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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民:一九六六年的那些事儿

2010-09-26 21:05:10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一九六六年的那些事儿

□ 王玉民

 

卖只母鸡上北京

公元1966年秋天。

家乡的原野上,疯长着从海南引进的多穗高梁。高梁穗子在秋风中摇曳着,把秸秆坠得弯弯的。眼见丰收在即,乡亲们喜得合不拢嘴——大人孩子又可以吃几顿饱饭了。

记得那天是1011日。我正在密不透风的高梁地里挥汗砍杀。刚才还红得炯炯有神的高梁,一会儿的工夫便在我身后一片片倒下。气喘吁吁之时,听到有人喊我的乳名,村里一位叫王希圣的人,赶到地头找我。此人按辈份我应喊他二叔,在信用社干临时工。这在当时可是个令人艳羡的差使——风不着,雨不着,每天记10分工,单位还有五毛钱补贴。父亲经常说,你什么时候能混到你二叔的模样就行了。二叔从公社捎来了通知,要放秋假的学生立即返校,说是有重要活动。

疲惫的阳光洒向田间,照耀着同样疲惫的我。我扔下小镢子,直了直腰,擦了把汗。浑身上下散了架一般。见手上有血泡隆起,遂用秫秸篾子将血泡一个个挑破。抖抖身上的泥土,踉踉跄跄向学校走去——这一年,我十六岁。

来到学校,始知中央有指示,要从革命师生中选举代表,去见毛主席。灰头土脸,满头高梁花子的同学闻讯聚拢在一起,一个个喜出望外,幸福和激动溢于言表。

选举严格依照中央通知精神,按十比一的比例,实行无记名投票。我所在的高二二班共有42个学生,选出代表5人。唱票完毕,我的名字后面划了八个大大的“正”字。与我一起当选的还有刘增然、刘仁平、刘方红、李怀平四位同学。刘增然是团支书,刘方红为烈士子女,刘仁平与李怀平都是祖辈隶耕的贫农子弟。五人皆为品学兼优、根正苗红的学生干部,时称“三刘一王加一李”,名声响得很。

选举完毕,放假三天,回家作准备。正在地里剪高梁穗子的父母闻讯既喜又忧。喜得是儿子要进京见“皇上”,这可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在我们村算是始破天荒。忧得是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愁下顿,腰里掖了块石榴皮,一个籽(子)也没有——怎么也得给孩子带点儿零花钱啊!收工后,父亲蹲在磨台旁默不作声,旱烟袋抽得吱吱作响。母亲则走家串户,向四邻求借,跑了大半个时辰,空手而归。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从灶屋里抓住了一只正在抱窝的老母鸡。老母鸡舍不得捂了十几天的蛋卵,吱吱叫着,挣扎不止,样子甚是凄惨。父亲接过来,抱着这只老母鸡,去集上守候了大半天,换回两元钱。

当父亲将汗渍斑斑的一张纸币递到我手上时,我抬头望了一眼满脸沧桑、皱纹纵横的父亲,内心深处阵阵掘痛,辛酸的眼泪夺眶而出……母亲劝慰道:哭什么,没出息!咱这是去见毛主席,莫说一只老母鸡,就是卖了宅子、地,也值!

沉甸甸的秋压弯了乡间的小路,我吹着口哨在青纱帐里踽踽穿行。脑子里满是毛主席接见的种种场景——一会儿是在一所青堂瓦舍屋宇高宏的大院子里,他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与我们一一握手,问长问短;一会儿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老人家微笑着向我们招手致意……想着,想着,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继而煽起歌的激情。不由自主地吼起了“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惊得高梁地里的麻雀四散逃飞。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一天,我感觉天比往日蓝,日头也比往日亮,看啥啥顺眼,一切都是那么光鲜。就连空气都清新得如同新勾兑的一杯鸡尾酒,芳香四溢——山野的灵气,高梁的清香,瓜果的甘美,河水的清冽,尽在其中。清晨启程,步行八十多里,晚霞残照时,我回到了位于县城的学校。

 

难忘的礼遇

时令已交深秋。

校园里,白杨树的叶子不复峥嵘,怯怯地褪去惹眼的绿装,把一片片枯萎无奈地披在身上。凄凉的秋风阵阵袭来,落叶飘零,满地金黄。

此前,那场被人谓之“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拉开了序幕,只是还未进入高潮。为了进一步鼓动和造势,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宣召百万小将进京检阅,以推动这场运动尽快形成席卷之势——我们这批代表即在其列。

“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不少大中城市已经乱相渐显,但我所在的这个偏隅小城却并未激起多少波澜。人们照常一日三餐,鸡鸣出工,日落歇脚。县委在这一亩八分地里说话依然算数,代表赴京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即在县委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县里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王副书记担任组长。领导小组兵分两路,一路先行入京,联系住处,安排伙食;一路负责对代表进行教育、训练。领导小组请来了军代表,按军队建制将我们划分为连、排、班。每日里跟着军代表,一边走正步,一边将红色语录本高高举过头顶,有节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共产——党——万岁!万岁——万岁——万岁!直喊得声嘶力竭,口干舌燥。

军代表手把手教我们打背包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同学们不谙要领,一床被子捆起、解开,解开、捆起,背包打得呲牙咧嘴。军代表哈哈大笑,说,看我的!一根帆布带子在他手中左飞右舞、纵横交错,犹如魔术师的道具。被子翻过来调过去,甩在床板上嘭嘭作响。眨眼的工夫,豆腐块一般的背夹唰的一声从头顶甩到背上。动作干净麻利,赢来阵阵掌声。这位军代表二十四、五岁,人称王参谋。身材魁伟,高鼻梁,大眼睛,肤色白里透红,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气息。更加“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其英俊潇洒状令众多女同窗神魂颠倒。逢到休息时,总见不少女生众星捧月般围着他谈笑风生……

头午紧张训练,下午日程也排得满满当当。内容多是忆苦思甜、领导报告之类。一眼皮上长疤的学长,父母均被还乡团活埋。他在台上呜咽吞声,我们在台下唏嘘不已。“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直冲霄汉。记得个子高大,满头飘雪的县委李书记曾为我们作形势报告;王副书记也作过一场报告,讲述进京注意事项。

夜幕降临,县电影队在操场举行慰问演出。当放映员打出“热烈欢送革命师生代表赴京!”的字幕时,我突然就觉得自己高大尊贵起来,很有些飘飘然……

赴京的前一天,我去了一趟理发店。坐在联椅上排号的人们见我戴着“赴京代表”的胸章,纷纷起身,将我让到前面。理发师傅笑着说:“我给你好好修理修理,见毛主席可马虎不得。”遂把脏兮兮的脸盆刷了又刷,扯起那件硬梆梆的帆布围兜抖了又抖,拿出一块未拆封的“满庭芳”香皂,将水对得不冷不热,开始为我洗头。我这头从砍高梁那会儿算起,已经有半个月没洗了,师傅给我打了三遍香皂才揉出白颜色的沫子来。洗完,往椅子上一靠,对面镜子里的我,脸色焕然一新。师傅操起剪刀,咔嚓、咔嚓,披荆新棘,将我的头发剪下了足够半箩筐。洗理完毕,再看镜子里的我,精神的小平头衬得脸庞有轮有廓的,左看右看都不像自己了。师傅不无得意地问:理得怎么样?我连声回答:蛮好!蛮好!临了,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毛票,递与师傅。师傅接过钱又塞到我兜里,说:钱不收了,见到毛主席替我捎个好就行了!

19661026,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秋高气爽,金风习习。我们由县委王副书记带队,启程前往北京。下午三时许,整个县城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成千上万的群众涌上街头,高呼“向赴京代表学习!”“向赴京代表致敬!”,夹道欢送。代表们背着背包,胸前戴着大红花,手持语录本,雄纠纠、气昂昂,列队行进在从学校到火车站的大道上。出自寒门柴扉的我,何曾受过如此礼遇?就差礼炮21响了——这不是国家元首的待遇吗?胡思乱想之际,一位女同窗挤过来寻我。她脸脯绯红,娇喘吁吁。将自己的一副眼镜塞到我手上。低声说:“戴上它,看毛主席更清楚!”说完,丢给我一个羞涩的眼神,扭头钻入人群,不见了踪影……

一列绿色的火车停靠在站台上。县委李书记站在车厢门口,与我们一一握别。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与这么大的官儿握手,那手宽厚、绵软,感觉十分温暖。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了父亲那树皮一般坚硬粗糙的双手。满脸皱纹,眼神拮据的父亲仿佛就在我的眼前。刹那间,内心五味杂陈,眼眶不自觉湿热了。

列车喘着粗气,吭哧吭哧徐徐驶离车站。车窗外面,如血的晚霞正在小城的上空美丽地燃烧……

 

话说王书记

列车风驰电掣,隆隆向前。

同学们大多是头一回乘坐火车,心潮澎湃,溢而为歌。这边唱“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蒂是你们的……”那边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此唱彼和,一车皆歌。

我与县委王副书记同座。王书记中等身材,一副憨厚的农民相。我们扯着嗓子拉歌,他叼着一只烟斗笑眯眯地作壁上观,犹如黄泥岗上的好汉笑看被麻翻的官兵。表面看王书记面善目慈,忠厚朴诚,零距离接触一阵之后,始才发现此人机智闪烁,谐趣迭生,是个活宝。同学们谈笑,他一般不插话,出其不意来一句,让你忍俊不禁。有同学指着车窗外呼呼倒退的树木、房舍,惊呼火车速度之快。王书记故作惊讶地说:可真是,这玩艺儿在地上爬还这么快,要是站起来跑,那还了得!众人皆笑,他却不动声色,一只烟斗抽得吱吱作响。

见大家唱累了,王书记站起来说:“我们车厢有个艺术家大老薛。让他露一手怎么样?”大伙儿不知大老薛乃何许人,掌声稀落。王书记再次鼓动:“大老薛是矿务局技校的炊事员,这次也被选为赴京代表。他自编自演的柳琴节目,连周总理都听得上瘾,还与他握手拍照呢!掌声欢迎大老薛唱段儿《热馍馍》!”年逾不惑、身材发福的大老薛怀抱柳琴,挤到王书记跟前,王书记起身让座。大老薛将那柳琴随便和了和弦,弹得铮铮鏦鏦,流水一般。既而歌喉遽发,“哎咳——哎咳——我唱了一回哎咳哟哎——哎哎咳咦……”那声音或缓或急,忽高忽低,声声宛转,入耳动心。拖腔之处,那嗓音要多高有多高;那中气,要多长有多长。回环转折,百变不穷。众人惊愕,满堂喝采。当唱到“我老薛今年四十四,睁眼瞎当了半辈子多,……斗大的字认不了半口袋,半辈子还不知俺姓那个薛”时,王书记如痴如醉,摇头晃脑,应声而和:“……结合工作来识字,干什么我就学什么。切白菜学会一个‘刀’,炒肉丝学会了‘勺’和‘锅’。擀面条学会了‘擀面杖’,蒸馒头学会了‘热馍馍’ ……”全场沸腾,叫好之声轰然雷动。

看我一个劲儿拍手傻笑,王书记问道:怎么样?好听吗?我一脸茫然,讲不出所以然。他说,这叫“拉魂腔”,也叫“栓老婆橛子”。见我不解,又说,“拉魂腔一来,跑掉了绣鞋;拉魂腔一走,睡到了十九。”别看是土腔土调,前些年在咱这地窝叫得可响了。大老薛接过话茬儿,笑谑:“还有呢。柳琴一响,饼子贴在锅台上;拉魂腔一唱,花针扎在指头上。”二人一捧一哏,满车溢笑。这大概是我懵懂初开之时,接受的最为生动的一次民间艺术教育,现场说法,鲜活得至今难以忘怀。

车轮滚滚,黑夜在车窗外快速地流动。兴奋了一天的同学们逐渐安静下来。不知不觉中我进入了梦乡,感觉身子倚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奇怪的是粗大的树身异常柔软,还散发着融融的暖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半侧着身子,头靠在王书记怀里,口水流得老长,洇湿了王书记的衣襟。见我醒来,王书记笑呵呵地说:“可使死我了,你小子唿唿噜噜,连吃加喝,还让别人睡吗?”我不好意思一笑,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列车停靠天津站时,天挣扎着要亮了。有一年轻人搀扶一位长者上了车。长者抱着肚子,一副痛苦状。一进车厢,年轻人便高喊:这位是地委书记,去北京看病,谁给让个座?见他趾高气扬的样子,同学们都不屑答理他。王书记见状连忙起身让出了座位。我心想,哪能叫王书记站着。遂对那位年轻人说:坐我的吧!大清早的,你咋呼啥?我是看他有病,你可别拿地委书记唬我们!说得大家哈哈大笑。那年轻人知趣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文革伊始,当官儿的大都惶惶不可终日,一副委琐的样子。说实在的,当时真有点儿瞧不起他们。就连彭罗陆杨都被小将们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只脚,况区区地委书记乎?但对王书记,大伙儿却是另眼相看。因为王书记没有当官的作派,我们也便不把他当官待,觉得他就是一位慈祥的父辈。因而,靠在他怀里睡了一夜的我并未感到多少歉疚和不安。

正午时分,车抵永定门。在站台迎候的先遣组成员争相与王书记握手。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热烈欢迎外地革命师生莅临首都北京!”原汁原味的京腔听起来分外亲切。几辆大客车载着我们浩浩荡荡驶向接待站。这一天,阳光似乎格外热情,洋洋洒洒照耀着首善之区。红墙黄瓦沐浴在金色的日晖里,显出无尽的庄严和肃穆。跃然欣喜的我,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面对人烟辐辏车马喧阗,高楼广厦盖天插地的长安街惊得目瞪口呆。当巍峨的天安门城楼出现在我们眼前时,大家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头探出车窗之外,近乎疯狂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王书记大声提醒说:“危险!关上窗子!”众人正在兴头上,谁人理会!

十里长街车马如云,途为之塞。当时全国数百万师生从四面八方涌入北京,车辆吃紧,从外地调进了大批客车。车流滚滚,绵延数十里望不到尽头。从车站到驻地不时拥堵,几十里路走走停停,用去了两个多小时。面对大停车场似的长安街,王书记悠悠地自语:这光景,要是急着生孩子可怎么办?

接待站设在车道沟九号,门口肃立着两个威严的哨兵。院落好大啊!据说是军队的一个武器研究院,对外称“口院”。一座阔大的厂房收拾出来,作了我们的宿舍,三百余人住进去,还显得空空荡荡。厂房中间支起一座硕大的铁炉子用来取暖。因地上铺着稻草,禁止吸烟。王书记进屋坐定,习惯性地掏出烟斗,划着了火柴。管理人员一声断喝:那是谁啊?把烟灭了!王书记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乖乖地掖起烟斗,讪讪地躺在了稻草上。

人说不到北京不知自己的官儿小。王书记在我们那个巴掌大的县城算把角儿,一到北京便沦为宦海一粟。餐厅里同我们一样排队打饭,临时搭起的简易棚厕里同我们一起挨号便溺,晚上同我们挤在一块儿睡地铺。除了我们一伙儿,偌大的京城谁人认识这位七品芝麻官?。

记得毛主席第六次接见那天,我们排成六路纵队,手挽手站在长安街上。当排山倒海般的《东方红》乐声响起,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我们还在离天安门广场十几里外的地方蜗牛一般时进时退,走的时间不如停的时间长。早先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都想多看毛主席一眼,赖着不走。后面的等不及了,蜂拥而上,秩序大乱。扩音器里传出了周总理焦急的呼喊:“前面的同学加快步伐,向西进军。后面的同学不要拥挤!”一遍又一遍,总理喊累了,便由播音员代劳。谁能想象,十几里路程,我们竟然走了一天,华灯初上时才进入天安门广场。此时扩音器里又传来了周总理的声音:“主席累了,需要休息,今天的接见到此结束!”我们拼命向前挤,心想,见不到毛主席,看看周总理也不虚此行啊。挤到金水桥畔,见天安门城楼上已是人去楼空,只剩几个服务人员收拾场地,哪里还有周总理的踪影?

那一夜,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各色各式的轿车失却了往日的威风,极不情愿地任人推着,漫无目的地在人海中游弋。人挤倒了,被踩在脚下;鞋踩掉了,不敢下腰去捡。王书记声嘶力竭地喊叫:“挽紧手!”“不能掉队!”“千万不能倒下!” ……那情形与其说是受检阅的队伍,倒不如说是如山倒的溃军。

从凌晨二时至晚上八时,没喝一口水,嗓子干得冒烟。挽着我手臂的王书记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一粒薄荷片,掰给我一半。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吃这劳什子。含在嘴里清凉甘饴,满口生津,那舒服劲儿就甭提了。这半粒薄荷片日后还生发出一段故事来,从北京回来后,造反派揪斗王书记。王书记坐了“喷气式”,弯腰九十度,脖子上挂着一块大牌子。牌子上,王书记的名字倒写着,还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有个造反派头头知道去北京时我与王书记交往颇多,便勒令我上台揭发。我想了大半天,实在想不出王书记有什么罪行。不得已,上台先领读了一段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继而切入正题,指着王书记的鼻子说:“这小子生活腐化,接受毛主席检阅时,大家都渴得嗓子冒烟,他却搞特殊化,口里含着薄荷片,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更可恶的是,他还妄图以此拉拢腐蚀青少年,将半块薄荷片硬塞到我嘴里。是可忍,孰不可忍!”台下一片哄笑。那位造反派头头夺下我手上的话筒,恶狠狠地说:你啰啰的啥?净是鸡毛蒜皮!遂将灰溜溜的我赶下台去。此乃后话也。

许是风寒所致,在京期间我病了一场。当时感觉周身发冷,虚弱得仿佛一片落叶,随时都会被秋风吹走。睡在我身旁的王书记不时用手摸我的额头,见我烧得火炭一般,遂找到接待站的同志要了一辆吉普,送我去了海军医院。黎明时分,打着点滴的我醒来了,见王书记正叨着烟斗与一位老师坐在病床前守护着我,心里涌起一阵暖流,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

王书记是我成年以前接触到的第一位“父母官”,耳鬓廝磨,促膝相交,留下的印象颇为深刻。与王书记的交往使我认识到,在这世界上,无论什么年代,总该有一种真情可以超越身份与年龄而常青。

 

与聂元梓的一面之缘

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

1966111,新泰县革命师生代表团由王书记带队,去北京大学参观。初冬的北大校园寒气逼人,道路两旁的树木经不住北风的凛冽,叶子大多凋零,只剩下一副副骨骼。一队队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胸前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在红卫兵的押解下,踉踉跄跄,不知去往何方。路两側的大字报席棚绵延数里,内容大多是批判刘少奇、王光美的。是日,适逢北大“校文革”举行集会,听说聂元梓要出席,我们早早赶到会场等候。

此前,聂元梓的大名已是如雷贯耳。因为她写了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受到伟人的赏识而声名鹊起。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开篇即赞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写得何等的好啊!”接着笔锋一转,猛烈抨击刘少奇等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就是这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吹响了向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进军的号角。聂元梓因此发迹,当上了北大“校文革”主任。

上午十时许,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山呼声中,聂元梓被众人簇拥着出现在会场上。出于好奇,我拼命挤到了主席台跟前,高举语录本,向其致意。一个来自乡下的孩子,能亲眼目睹文化革命闯将的绰约风姿,当时感觉十分兴奋。

聂元梓给人的第一印象文质彬彬,无半点儿“闯将”的印痕,倒像一大家闺秀。肤色白净,秀雅俊逸,年过四十,风韵犹存。身着一袭草绿军装,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举手投足,温文尔雅。谁能相信,如此文弱女子,其婀娜的身躯里竟然包裹着如此不安分的叛逆灵魂。实乃人不可貌相也。

聂元梓讲话缺乏登高一呼的气势,莺声燕语,慢条斯理,柔润的嗓音既无煽动性,亦无刺激性。她说:有人讲“校文革”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要说,我和“校文革”始终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即使我们的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那也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话未讲完,一伙号称“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高呼“打倒聂元梓!”的口号,冲进会场,要揪走聂元梓。刹那间,会场秩序大乱,如同捅了一个大马蜂窝。双方先是激烈辩论,继而大打出手。年幼的我不看头势,依然试图靠近聂元梓,想请她在语录本上签名留念。混乱中被人推倒在地,手中的语录本甩出老远。乡下孩童何曾见过这等阵势,我慌忙爬起来,揉揉眼睛,见聂元梓已在七八个彪形大汉的护卫下,仓皇离去。望着四散的人群,狼藉的会场,我心下怏怏——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见到了毛主席

1111,我们迎来了毛主席的第七次接见。

是日凌晨,月牙儿高挂西天,似一把寒刀森森闪着冷芒。故宫的角楼、天坛的寰丘、北海的白塔,笼罩在一片薄薄的雾霭中。我们列成方阵,山呼万岁,向长安街进发。红旗、红袖章、红《语录》,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

行至电报大楼附近,队伍停了下来。熹微晨光中,隐约可见虎背熊腰的卫戍区战士手挽手形成两道人墙,伫立于大街两侧。人墙的背后是万头攒动、席地而坐的红卫兵小将。这次接见,组织得比上次还要混乱。我们这支队伍究竟应该在什么位置,问谁谁也不知道。此时,街道两侧已无立锥之地,进退不能,大家只好呆呆地站在路中间等待。等啊等啊,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仍是停滞不前。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以此发泄心中的不满。带队的王书记四处问询,八方交涉,始终未能给我们找到一处立足之地。九时许,队伍开始向前蠕动,行至金水桥畔,再次受阻。同学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正当大家一连声骂娘时,突然望见十几辆轿车由东向西鱼贯而来,驶至队伍近旁,嘎的一声停下。人群一阵躁动,大家还以为是毛主席来了呢。只见从第一辆车上跳下一位头发花白,身着黄呢军装却没戴领章帽徽的高个子首长。身旁的卫戍区战士窃窃私语:吴德来了。

“这是谁的队伍?”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的吴德厉声喝问。

“我的!”王书记气喘吁吁挤过来回答。

“限你五分钟把队伍撤出去!”吴德怒气冲冲,“堵塞了首长的车队我拿你是问!”

王书记笔直地站着,一脸的无奈,不敢吭声。同学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大声嚷嚷起来——

“让我们到哪儿去啊?”

“我们要见毛主席!”

“看不到毛主席我们还找你呢!”

……

“执行命令!”吴德说罢,头也不回,钻进汽车,“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卫戍区一位首长下了逐客令。他命令战士们松开手臂,让出一道缝隙。怏怏不乐的王书记带领我们沿着这条缝隙突出重围,撤至金水桥以南百米开外的广场上。

刚刚站定,发聋振聩的《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惊疑之际,一支由近百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自西向东隆隆驶来。此时,大家如梦初醒——毛主席真的来了!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

同学们不顾一切,发疯一般冲破警戒线,向着主席的车队跑去。警卫战士大叫着阻止,无济于事,人群如开了闸的洪流汹涌澎湃。主席的司机见势不妙,加大油门,急驰而去。

我是个幸运儿,在距离金水桥约四五十米的地方,扳住一个同学的肩头跳起来,看到了站在敞蓬车上向众人挥手的毛主席。尽管一闪而过,他老人家那略显臃肿的伟岸身躯,那被风霜皴染的稀疏白发,那贮满智慧的宽阔额头,那缓缓挥动的曾经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巨手,却是历历在目,尽收眼底,永远定格于我记忆的胶片上。

眨眼之间,毛主席匆匆远去。无心插柳柳成荫,一个意外的惊喜出现在眼前——我看到了刘少奇主席。站在敞蓬汽车上的的刘主席,手持语录本,一头白发飘成寒风中最鲜明的旗帜,高高的鼻梁倔强地挺立着,目光深邃而又严峻。远远望去,神态落落,若有所思。那表情,让人想起罗丹的雕塑《思想者》。多年之后,一个问题经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他当时在思索什么呢?是担扰国家的前程还是预感到厄运即将临头?

此时此刻,就在我身边,又上演了惊人的一幕,同学们为了一睹主席的风采,纷纷爬上附近拍电影的一个木制架台。高高的架台攀上了不下百人,如同一棵挂满了果实的香蕉树。初始摇摇欲坠,继而不堪重负,轰然倒塌,不少同学摔得头破血流。站在顶端的录相者从十几米的高处跌落下来,滚了老远,怀里还紧紧搂着那架录相机。他爬起来摸摸机器,连声嘟囔:还好!还好!主席保佑!

车队隆隆远去,广场上一片哭喊声——看到他老人家的激动地哭,没看到的伤心地哭。现在看来那眼泪未免廉价,可在当时却是百分之一百的真诚。

落日的余晖已给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抹上一层昏黄,天安门广场上数以万计的师生嘈杂着、拥挤着,如同开水煮了一锅饺子,沸腾不已。待到走回接待站时,已是夜半时分。大多数同学没有看见毛主席,千载难逢的机会失之交臂,一个个神情沮丧。加之饥肠辘辘,口干舌燥,一股无名怒火不由涌上心头。不知谁喊了一声“造反去!”,这喊声不啻干柴烈火,激忿的人群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窝蜂似的拥进接待站办公室,砸门窗,捣玻璃,掀桌子、摔电话……吓得值班人员仓皇逃窜。

负责接待的五机部一位副部长闻讯赶来,被愤怒的学生团团围定——

“你是干什么吃的?”

“我们的位置为什么让人给挤占了?”

“我们没见着毛主席谁来负责?”

这位身着黄呢军装的老军人百般解释,连连道歉。怒火中烧的小将们如何听得进去,左推右搡,你扯我拽,一会儿的功夫,部长的额上便沁出层层汗水……

喧嚣骚扰着京郊的夜空。凄清的月色下,一群群大雁惊恐地从空中掠过,发出阵阵哀鸣……

 

两元钱明细帐

上回说到母亲将一只老母鸡换得两元钱,让我作了盘缠去北京见毛主席。这两元钱究竟派了什么用场?列位看官若有兴趣,听我细说端详。

文革初始流行一句口号:人民的列车人民坐。平日里同学们乘火车逃票被捉时,常以这句口号强词夺理。记得那时从泰安去北京,火车票价10元,来回20元,这可是个天文数字。父母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辛辛苦苦在生产队干上一年,也难以赚得这个数目。倘要自个儿掏腰包,这北京如何去得成?别愁!正应了前面那句话——“人民的列车人民坐!”毛主席一声令下,往返车票全给免了。我兜里那两元钱毫厘未动,便到了北京。

抵达北京后,接待站发给了一张“外地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汽车、电车各路通用。只要不出北京城,一律免票。这张“临时乘车证”无异于一枚“关防路引”,手持这张浅黄色的证卡,遍游故宫、长城、颐和园、北海、天坛……一路绿灯,畅行无阻,比现下的人民币好使得多。(这张“临时乘车证”连同别在胸前的“赴京代表证”,我至今保存着,成为见证那段历史的珍贵文物。)就这样,在北京逛游了一个多月,贴身口袋里那张皱巴巴的两元大钞,愣是分毫未去。时不时摸一摸,还在!软软的,带着些许温热,心里便踏实了许多。

列位或许要问,吃饭花了多少钱?说到吃饭,数百万外地师生呼喇喇涌进北京城,可也真是个大难题。但毛主席他老人家并未饿着我们,且分文不取,管饱论顿。车道沟九号接待站里,每日七八辆军用卡车进进出出运送馒头。餐厅门口的小广场上,铺上了十几领苇席,接待人员爬上卡车,手持木锨往下掘,白面馒头骨骨碌碌在苇席上堆成一座小山——直到现在我还纳闷,这些馒头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除了馒头,还有白菜炖粉条,一人一碗,不够再盛。老百姓的孩子,在家里一年难得吃上几次白面馒头,而今顿顿享用,端的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记得毛主席接见那天,每人发了三个大馒头,外加一根香肠、两个茶叶蛋。同学们议论说:这不就是“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吗?

手拿白面馒头,不由自主便想起了啃地瓜面窝头的家人。于是我每天省下一个,藏在被子下面。一个月下来,竟也攒下三十多个。离京时,我将馒头卷进铺盖里,千里迢迢,背回了老家。打开一看,不少已长了绿毛。

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离京的前一天,我在长安街蹓跶了半天。走进一家眼镜店,徘徊良久,因为当时我太需要一副近视镜了。打探价格,验光、配镜总共要一元二角,闻之咋舌!扭头要走时,店主人喊住了我,说,收你一元吧,最低价!我狠狠心,配了一副。水磨石的镜片,金丝框架。试戴时感觉满目欣然,整个世界顿时明亮了许多。临了,我递上了那张紫花脸儿的钞票,店主人找给我一张赤红脸儿的。刹那间,两元变成了一元,心中惴惴,甚是怅惋。

路过一家百货店时,我看到玻璃橱窗里摆着各种牌子的香烟。其中一种“墨菊”牌的,北京卷烟厂生产,要价五角,我特意为父亲买了一盒。父亲烟瘾很大,小时候每逢乡里开会,我便钻进人群,为父亲拣拾烟蒂。父亲将烟蒂一一扒开,取出烟丝,将豆叶搓碎,掺在一起,装入烟荷包,抽一口,呛得直咳嗽。给他老人家一个惊喜吧,让他也尝一尝高档香烟的滋味。

俗话说,钱是光棍胆。剩下的票子攥在手里,说什么我也不敢花了。两天之后,回到家里,递与母亲。说,还剩下五毛,您留着称点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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