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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与跋》选刊(四则)

2011-05-14 20:13:46 作者:李 辉 来源: 浏览次数:0


随想录》特装本

 

友人相问:收藏的作家签名本中,你最看重的是哪一本?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巴金《随想录》特装本。一是因为特装本《随想录》印制精美,数量稀少;二是自己阅读《随想录》,与之结伴而行,转眼已过30年,这便另有了一种人生况味在其中。
  我于19782月进入复旦大学,同年年底,在与同班同学陈思和聊天时,我们决定合作研究巴金。巧合的是,这个年底巴金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他所谈论的第一个话题——日本电影《望乡》,正是当时轰动一时、同学们竞相观看的电影。
 \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项内容,是在中国公映三部日本电影:《追捕》、《望乡》、《狐狸的故事》。描写日本妓女阿琦婆一生故事的《望乡》,在中国公映后,引发激烈争论,有的批评者甚至将之归为黄色电影,主张禁演。一位当年服役的军人回忆说,当时他所在的连队突然接到更改休息日的通知,其内容是:本星期日更改到下星期一,其目的其实是要避开影片
《望乡》的放映日,以不让大家到地方电影院观看,避免中毒
  巴金《随想录》的最初两篇都是谈《望乡》:《谈〈望乡〉》(写于1978121),《再谈〈望乡〉》(写于197912)。巴金挺身而出,公开明确表示反对删剪电影,反对禁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金以替《望乡》辩护为肇始,开始了晚年写作干预现实、反思历史的双重使命。对今天活跃在微博、视频平台的80后、90后一代年轻人来说,《望乡》引发的社会震动,改革开放之初步履的艰难,恐怕不啻为天方夜谭。可是,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巴金等先行者,以他们的努力拓展着文化的空间,对他们,我们应该永远心存感激。
 
 到1986年,巴金完成了五卷本《随想录》的写作,并分别出版了单行本。第一个合订本,由北京三联书店于1987\出版,促成此书出版的是范用先生,他还具体负责封面和版式设计,按照惯例,设计者的名字用的是叶雨
  巴金对合订本《随想录》的出版,非常满意。他致信范用:《随想录》能够出合订本,合订本能够印得这样漂亮,我得感谢您和秀玉同志。说真话,我拿到这部书已经很满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的。198839
  作为出版家,范用本人也非常看重这一版本。他在《巴金先生的一封信》中说:《随想录》精装合订本于1987年出版,由我设计版式、封面和包封。另外加印了150本编号特装本、非卖品,供巴老赠送之用;巴老签名送我的一本为NO.132。正文用纸是《毛泽东选集》精装本的特制纸张。多年后,在编辑《叶雨书衣》一书时,范用把《随想录》列为第一本,足见其对这一版本的珍爱。他补充写道:这本珍贵的书,我设计了一个封面和一个包封,内文版式疏朗,版心小,天头大,看上去赏心悦目。当年为了印《毛泽东选集》,出版社向纸厂订购了一批上好的纸,带点儿米色,纸质细密柔软。
  我获得巴金的签名赠书,始于合订本《随想录》,幸运的是,我先后两次获赠。第一次1988年,获赠的是精装本;第二次是1990年,获赠的是特装本,编号为034
  所谓特装本,我的理解,是由出版社根据特殊目的特殊要求所印制的版本,一般印数不应过多。从这一角度来说,特装本《随想录》印制考究,且只印150本,每册单独以红色数字编号,正好符合其特殊标准。
  学者、藏书家陈子善对《随想录》特装本的设计颇为赞赏,详加描述道:这个特装本仿小羊皮精装,封面上的作者签名和书脊上的书名、作者签名均烫金,又在封面封底以烫金十字星、书脊以烫金细线条点缀,全书用细密柔软带点儿米色上好的纸印就,浑然一体,精致典雅,难怪巴老见了欣喜不已……”
  《随想录》之后,巴金没有停下手中的笔。1995年,陈思和与我联合主编一套火凤凰文库,我们特请巴金将新作结集出版,题为《再思录》。《再思录》是《随想录》的延续,同时,对于我们,也是大学期间开始阅读《随想录》的一个值得珍爱的衔接。
  再次欣赏特装本《随想录》,发现巴金的签名相赠的时间:19901130,正值他的86岁诞辰之后的第五天,而这个日子,距今恰好整整20年。
  谨以此文纪念巴金先生逝世五周年。

 

 

阿诗玛,美丽与感伤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黄永玉先生离开香港,携家定居北京。随后,他所做的一项颇具意义的事情,是到荣宝斋向老艺人学习木版水印技术。这一次他向传统工艺的取经,直接的成果就是为撒尼族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了一组套色木刻插图。许多年过去,美丽的套色木刻阿诗玛形象,已成为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的佼佼者之一。

    叙事长诗《阿诗玛》当年风靡全国,六十年代杨丽坤出演电影《阿诗玛》,更使阿诗玛的名字成了美丽的代名词。

    由黄永玉配图的《阿诗玛》一书版本多种,除中文版之外,另有少数民族文字版本和外文版本。我先买到的是外文出版社1981年再版的英文精装版(初版为1957年版)。黄先生2000年曾在上面为我题写简单一句李辉一笑,此批作品出笼,阁下未出生吧?

                      \   \

 

去年,另买到中文精装版,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重新整理本先生在这一版本上再次题跋,这一次,他写得很认真,简述当年去云南采风、创作阿诗玛的过程如下:

    五三年自港回京后,有了两个大动静,一个是去了趟小兴安岭森林,牌子很硬,人民日报特派记者,回来后发了一整版我拍的照片。

  一个就是刻阿诗玛,去了一趟云南,路南县的额勺依村,住了两个月。那是一生难忘的美丽段落,知道人到今天还有刀耕火种的日子,许多男孩,许多女孩子,因为不知道外头的世界,没有比较,不知道什么叫做不幸和疼苦。阿诗玛的模特叫做普支委,听说她已经去世了,该七十多了吧!所有过去的年少朋友包括自己在内都老了,不堪之至,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留下的这些痕迹今天能看到,已经很不容易了。

                         黄永玉

                        2009.11.5

                               万荷堂

   比较而言,我更喜欢英文版《阿诗玛》的封面。藏蓝色布面,贴上水印的阿诗玛侧影,美丽面对一片深邃,诠释出黄永玉题跋中的忧郁与感伤。

写于2010320,北京,窗外黄沙漫天。

 

 

黄裳跋《西厢记与白蛇传》

  

黄裳先生著作甚丰,晚年尤以散文与书话而著称。他能够有如此成就,和他的经历密不可分。大学里学习工科,后来转而从文,成为一名记者、作家;他生长在五四新文学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但对传统文化保留着浓厚的兴趣;他的写作以散文为主,包括了游记、人物印象记、戏剧评论、书话、书评、书简、题跋等,体裁多样。

  今人更多看重他的藏书家的身份。实际上,他本人则更看重作家身份。在中国当今文坛,黄裳是个特例,他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将五四新文学和中国传统

文化衔接在一起,与他同龄的作家,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 我喜欢黄裳的游记。说古论今,各种史料信手拈来,既有飞扬的文采,也有敏锐的视角。虽然有的篇章难免多几句应景的时髦政治套话,但总体堪称游记精品。他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与价值,应该说还没有得到评论家和文学史专家的充分认识。

黄裳并非为藏书而藏书,他把欣赏自己的藏书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他的不少书跋,就写于文化被贬斥、知识被践踏的年代,可见书在他心中的至高地位。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他是真的喜欢书。有人认为黄裳藏书很大的原因是为了挣钱。但如果单纯为了钱,他就不会将鲁迅手稿捐献出去。一位酷爱藏书的作家,如何料理藏书,是他个人的权利。我更欣赏的是他对书、对文化的那份情感。

上世纪五十年代,黄裳出版过多种古典文学的论著和古籍点校本,《西厢记与白蛇传》为其中一种。该书由上海\平明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七月出版,竖排,32开,计266页。封面为白底,书名与署名等为绿色。我淘到此书的初版本,请先生题跋如下:

此为初版本,我自己也没有了。再版时,平明老板李采臣反对后面的附录,被撤去了。于是,此跋就不再与读者相见,直到后来又发现了彪佳的原稿,才由我重写一跋重印行世。此起元社旧抄本亦归北京,不知在图书馆内否?

    李辉兄得此书嘱为题记因琐琐记其故事如右。

                       黄裳 甲申夏日

    在跋中,黄先生发感慨起元社旧抄本,不知在图书馆内否,是因为二○○二年,我发现大批巴金赠书从国家图书馆流失出来,在媒体上予以曝光,一时引起人们议论纷纷。他一直很关注此事,在二○○二年年底写给我的信中,他写道:巴老捐书外流事,连日各报均有报导。已略知一二。此事实在可气,我一向不赞成捐书给图书馆,因为一入侯门,即成陌路,连自己想看也不易。至于典守马虎,致书受损,尚是余事,今更发生盗窃,真国家图书馆之耻也。也许他们看不起这些外文书,不若宋元善本之宝重,也是一因。总之甚望水落石出,则你的侦探工作可得佳评了。

    在中国,许多事情要水落石出谈何容易。巴金赠书流失一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没有真相,也没有结局。

 

 

从演电影到写电影

 

在许多同辈人眼里,黄宗英是一个聪颖过人的才女。在我眼里,她则更是一个对知识永远充满好奇的人。每次见到她,她总是在阅读。年过八十后,她每日仍在读书,在写日记。她告诉我,每天早上,她要听半个小时的英语教学广播。我知道学不会了。我把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伤感中透出她的执著与坚毅。

黄宗英总是不断地把惊奇放在人们面前。她是影星,但把耀眼的明星吸引力看得很淡,反而更看重文学创作。从五十年代初她就以写作为主业了,从诗歌、剧本、报告文学到散文,她是成功地从演艺界转向文学界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到了文革结束后,她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大雁情》,她的回忆赵丹、上官云珠等亲友的文章,堪称力作。

《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则是黄宗英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列入艺术出版社的电影剧本丛书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在北京出版。五十年后,二○○六年,当她再次看到这本书时,感慨万千,特地为我写了很长的题跋,如同一篇回忆散文:

 见李辉觅得我五十年前的头胎婴儿怎不感慨……

一九五三年冬,我生下爱女橘橘,有五十六天产假和红布二尺,我觉得发了横财,不必每天形式地去坐班啦,我找来一沓新稿纸,衬着大红布,拿起笔来。解放前夕和初期,我张罗忙活为剧影妇女办托儿所,我一开笔写的就是托儿所、教养员、保育员和孩子们,产假才起头,我的剧本就完稿了。开年,中央电影局举办“剧本讲习班”(三个月),我带着处女作参加了,并将拙作作为结业作品交卷。没想到上海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居然一稿通过,可组织拍摄。大家都说是从来没有的事。剧作通过之难有顺口溜为证:“三稿四稿,不如初稿,七稿八稿,枪毙拉倒。”而我走鸿运,连导演都定了,只提只小修小改就可开机。如此小修小改,再修再改,改到影片放映时,爱女已五岁了。

影片放映时更名为《平凡的事业》。

片题改得好,可平凡标高了,说不上。如今回头看处女作,她来自生活,来自心头,来自身边;却怎的克扣克公式化概念化得如此彻底?难怪“一稿通过”?

现今,痴长到八十岁,人生百味尝遍,头脑丰繁杂沓,来日比“产假”尚长,在文学上却害了不孕症了,哀哉!

黄宗英 乙酉芒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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