访茶卡盐厂。在开垒先生眼里,总有写不完的东西,可以说是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到江西庐山小住,写了庐山图书馆馆长——一位“眼皮翻红,耳朵残缺,鼻子受损,嘴脸变色,眉毛也不全”的特等残废军人;到香港访问,写了香港的书店;到俄罗斯旅游,写了波科隆山上伟大的胜利女神雕像和纪录着卫国战争重大战役的林荫大道;七十三高龄时到旧金山儿子处居住,他写了访问学者们怎么过年,虽然“儿子一家待我很好”,但“春节在美国太寂寞了”,“上海,我已住了五十七年。我还是想在上海过年”。

    当然,作为副刊的编辑,开垒先生联系了很多作家和文化名人。他回忆“为人爽直,为文痛快”的巴人,善“把灾祸化作学问”的柯灵,大艺术家沈尹默和丰子恺……但写得最多的还是巴金。198411月,巴老八十大寿前夕,他到巴老家,“巴金同志从楼上走下来,虽拿着手杖,行动却比以前迅捷多了”,正是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巴老认为作家应该以作品与读者见面”,“如果一个作家放弃在创作上的努力,而把力量用在争取一个头衔上,那他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五年以后,开垒先生的《巴金传》已写完上半部,于是有了与巴金“关于传记及某些文艺现象的谈话”。在这里,巴老谈了对无政府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看法,更对一些文艺现象发表了中肯的意见:“生活培养作家,不是职称培养作家;作家靠读者养活,不是靠领导养活”;“人们这么多年放弃自己熟悉的生活,勉强去写不熟悉的题材,甚至要作家的作品去解释政策,而政策有时又不免有反复,这样要创作丰收,是很难的”。这声音在当时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在今天依然令人警醒。

我没有统计过,开垒先生为文汇报写了多少文字?或许有人比他写得更多,但像他那样为文汇报写文章长达七十年的,恐怕并不多。开垒先生发表在文汇报上的这些文字,不过是他全部作品的一小部分;当年的一个忧郁少年,如今已是白发潇潇的慈祥老人,早已历尽艰辛和曲折,从“阴天”里走进“团聚乐”,他的文章反映着时代,也影映着他的成长的过程,以及他对文汇报的真挚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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