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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张炎烈士

2011-02-21 20:14:15 作者:张淑英 来源: 浏览次数:0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浩、副司令员赵杰委任我父亲张炎为四支队四大队二中队队长的《委任状》,在我家保存多年。每当我看到父亲的“委任状”,就思绪万千,心潮起伏,引起我对父亲的深切回忆和怀念。今有幸借助《新泰文史》杂志,把我耳闻目睹的有关父亲的革命事迹发表出来,实感欣慰和感激。

我父亲张传经,号炎。1917227日,出生于山东省新泰县东良庄(今为新泰市新汶办事处东良庄社区)193811日,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193812月,四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活动,19395月被委任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第四大队第二中队队长”。后受党组织派遣,做敌伪工作。1947年秋,壮烈牺牲于泰安大汶口附近,时年30岁。

我印象中的父亲:中等身材,墩实健壮,长方白净脸,大眼晴,和蔼可亲,喜欢背着手踱步,善于思索,常年穿大褂戴礼帽。

父亲出生在一个殷实人家。祖父张宗佑识字少,生二子二女,小女早逝。大姑夫离休前是东平县手工业管理局局长。伯父忠厚老实,口吃,不宜上学,他与祖父起早睡晚,辛勤耕耘,兼制糕点,开杂货铺做小买卖。祖父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一心想供个“小秀才”,所以祖父供父亲自幼上学。据母亲说,她于1937年与父亲结婚时,父亲正在新泰城里上完小。老师是董少羲,同窗益友众多,最亲密的同窗益友有范昆源、刘汉英等。那时,父亲和其他进步青年,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的紧要时刻,他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之中。他的革命斗争历程,证明了他不仅是新泰早期的革命者,也是一位基层领导者,是我党坚强的布尔什维克。

19371231,日本侵略者侵占泰安城。193813,日军占领新泰城。日寇的铁蹄践踏着平阳大地,给我的家乡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听母亲讲,大弟出生第二年,即1942年,年三十那天,各家各户包水饺,高高兴兴地准备过大年,忽然从庄东头传来了消息:“鬼子来了!快跑,快跑!”饺子下到锅里也来不及捞,老百姓就拼命地跑。母亲领着我,抱着弟弟,跟在伯母后面拼命地向南跑,病重的奶奶只好让爷爷和伯父绑在椅子上抬着逃过了磁()()铁路线。回头看到,全村硝烟弥漫,日本鬼子正在烧杀掳掠。那场火把祖父的房子、杂货铺烧了个净光。日本鬼子撤走后,我们回到了家,重新盖了两间西屋,并搭了一间磨棚,继续做糕点。更可怜的是奶奶寄居他乡,无药治疗,我父在外打鬼子,杳无音信。奶奶既担心,又挂念,病情加重,年初五就病死他乡。这是日本鬼子对我家欠下的一笔血债,更增加了父亲“不把小日本赶出去誓不罢休”的决心。

父亲为了抗日救国,与同窗好友在庄稼地、瓜棚里,秘密商讨抗日的事情。这些秘密活动被祖父看出了破绽,知道他是“八路”,干的是掉脑袋的事。当时人们对“八路军”还不太了解,所以祖父很为父亲担忧,有时候还大动肝火。有一次,祖父扬起镢头,边骂边打,把磨盘砸去了一块角,祖父看一计不成,就拿出了绝招——分家。祖父想:你现在靠老的和兄弟们过日子,分了家看你管不管老婆孩子。谁料想,分家后父亲却更自由了,放心大胆地把家舍给了母亲,自己却把全部精力投入抗战斗争中。这足以证明父亲干革命的决心是多么坚定,真是铁了心的干革命,舍小家顾大家。

父亲把自己交给了共产党,把家产也交给了共产党。分家时,父亲分了半头牛、一头驴、四大亩地,应该说吃穿不愁。家中有两个廒子(贮存粮食的仓库),一个放细粮,一个放粗粮。东院子里也有两个廒子,主要是放谷糠。实际上,廒子是父亲与八路军秘密开会的地方。父亲经常从家中拿粮食,有时候还从别人家借粮食,送给部队。因此,每逢麦秋二季,粮食刚人仓,要账的就挤破门,这个拿麻袋,那个拿布袋,有的提着篮子……个个手里拿着父亲的欠条,母亲只能如数还人家。真是春秋“粮满仓”,年底“底朝天”。

父亲不但把钱粮送给共产党,还三天两头地带领南横山的八路军来家又吃又拿。满满的一瓮煎饼,连吃带拿就没了。母亲只好天天坐在磨道里看着小毛驴推磨,然后摊煎饼,有时也做点懒老婆饭——蒸窝窝,父亲他们也不嫌,都背着走了。母亲是一位很正统的人,严格遵守着我外祖母“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走,夫唱妇随”的家训,我二舅也一再嘱咐母亲:“妹夫干的是大事,是干八路,打鬼子的,你不要拖他后腿。”

我本村的大叔张传印,就是我父亲动员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他从十几岁就跟着父亲打鬼子。为了方便工作,我父亲为他改名叫张海峰。他后来南下,在战斗中负伤,成为一级伤残荣誉军人。解放后,曾任徐州贾汪煤矿副处级干部。现年88岁,居住在徐州。每当提及当年的事情,他至今都念念不忘。听母亲讲,我父亲发展的党员还有李少浦、王开祥等人。

父亲为了方便联系工作,就在我家花生地里建起了砖瓦窑。砖瓦窑在我村东北面,汶河南边,离南横山根据地也不太远,是个进退方便,不容易暴露的联络点。在这里开过多次秘密会议,也接送过不少革命干部。

当时,负责看管砖瓦窑的人是一个忠厚老实的老光棍,叫徐志海,他高个子,黑红的圆脸,满脸麻子,说话和蔼可亲,我们都叫他四老爷,他曾对我说:“砖瓦窑是你爷(父亲)专门为八路军开的。虽然两个窑,实际上烧窑的只有一个,另一个是八路军藏身的地方,谁也不让进,你哥去也不让进。如果鬼子来了他们就打扮成工人,有的抬坯子,有的烧窑,有的推小车,个个抹的灰头土脸。敌人走了,他们再回去开会。”我问他:“常开会吗?”他说:“经常来开会,南来北往的什么人也有,你爷光叫我站在南崖头上望风,不让打听。”建窑都是我家出的钱,一根炉条值30斤麦子,一个窑十二三根炉条。窑上挣的钱都让父亲带走支持革命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四老爷是父亲信得过的人,老人家也是中共党员,前几年才病逝了。

我二舅牛明堂是位有名望的人,他经营着当铺、布店、酒店、药铺、油坊等,还和亲戚合伙在孙村开办了一个煤矿。在日伪时期,虽然他是镇长,但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为抗战做了不少工作。据母亲讲,二舅恨透了日本鬼子,他支持父亲当八路军,并给予父亲很大的帮助。

据我表姐牛庆华(我二舅牛明堂的女儿,曾用名牛庆玲,1933年生人,退休前是徐州整流器厂幼儿园教师,现在徐州居住)讲,抗战期间,我家是党的秘密联络点和情报中转站。她耳闻目睹过不少我父亲抗战的事。当时,有不少进步青年、学生和抗日积极分子,在党组织的护送下,由敌占区不断奔赴抗日根据地。许多情报,也经常是先送到我家,再由其他人取走。有一次,她到我家,父亲把邻近的五六个孩子聚集到我家的东院,拿出一份画报给孩子们看。画报是揭露日寇侵略罪恶的,其中有一张大头像,父亲指着它说:这个人叫汪精卫,是个大汉奸,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我们要打倒他,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这是表姐印象中很深刻的一件事。

抗战时期曾给父亲送信的张宗亮老爷,给我讲了父亲巧夺牛家庄鬼子据点的故事。牛家庄(现位于新泰市东都镇南部)据点里驻有日军数名,戒备森严,我军多次进攻都未能攻克这个据点。根据上级指示,父亲摸清了据点里的情况,然后带领八路军攻打这个据点。当时,父亲心生一计,将多只浇上煤油的大公鸡点燃后,从四面围墙上扔进去,引起据点内部起火。八路军乘机将牛家庄据点的鬼子消灭了。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父亲是一位足智多谋的人。

抗日战争后期,我军发起反攻作战,需要大量的炸药。在当时敌我斗争非常残酷的情况下,要搞到炸药是很困难的。我父亲曾通过关系,搞到过一批炸药。据离休干部董迪(1962年退下来时是南京水利专科学校的正处级干部)老人讲:“在抗日战争后期,我军缺乏武器弹药,你父亲一次就从张庄矿上弄出来几百斤炸药,上级通报表扬了他。”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实行独裁、专制。蒋日伪合流,继续与人民为敌。据母亲讲,父亲几个月杳无音信。一天,他回来了,又黑又瘦。母亲问他上哪去了?他说:去胶东了,部队白天在山沟里趴着,夜间急行军,上级命令我们不出两天赶到胶东,路上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遇到河水喝河水,干粮走到半路就没了,只好吃青菜。夜里路过一片烟地,自己以为是生菜叶子就偷着抓了两把吃了,越品越觉着不是滋味,满嘴辛辣呛人,这才知道是把烟叶当生菜叶子吃了。抽烟的同志到了花生地、地瓜地,就把叶子装进烟袋里,馋急了就过过烟瘾。到达目的地后,由于违反了群众纪律,战士们都做了自我批评。

我永生难忘与父亲的诀别。1946年夏,父亲回家时被敌人发现了,国民党兵、还乡团把我村包围起来。二叔在胡同口看见来了国民党兵,急忙跑到我家说:“二哥,你快走,敌人来抓你了。”父亲一听,赶紧让母亲像往常一样锁住东院大门,他躲在以往藏八路军的廒子里。谁料这些国民党兵到我家西院没有找到,就瞄准了东院。敌人一个劲地砸东院门,胡同里已围满了国民党兵。父亲觉着在这里是躲不过去的,便迅即越墙跳到北院老奶奶家。刚跳过去,敌人便砸开门进了东院,见无人,就追到老奶奶家。我父亲跳墙进去后,躲到了柴草棚。敌人气势汹汹地质问老奶奶:“进来人了吗?”老奶奶说:“没人来。”敌人胡乱翻了一通,悻悻而去。过了一会,父亲听敌人走了,便从柴草棚里钻出来,摘下老奶奶的头巾,包在自己头上,把她正晾着的女人褂子穿上,挑着水挑子,学着女人的样子,歪歪扭扭地离开了村庄。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也再没有见过父亲。

父亲是怎样被敌人逮捕入狱,又是怎样壮烈牺牲的呢?据母亲讲,我父亲自从逃脱了国民党兵的追捕,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去大汶口(今属泰安市岱岳区)附近与一位“保长”联系。这个“保长”,实际上是父亲发展的地下党员。19479月下旬,父亲带着新任务又来与这位“保长”联系。当时,由于“保长”与父亲是单线联系,真实身份不为人所知,已不幸被误杀。为此,他老婆对共产党怀恨在心。父亲却不知情由,依然与其联系。他老婆见了我父亲,装作像往常一样,热情接待,并说:“你大哥赶集去了,你等等吧。”等了一会,父亲吩咐随同去的勤务兵小曲回去拿衣服。到了饭时,“保长”的老婆准备了饭菜,让其母照顾吃饭,她却偷偷溜出,密报了敌人。

勤务员小曲拿衣服回来,看到国民党吴化文的士兵包围了“保长”家,马上意识到我父亲遇险了。小曲拔腿就往回跑,向组织汇报了情况。

父亲被吴化文的部队抓捕后,被带回大汶口。敌人对我父亲实施了重刑,但父亲坚贞不屈。党组织得悉后,遂派人营救,未果。

新泰解放后,有一支部队路过我村。其中,有一个莱芜籍的国民党俘虏士兵打听我家的住址,恰巧问到了张传法大爷,他便对张传法大爷讲了我父亲在狱中曾托他给家中捎信,让他到新泰东良庄找张传经的家属,告诉她不要等了,改嫁吧。张传法大爷问我父亲是怎么死的,那位士兵说:“我当时是看押张传经的,张传经被抓后,遭到严刑拷打,可他没有吐露一点共产党的信息。之后,敌人就让狼狗咬,啃得全身鲜血直流。后来,敌人就把抓来的一伙人,拉到一个埋有炸药的坑里,活埋后,又引爆炸药,将尸体炸得粉碎。”张传法大爷感到事情过于残酷,怕对我母亲刺激过甚,就将此事隐瞒了下来。

1950年秋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地里拾柴火,三姐急匆匆地赶来说:“家里出事了,你快回家。”我忐忑不安地往回跑,只见胡同口站满了人,都哭丧着脸。我问:“出了什么事?”他们都不回答。后来不知谁说:“你去看看吧。”只见屋里坐着两个当地政府官员和村干部,他们是送“烈属证”和烈士粮的。我一看,头都炸了,也有些明白了。只见两个弟弟抱着母亲在地上痛哭,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我也痛不欲生,一头扑到母亲怀里,哭喊着:爷呀,我的爷哪去了?

母亲搂着我的脖子哭喊着:“孩子,咱塌天了,谁是咱的依靠?”整个院子哭声连天。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也不知我们哭喊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在大家的劝告下母亲的哭声总算停了下来。政府来的两位同志见家人到齐了,就说:张传经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政府发给您2000斤麦子、500元钱,你带着孩子好好过吧。

从那起,母亲天天以泪洗面,我姊妹四人成了她的精神支柱。事后有人主张为父亲出假丧,母亲不同意,并说:这是他用生命换来的钱,我要供孩子上学,一定把他们供养成才。父亲在世时主张孩子上学,母亲也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所以她把学文化看成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结果三个儿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文化水平。我在新泰师范毕业,当了中学语文教师,后来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及儿媳、女婿都是“文革”后的大学生,在新泰或泰安党政部门工作。这一切,都和母亲的传承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母亲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她是一位高尚的母亲。

父亲牺牲60多年了。当时,他做敌伪工作,保密性极强,了解他的人很少,也无从联系,这让我全家深感遗憾。好在我们还保存着有关父亲的“委任状”、“抗属证”和“烈属证”等物件,足以证明他的身份。如果有健在的老前辈了解我父亲事迹的,请提供给我们,以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我们将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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