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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炎烈士委任状的坎坷历程

2012-01-16 15:28:23 作者:张淑英 来源: 浏览次数:0


【编者按】

张传经,号炎。1917227日出生于山东省新泰县东良庄(今为新泰市新汶办事处东良庄社区),早年参加革命活动。193811日,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张炎被任命为该支队第四大队第二中队队长,后受党组织派遣,做敌伪工作。1947年秋,张炎壮烈牺牲于泰安大汶口附近,时年30岁。本文作者张淑英系新泰市第一实验小学退休教师,是张炎之女,她至今保存着张炎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第四大队第二中队队长的委任状,2008年十月,经泰安党史办领导同志会同有关部门调查印证,共同认定张淑英保存的委任状属实,是一件弥足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第一次亮相

 

1953年春季的一天,嫂子看到我家的猪从猪食槽子底下向外拱着什么,她赶走猪,发现了一个用黑褐色牛皮纸包着东西,打开纸包,里面是一个红布包。她把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折叠着一张厚厚的精装白纸。我们全家好奇地凑在这张纸前面,看看上面写了什么。

原来,这是一张委任状。委任状的行文按旧时代由右向左、由上至下、竖排的方式书写如下:“委字第贰拾柒号(书写在骑缝线上,骑缝线上加盖关防印信)。委任状(该处三字为由右向左横排,位于委任状顶端居中)。兹委任张炎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第四大队第二中队队长。此状。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下盖名章)、政治委员林浩(下盖名章)、副司令员赵杰。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十四日(日期上加盖关防印信)。”(文内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

   委任状上,用篆字加盖的大印,鲜红鲜红的,更引人注目。这个大印,正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关防大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司令部关防。

全家人无比激动,原来父亲是徂徕山起义的领导干部!看着这张委任状,我们仿佛看到父亲就站在面前。

母亲小心翼翼地把它包好,放到抽屉里藏起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母亲还从抽屉里拿出来两块红布:一块是写有几行人名的红布,母亲说上面是父亲的“拜把兄弟”,后来我才知道,这实际上是他的上下级战友;一块是长而窄的红布,上面写着“牛兰堂”这个人名,最下面也写着几个人名。

母亲说,“牛兰堂”就是她自己。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组织上要母亲带着我们转移,但是母亲怕给组织添麻烦,就谢绝了。过了几天,父亲夜里跑回家,交给母亲这块写有“牛兰堂”的布条,没交待这是个什么布条,只是说“到了万不得一的时候,交给八路军。”文革命中我家遭受劫难,这块布条被烧毁了。文革后,我与前县委书记李运文的妻子李秀芝大姐说起此事,她说:“那是你母亲的党证啊!过去的党证不是小本本,是红布条。”这时我才知道母亲是党的一员。

可是,为党组织做过那么多贡献的母亲,却被划为地主成分。1946年,我家系中农,土地有政府找人代耕,后来我们这里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我家土地无人代耕了,母亲只好央求徐梅祥大爷继续为我家耕田种地,我家与他约定四六分成。1947年,父亲牺牲的噩耗传来,1950年政府发来烈士粮(2000斤麦子)、烈抚恤金500元。谁料,父亲牺牲后不到一年,我就被错误地划定为地主成分。

 

第二次亮相

 

委任状第二次亮相是1954年。

当时许多解放军战士驻扎在我村,住在前邻伯父家的是一位团长,他五十多岁,中等个,胖墩结实。他从村人那里听说我父亲牺牲母亲及全家却被划为地主,就气呼呼地找到母亲,看了父亲的3个证件,特别是对《委任状》看了又看。最后他说说:“你拆了房子,找出所有的证件,我领你上北京打官司去!”

母亲想:“跟着这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打官司,赢了还好,若输了,岂我的罪过岂不更大吗?”其实,母亲还担心拆了房子,回来没处住怎么办?”思量再三,母亲最终也没跟这个团长赴京。文革中倍受煎熬的母亲一直后悔这件事,她要是去北京打官司,也许我家的命运是另外一番样子。

 

第三次亮相

 

委任状第三次亮相1956年夏天。

我凭借自己努力考上了新泰一中,上初二的时候,学校发展团员,我写了申请书。一天,班主任陈宝善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郑重其事地问:“你想入团,这是好事,可是同学们说你父亲是叛变投敌的。”

我一听,头像炸了似地,边哭边辩解:“谁造的谣?如果他叛变了,能发给俺烈士证、烈士粮吗?”我要求回家带证件,给老师看个究竟。

我带来了委任状、烈属证,李冠伍校长、韩润川主任、陈宝善老师都看到了,他们感到很惊讶。第二天,陈宝善老师在班里批驳了流言蜚语,并安慰我:“别入团了,长大了入党吧!”

 

第四次亮相

 

委任状的第四次亮相1961年。

师范毕业后,我背着“三种成分”的思想包袱走上了工作岗位。那个年代,“成分”对每个人来讲就是个“名帖”和“介绍信”,走到哪里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就不好,别说入团、入党,就是找对象也难上难。我父亲是名正言顺的烈士,我却受歧视。为了自己的清白,也为了给死难的父亲讨个公道,我刚参加工作,就在领导和同志们的鼓舞下走上了上访之路。

当时,“上访信”是寄给省委的。当我兄妹三人背着煎饼来到省委,门口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卫兵问清来由,便说“上访去省政府吧。”

我们拼命跑到省政府,那里,上访人员已经排满了长长的队伍。太阳快落山了,我们才轮上,接访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穿便装的朴素老人。他问清来历,便给检察院打电话说:“从新汶来了3个上访人员,你别下班,等着他们。”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叫来辆黄包车,我们飞快地来到省检察院,接待的是位女同志,细高个,白白的,她早已在门口等着我们。

我把委任状等证件交给她,并诉说这些年我家的遭遇。听着,听着,那位女同志也流出了同情的泪水。她给我们打了饭,安排食宿,最后她叮嘱我们:“回去等候消息吧!

我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高兴极了,总算有人为我们主持公道。

回来后,不出一周,新汶市检察院崔干部捎来了两封信。这是两封甄别我家成分的信,一封是给我的,一封是给村里的。当时我任教学校的校长时德民等都说:“检察院应该到村里,召开开村民会宣读甄别信,他让你自己把信交给村里,不符合程序!”

我再三央求崔干部到村里宣读甄别信,但是每次都被他厉言厉色地赶出来。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不履行职责,我只能默认事实了。有位同志劝我:“嗨,反正是共产党的天下,又变不了天,宣读不宣读的无所谓。”

谁料,一块乌云遮太阳:文化革命开始了,村里派系斗争乌烟漳气,混淆是非。我家那两块红布条、新汶检察院里的甄别信,还有其证件,都当黑材料搜去。正当他们烧材料时,大弟冲进去质问:“这也是黑材料吗?”他们把委任状、烈属证、抗属证还给了弟弟。

文革十年,母亲“地主分子帽”没摘,又戴上了“复辟翻案帽”。大堂屋挂着“为国尽忠”的光荣匾,门口却贴满了批斗的大字报。母亲头戴官帽,身披白花花的大黑板,被上台。为了保护母亲,哥弟也遭到了批斗,我们个个成了“坏分子”!母亲拖着病体,跪在炉渣上受批斗,膝盖上鲜血直流,还要坐什么“望土飞机”……真是惨不忍睹,灭绝人寰。母亲刚进花甲之年,就惨死在这鬼门关前

当初,检察院里的工作人员若费举手之劳,到村里宣读甄别信,不明真象的群众能被坏人如此利用吗?

 

                              第五次亮相

 

委任状的第五次亮相1966年。

当时兴起了“点上四清”运动,那时我刚调到翟镇工作。我这个烈士子女成了“四不清教师”。我问工作队孙队长:“我属于哪种四不清”?他说:“你组织四不清”。为了证明自己历史清白,我回家带来委任状、烈属证。孙队长看了,惊讶地说:“原来你是老干部的子女!你要好好存好证件,这是你父亲用生命换来的!不但你要保存好,而且一定要世世代代地保存下来!”第二天,我解放了,成了“四清干部”。这一次,我深深地体会到父亲的委任状、烈属证是我的护身符。

 

                             第六次亮相

 

委任状的第六次亮相是文革后。

那时,新汶与新泰合二为一。我拿着委任状、烈属证、抗属证到民政局咨询:“文革期间烈属是不是都不发烈属金?文革前我母亲领烈属金,为什么文革10年,母亲一点烈属金没领?”一位姓岳的同志叫来了原新汶民政局一个又黑又瘦又矮的人问:“张传经烈士家文革中发烈属金了吗?”那人可能姓陈,他结结巴巴地说:“这家人家没人了”。老岳同志气气呼呼地拍着桌子,训斥他说:“人家有3个儿子、1个闺女,这个就是他的闺女,怎么没有人了呢?”

 

                 第七次亮相

 

委任状的第七次亮相是八十年代初。

新泰党史办想通过老干部了解一下父亲的革命事迹。我便拿着三证委任状、烈属证、抗属证找到范甲于主任,他很热情地领我去新泰招待所,那里许多老干部都来聚会。曹立琴看了委任状说不认识我父亲。单洪提供线索:“给王芳同志寄个复印件,问他了解吗?”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做敌伪工作是单线联系,其他人都不了解知道。看来,要是能知道谁是父亲的单线联系人就好了。

可是,谁是父亲的单线联系人呢?我回忆起母亲生前曾说郭洪涛是父亲的顶头上司,我恳求范甲于告诉我郭洪涛的联系地址。他说:“郭洪涛是大领导,刚解放他是山东省委书记,后来调到别省去了,他不可能领导你父亲。”我想,也是呀,父亲是做敌伪工作的,怎么能和高端领导接触呢,于是我打消了与郭洪涛联系的念头。

当时新泰党史办有人送来了徂徕山起义时发放的的委任状,上面的日期都是1938年的,而我父亲的是1939年的。这种情况下,我父亲的委任状就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了。为了让范甲于继续联系有关干部,我就放心大胆地将委任状交给他,在他那里一直存放了3年之久。后来,委任状被送往省组织部,我想泰安地区肯定也备案了,我就把它要回来,然后装裱起来,从此《委任状》又沉睡了20几年。

 

第八次亮相

 

委任状的第八次亮相200810月。

1982年,《泰安市中共党史人物名录》出版了,父亲的同窗好友、拜把子兄弟范昆源、刘汉英都上了名人录,父亲这个有委任状的有头衔的人却一字未提。

1938年新泰参加徂徕山起义的在册人员22人(不包括父亲):王迫伍、范昆源、刘汉英、王宪延、刘少党、李牧春、夏云峰、韩顾三、赵剑秋……都是母亲常提念的人物。在《徂徕山起义》一书中,黎玉、刘少傥、封振武回忆了惊心动魄的东良战役。封振武老人回忆:“部队下山后驻良庄,东良庄得到情报说新汶公路上有日寇往来。”东良庄只有父亲是八路军,他不送情报谁送情报?八路军不住在我家东院子里,又是从哪里出去的呢?

200810月,我鼓足勇气,拿着各种证件到了泰安党史办。我对党史办主任宋光明同志说:“这是我父亲张炎烈士的遗物,活着的人都能讲自己的五官六将,死了的人永远不会说话,但他的遗物胜於雄辩!”当时宋主任和李海瑞科长看了,惊呆了。他们赞不绝口地说:“无价之宝!无价之宝!这是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物,是难得的文物!”他们马上拍照、扫描,然后又原封不动地把委任状交给我。

我无比欣慰:“父亲,你到家了,回到党组织的怀抱里了!女儿无遗憾了!”

委任状啊,你“七上八下”,总算找到了家。

 

                                       (责任编辑陈  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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