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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友谊的永恒鉴证——穆旦致巴金夫妇四封佚函勾沉(一)
2010-07-19 14:51:15   来源:   评论:0 点击:

友谊的永恒鉴证——穆旦致巴金夫妇四封佚函勾沉(一) 作者:李方 来源:穆旦纪念网 2007-12-10 10:10:17 1972年落实政策,穆旦...

友谊的永恒鉴证——穆旦致巴金夫妇四封佚函勾沉(一)

作者:李方

来源:穆旦纪念网 2007-12-10 10:10:17 

 

    1972年落实政策,穆旦认领回陈蕴珍当年赠与的《拜伦全集》和拜伦与普希金的抒情诗的部分丢失的译稿。同年8月陈蕴珍病逝,“给他带来极大的悲痛,为纪念亡友,他埋头于补译丢失的《唐璜》章节和注释,修改了其他章节……”

2005年春节,巴金子女在旧文稿中找到穆旦(查良铮)致巴金夫妇的四封书信,不仅为《穆旦全集》的编纂提供了价值弥珍的文字,其字里行间更传达出那风云岁月中的真挚友谊与不泯情怀。

 

    《友谊》为早逝的友人而作

    “你永远关闭了,不管多珍贵的记忆/曾经留在你栩栩生动的册页中,/也不管生活这支笔正在写下去,/还有多少思想和感情突然被冰冻;//永远关闭了,我再也无法跨进一步/到这冰冷的石门后漫步和休憩,/去寻觅你温煦的阳光,会心的微笑……”

    这是诗人穆旦19766月写下的《友谊》一诗的第二章。618,他将此诗抄寄正在山西“下放务农”的诗人杜运燮,信中写到:“《友谊》的第二段着重想到陈蕴珍,”“岁数大了,想到的很多是‘丧失’(生命、友谊、爱情),(也有理想),这些都不合时。所以看看就抛掉吧……这里有些东西可以深写,也许有一天能感动人吧。对我说,不过自遣而已。”

    蒙冤禁锢多年而重操诗笔写下如此沉抑忧伤的诗,不惜冒着风险抄寄友人并加上曲曲折折、欲言又止的解说,聊作“自遣”而终难排遣、“不合时”却又不甘“丧失”的究竟是什么呢?是“栩栩生动”的生命灌注的友谊,始于西南联大,经历了岁月的考验;又是被“冰冷的门永远关闭”的友谊,惨遭摧残而凄然逝去。陈蕴珍的蒙冤早逝,对穆旦打击太大了。视友谊为生命的诗人不能不感叹:友人亡故尤如自我的丧失。19721127穆旦写给另一位西南联大时期的友人、文学家与翻译家杨苡的信,可以印证《友谊》的创作情感长达四年的蕴酿与积淀——

  去年年底,我曾向陈蕴珍写去第一封信,不料通信半年,以她的去世而告终……蕴珍是我们的朋友,她是一个心地很好的人,她的去世给我留下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想这种损失,对你说说,你是可以理解的。究竟每个人的终生好友是不多的,死一个,便少一个,终于使自己变成一个谜,没有人能了解你。我感到少了这样一个友人,便是死了自己一部分(拜伦语);而且也少了许多生之乐趣,因为人活着总有许多新鲜感觉愿意向知己谈一谈,没有这种可谈之人,即生趣自然也减速。

    信中提到的“去年年底”即1971年底,穆旦由天津大苏庄劳改农场回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继续“监督劳动”。出于对同蒙浩劫又天各一方的友人的惦念,此时他竟悄悄恢复了与少数朋友的通信。当时穆旦写给陈蕴珍的信,至今尚难找到。但巴金、陈蕴珍写给穆旦的信却被珍藏下来,并在新时期由穆旦夫人周与良寄还巴金女儿李小林。请看,对友人中断17年后的来信,陈蕴珍作出的心灵回应:

    我们真是分别得太久了。是啊,我的儿子已经有二十一岁了。少壮能几时!生老病死就是自然界的现象,对你我也不会例外,所以你也不必抱怨时间。但是十七年真是一个大数字,我拿起笔,不知写些什么……你说你在学农基地已经一年多了,从你信里看来,你还是过去的你,知识分子改造是一个艰巨的历程,老友新交,我也不知道怎样认识你了……①

    令穆旦无法承受的是,“不料通信半年,以她的去逝而告终”,得到的竟是19721027巴金给穆旦的回复:

    谢谢你的来信。我几次拿起笔想写回信,可是脑子里仿佛一团乱麻,不知道从哪里写起,现在还是如此。想来想去,我只能写上面写的那两个字:谢谢。我想说的许多话都包括在它们里面了。其他的我打算等到我的问题解决以后再写。死者在病中还几次谈到您,还想找两本书寄给您(《李白与杜甫》),后来书没买到,又想您也许用不着,也就没有再提了。您问起她安葬的地方,我只能告诉您她的骨灰寄存处,那是龙华火葬场(漕溪路210号)2684174格。您将来过上海,去那里,可以见到她的骨灰盒……三年后可以接回家来。至于一般的公墓,早已没有了。

   人已故,情未了。陈蕴珍逝世的第四个年头,穆旦写下了《友谊》这首不朽的诗篇。

 

    诗缘与译诗之缘

    陈蕴珍(19181972)笔名萧珊,祖籍浙江,1936年由宁波到上海读高中,因酷爱文学而结识巴金。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巴金描述了他们结识到结婚的经历: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1936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1938年和1941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1944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之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可能去了延安。

    陈蕴珍与穆旦相识于1939年的西南联大。由于社会的动荡与变迁,两人的直接交往并不多,大致可概括为“联大岁月”、“川贵颠沛”、“霞飞坊惜别”与“平明社译著”四个阶段。

    联大岁月——奠定了穆旦与陈蕴珍终生友情的基础。1939年陈蕴珍就读于西南联大外语系。当时,联大学生文学社团的活动非常踊跃,得到了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沈从文、冯至等作家、教授的指导和帮助。而此时穆旦已是才华出众的校园诗人,又于1940年毕业留校在外文系作助教,更是以承前启后的引领作用参与学生文艺创作活动。他的诗作一经发表或传抄,很受同学们的喜爱。据杨苡老人回忆:与自己同班的杜运燮,比自己低一班的巫宁坤、陈蕴珍等,都是热衷于文学活动的积极分子,也都于此时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创作。

    19422月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任第一路军司令部(军长杜聿明)随军翻译。陈蕴珍则先后在联大外文系、历史系学习。

    川贵颠沛——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也是穆旦、陈蕴珍人生最为艰辛的阶段。“野人山战役”失败后,穆旦九死一生逃至印度,后经云南曲靖流落重庆。19431944年先后在重庆新闻学院培训兼做新闻电讯稿翻译,后来又在航空公司做雇员,生活困顿。此时陈蕴珍和巴金也在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巴金很欣赏穆旦的才华。

    19441945年,穆旦曾两次短期赴贵阳,而陈蕴珍与巴金也旅行到贵阳结婚。据老诗人方敬(时任贵阳《大刚报•阵地》主编)回忆,自己曾与巴金夫妇及穆旦聚会,并约他们为副刊投稿。

    霞飞坊惜别——1948年穆旦赴美留学前夕在上海与巴金、陈蕴珍短暂交往。抗战胜利后,穆旦北上沈阳主编《新报》,因报纸倾向不为当局所容,1947年突遭查封。穆旦处理报社后事,回到北平,与即将赴美攻读生物学博士的燕京大学研究生周与良女士确定恋爱关系,并报考官费出国留学。19483月,周与良从上海乘“高登将军号”邮轮启程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为之送行的穆旦,此时却处在“失业”状态,奔波于上海、南京两地。据杨苡回忆:“1948年初春,查(良铮)到南京,记得来时穿着‘棉袍’,困顿之极,处于失业而四处找工作的境地。”“他一不愿求人,二不愿给国民党干事,三不愿给美国人干事。1948年暑假,他重病一场,先是高烧转肺炎,后又患阿米巴氏痢疾,住院连医药费都付不出。”然而,此时穆旦与巴金、陈蕴珍在上海霞飞坊(今淮海坊)59号巴家的久别重逢,却给诗人留下了多年无法抹去的美好印迹。19731015穆旦致杨苡信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回想起在上海李家的生活,我在1948年,有一季是座中常客,那时是多么热闹呵。靳以和蕴珍,经常是互相逗笑,那时屋中很不讲究,厨房是进口,又黑又烟熏,进到客室也是够旧的,可是由于人们的青春,便觉得充满生命和快乐。汪曾祺、黄裳、王道乾都到那里去。每天下午好像成了一个沙龙。我还记得巷口卖馄饨,卖到夜晚12点;下午还有卖油炸臭豆腐,我就曾买上楼,大家一吃。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是人呢?想起来不禁惆怅……

   当时,巴金在上海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穆旦的第三部诗集、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旗》,就是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九集由该社出版的。

    平明社译著——这是穆旦坎坷一生少有的安定而多产的时期,也是穆旦与陈蕴珍交往最多的时期。1949年初穆旦赴美留学。19531月,留美归来的穆旦、周与良夫妇,经香港入境而抵达上海,最先见到的就是联大同窗陈蕴珍。巴金夫妇在国际饭店宴请穆旦夫妇,并从主持上海平明出版社的角度,鼓励穆旦尽快翻译进步的文艺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为繁荣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多做贡献。

    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硕士却选修了俄罗斯文学课程的久盼归国的穆旦,以亢奋的心情投入了一项倾注友情的浩大的翻译工程。19532月到北京,在教育部招待所学习并等待分配工作,穆旦开始夜以继日地翻译苏联季靡菲耶夫所著《文学原理》。5月,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顾不上安顿家居,便全身心投入教学和翻译工作。12月,《文学概论》和《怎样分析文学作品》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19542月,《文学发展过程》出版。19556月,包括上述三部分的《文学原理》全部译完出版。该书一经译出,即为国内许多高校作为文艺理论专用教材,多次再版。

    由于繁多的社会活动、创作任务,包括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并撰写散文通讯,巴金无暇更多过问出版事宜,许多编务由陈蕴珍代办。为查译的出版,陈蕴珍倾注了心血。因此,她与穆旦的书信频繁,可惜这些信在“文革”中几乎丧失迨尽。今天得以面世的穆旦致陈蕴珍的两封信,其珍贵价值就在于帮助后人研究“50年代查译峰巅现象”的始末和宏大的译著事业背后两颗真挚的心灵交往的细节。

    穆旦写于1953108的信中传递着深挚的友谊,一再提到“我的好朋友”、“唯一通信的人”、“我心中最好的朋友”、“我们有一种共感,心的互通”。这恰是《友谊》一诗的最精确的注脚。信中也流露出忧郁与感伤,包括那“外界的寂寞”、“人际间的枯索无味”。这种为友情的忧伤,似乎从反面更加“证明一些东西”。当然,信中也在劝慰,“忧郁太浓了”会伤害身心,甚至引用斯大林的“要求”,劝解书斋与文人圈里的友人“多看看穷人,多想想穷人的事情,对自己的心境会带来一些健康的因素”。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多少已在“朋友”之间引起微澜,19575月穆旦创作《葬歌》一诗,发出自我质疑:“你可是永别了,我的朋友?/我的阴影,我过去的自己?”然而,时代却并未接受诗人“以泪洗面的忏悔”,三个月后“反右”运动中此诗被斥为“毒草”而横遭批判。

信里讨论了译著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友人之间的约定与承诺是那么严肃、严格甚至严厉。陈蕴珍是知友爱才的“伯乐”,也是查译文稿的第一位读者、第一位编审、第一位批评家。当然,穆旦信中也如实谈出自己恪守的译著原则:相对于枯燥的文艺论著,诗人对译诗“或许把握多一点”,“我对于诗的翻译,有些偏执;不愿编辑先生们加以修改。自然,我自己先得郑重其事;这一点我也已意会到。如果不在这方面‘显出本事’,那就完了。你说对我要‘苛求’,也可以加重我原有的感觉。”这是现代诗的“探险者”向知己道出自己追求卓异的创作苦衷。    

 

   

    1972116陈蕴珍致穆旦信,见《穆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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