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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挚而默契的友谊--巴金和临海籍生物学家朱洗的交往(王荣福、朱恩)

2010-07-19 14:40:41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真挚而默契的友谊
巴金和临海籍生物学家朱洗的交往
王荣福   朱恩

  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我特别喜欢鲁迅的杂文、巴金的小说、朱自清的散文和郁达夫的游记,而能从他们的笔下发现同家乡有关的笔墨,那种兴奋与好奇更是难以言表。从《鲁迅日记》中,我找到了与鲁迅“并非泛泛之交”的我的同乡前辈蒋径三;打开朱自清饱含深情的散文和书信,我感受到了这位曾两次来临执教的文人“对于台州,永远不能忘记”的情怀;郁达夫与临海尽管只有一面之交,但从他利用汽车在灵江边候潮过渡的短暂空隙爬巾山、游东湖的精湛的描述中,足可领略一个文人旅行家的潇洒而细致的风格。
  巴金与临海的联系是通过临海籍生物学家朱洗和翻译家毕修勺建立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共同的留法经历使他们识、相知,尽管所从事的职业领域不同,但共同的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对朋友的真诚,使他们的友谊真挚、默契、日久弥深。

下雪的台州
   朱洗于1920年赴法国勤国俭学,师事巴德荣教授从事卵球成熟、受精和单性发育等研究,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在1932年冬天启程回国。
   回国后路过上海的时候,受到在法国时就认识的青年作家巴金的热情接待。相识于异乡,相逢在祖国,老朋友相见有说不完的话。朱洗向巴金介绍了自己先回家省亲,再去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的计划。谈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朱洗饱含热情,向巴金描述了自己的家乡天气是如何的温的,山水是怎样的秀丽,并热情地邀请巴金和自己同行,去亲自领略临海的风光乡情,以获取新的写作素材。
   当时,巴金刚从浙江的长兴煤矿体验生活回来不久,正在构思以煤矿工人的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萌芽》,浙北之行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朱洗的建议打动了他,巴金欣然应允,1933年1月初,与朱洗结伴到了临海。
   也许是老天在有意玩笑,在临海首先迎接巴金的是一在的大雪和一场严寒,冻得他叫苦不迭。当时,朱洗家在临海城关的上草巷典租了几间房屋,供子女进城读书时食宿之用。朱洗和巴金也在此住下。
   因为天寒地冻,也因为人生地不熟,巴金在临海住了四五天时间,没有太多的活动,只是常到回浦学校的图书馆去走走。
   虽然天不作美,但临海人的热情却使巴金感到温暖。当时,巴金创作的《急流三部曲》之一《家》已经发表,在青年读者中已小有名气。听说巴金来了,临海的文学青年纷纷慕名而来,登名拜访。巴金性格内向,不喜言辞,但对于人们的每一个问题必都诚恳答复。又一个下雪的日子,在回浦学校图书馆,巴金遇见了当时正在回浦任教的文学青年徐懋庸。喜出望外的徐懋庸一股脑儿向巴金提了许多文学创作上的不解和问题,从当年文坛趋势到文学批评的状况,从文学创作与生活关系到文学题材的选择和社会的作用,还共同探讨了巴金小说的生活依据、社会影响等等问题,两个人在图书馆里你来我往,有问有答,连窗外飘舞的雪花也忘却了。对徐懋庸提出的种种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问题,巴金坦诚布公,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使徐受益匪浅。徐懋庸详细记叙这一次与巴金对话的情形的散文《巴金到台州》,很快在上海《社会与教育》杂志上发表,后来又成为人们研究巴金创作思想的重要资料。
   巴金在临海只住了四五在时间,而所见所闻及种种意想得到和意想不到的经历,都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时隔50年后,在1980年秋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和巴金同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台州师专校长邵全建,向他提及朱洗和临海时,他还能不假思索地说出当年在临海所住的地方叫草巷。
   
并肩战斗的友谊
   寒假过后,朱洗到了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年5月,巴金也离开上海,作南下之行。“到各个地方去看看朋友们的面孔,向他们说一些感谢的话,和他们一起度过几天快乐时间。”他一路逗留厦门、泉州,经香港于6月到达广州。
   这时,朱洗在中山小学教书的同时正投入一场维护科学的严肃性的斗争。原来,这年春天,广州有个医生在一个展览会上用陈列标本的形式鼓吹“自然生物发生”之说,宣称能以洋菜胶和鸡蛋黄等物品“自然发生”各种不同的生物,还自我推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早已被著名的巴斯德实验证明是荒谬的、而且在欧美等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早已被唾弃了的伪科学,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居然还有人以“大发明”来招摇撞骗。朱洗和他的同事看到了事情的发生,为了批驳这种荒谬物说法,朱洗带领学生用当年巴斯德用过的方法,一共进行了79种实验,再次证明只要不是外界生物种子的侵入或人为的干扰,就永远不会有生物自然发生。朱洗他们还把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在中山大学生物系陈列出来,供人们参观。在事实面前,那个医生只好匆匆收场。
   巴金到广州的时候,朱洗他们正忙于进行巴斯德的实验。巴金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又从朱洗那儿学得了一些生物学方面的知识,随即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论争之中,写了《关于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一文,对“生物自然发生”之说进行驳斥和讽刺,提出不同的见解,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辩护。这一篇文稿先寄投《东方杂志》,但因笔锋犀利,点到了《东方杂志》编者身上,编辑便以“文笔太锐,至讥刺似不免稍甚,恐引起误会”为理由而拒绝刊登。巴金又把退稿改寄《中学生》杂志,却又被《东方杂志》编制托人去说,把那“文笔太锐”之处删去了一两个以后才给发表。
   对巴金来说,自己的“文章受凌迟之刑,以这为第一次”,但能和好朋友并肩作战,并且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巴金兴奋的心情没打折扣。朱洗也为这场争论的胜利而高兴,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毫无学理根据最可笑的发明,一遇真凭实据,即如春雪之遇朝阳,瞬刻消蚀了。”而这场争论的经过事实,也为朱洗撰写的《现代生物学丛书·我们的祖先》一书增添了一节丰富的内容----“新近中国学界破除自然发生说的经过。”
   
献给女佣的赞歌
   相比之下,巴金和朱洗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但两个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却是那样的深入和自然。在广州期间,巴金写了一篇题为《一个女佣》的散文,说的是朱洗家的女佣为了替兄弟报酬,亲手枪杀了欺压百姓的土豪的“真实的故事”,并把她称为女英雄。就在这不长的篇幅中,随处可见巴金对朱洗的信任和对其周围人和事的关注与了解。
   文章从朱洗、巴金另一个朋友在朱的实验室谈论科学常识写到。因避雨耽误了吃饭的时间,出来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临,正碰上朱洗家的女佣来叫吃饭。巴金在广州这段时间,是经常到朱洗家里去的,女佣自然认识他,而巴金也以作家独特的视角对女佣作过观察和了解。所以,当朱洗告诉女佣自己今晚不回家吃饭,女佣“答应一声,不再说话,就转身走了”的时候,巴金敏感地觉察到了“她的脚步很沉重”。对照她“平日是一个多嘴的女人,脸上常常堆着笑”,巴金越发觉得“今天她的举动似乎跟往日不同”。
   “你昨天不是说她回家了吗?”巴金指着她的背影问朱洗。巴金知道女佣的家在顺德。
   “她去了三天,今天早晨回来了,” 朱洗用低沉的声音回答,并且补充了一句,“她杀了一个人。”
   对于这出乎意料的回答,巴金开始以为朱洗在开玩笑,但他的诧异和疑问只出现了很短的时间,因为“我知道朱的性情。他是一个科学家,他对于社会上任何事情都不肯轻易相信。假若他说一件事情是真的,那么他至少有一些证据捏在手里”。
   “这又是你的好材料了。” 朱洗对巴金说了一句,就开始叙述起女佣的故事来。
   能听一个严谨的科学家讲生活故事,那真是极其难得的事情。可以想像一下当时的情形,7月的广州,暮色在微微细雨中缓缓而至,行人稀少的南为小街上,三个好友挤在一柄布伞下彳 而行,“朱依旧撑着布伞,我们和他挨得很近,并不是为了避雨,却是为了听他讲那个女佣的故事”。
   朱洗详细地讲述了女佣为替兄弟报仇,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地用枪杀死平日横行乡里的土豪,并得到乡亲们的支持和谅解。从朱洗的叙述中,巴金真切地感受到了朱洗的激动心情,“他再没有别的批评的话,但是他从的声音里,我知道他也有点兴奋了”。被女佣的果敢胆魄感动,也受了朱洗激动情绪的影响,巴金自己也在内心里升腾了对女佣的赞美,“那个女子,一张黄黄的方脸,一根大辫子,一双赤脚,一口广东音的普通话”,听了她的故事,仿佛使人读了一篇高尔基的《草原故事》,“那我我常常看见的女佣却成了高尔基作品里的女英雄”。
   
佛国险情
   中山大学放暑假的时候,也是巴金结束南国之行的日子。他和朱洗及其家人结伴乘船返回上海,一路欣赏大海的风光,还利用轮船停泊的机会上岸拜访朋友,形似一家,其乐融融。到了上海之后还意犹未尽,于是又相约到“佛国”普陀山游玩。
   巴金不信佛,也不愿做山林隐士,普陀山上的寺庙、净土,并没有引起他多大兴趣,而且山上的和尚工于计算银钱,也会做赚钱的生意,他们借做佛事、水陆道场敲香客的竹杠,寺里的客房设备新式,客人还可以带荤菜、抽大烟、打麻将。目睹这一切,更使巴金感慨丛生。以致后来有人问起此次游览的印象,他内心依然难以平静:“我游历了一个大商场,而那里贩卖的货品是菩萨,做生意是一些超等的商人,我自己不过做了一个最不慷慨的顾客而已。”
   佛国普陀变味的“佛事”使巴金深感失望,倒是大自然的蓝天、白云、碧海、沙滩、高山、绿树令他倾心。在普陀游玩的一周时间里,巴金、朱洗和朋友们在亲近自然中展露天性,在相互关心、帮助中感受友情,海天佛国里演绎的朋友之间的情谊、乐趣,使他们都觉得不虚此行,历久难忘。
   到普院的第一天,他们就在海边的岩石缝里发现了很多的等足类动物,大的、小的,成群地在岩石上爬着。搞生物研究的朱洗见此喜出望外,巴金也高兴地提议去捉几只来给朱洗做标本。第二天下午,朱洗设法搞来了一瓦罐高梁酒,以替代酒精储存标本用,一行五人就往海边而去。
   潮打湿的沙地是柔软的,赤脚脚在上面,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但当他们爬上岩石,不平的石块就刺得脚掌发痛了。他们从一块岩石路跳过另一块岩石,往最近海的高的岩石上爬去。潮水在他们的脚下怒吼,一匹一匹的白浪接连地向这些岩石打来,到了岩石脚下又给撞回去了。那奇妙的声音,那四溅的水花,使已经多次亲近过大海的巴金仍然激动不已。
   但现在为朋友找标本要紧。走上岩石后,他们就各自分散开来,各人寻找自己的捕获物。巴金在一个岩石边沿上跪下来,伸手去捉一只小蟹。这只蟹在岩石缝隙里,岩石缝隙里全是红色,就像涂了许多动物的血,许多海螺钉在那上面。巴金把手伸下去,那只蟹却向着再窄的缝隙跑进去了。巴金向朱洗要来了小刀,伸进石缝里去,小蟹被骚扰得没有办法,只得跑出来,马上就做了巴金的俘虏,进了朱洗的酒罐。
   不知不觉中,海浪已经开始漫上岩石。巴金看到前面岩石上有一只佛手插在缝里,松绿色的,一半露在外面,他过去伸去去拿,没有用,用刀去挖,也挖不动。他还在用力,不想潮水已经涨上来了。巴金的耳边突然有了响声,一个大浪迎着他的头打来。
   “金,当心!不要给浪打下去!” 朱洗立即在后面的一块岩石上向他发出警告。
   巴金连忙把头一埋,全身马上湿透了,从头到脚都是水,眼镜也几乎被打落。搭在肩上的那条毛巾被打落在岩石上给浪冲走,马上就看不见了。巴金后退几步,坐到另一块岩石上,等他气喘未平,俯下头去看海时,下面已经全是白沫了。水流很急,海浪还着巨响接连不断地打击岩脚,前面较低的几块岩石已经淹没在水里了,只露出一些尖顶来:刚才要是落到下面去,一定没有性命了。
   坐了片刻,擦掉眼镜片上的海水,巴金发现长着佛手的那几块岩石还高出水面上,因为惦记着那个佛手,他又重新登上岩石,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把它弄了出来。
   傍晚的时候,大家穿好了衣报,朱洗提着装满各种海边生物标本的酒罐,一行五人沿着山路,跟着庙里的钟声,有说有笑地走向寄宿的寺院,而刚才在海边岩石上发生的险情已经成了大家回味和调侃的资料了。
   
文化生活出版社
   在朱洗和巴金的交往历史中,文化生活出版社是他们共处时间最长,也最难忘的一个情结。文化生活出版社是1935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一家民营出版社。“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主义步步把中国推向战争的边缘,中日关系日渐恶化,当时,旅居日本的巴金在自己内心感情与理智、思想与行为的冲突在痛苦思索,发出了“我能够做什么”的自问。这时,在上海《美术生活》杂志社担任编辑的好友吴朗西和柳静、伍禅、郭安仁等正筹备出版文化生活丛书,还打算办一个书店。他们写信给巴金,提出盼望他回国来主持编辑工作。
   这封信如同一粒石子,在巴金的心湖里荡起圈圈涟漪:编杂志、出书、搞出版,巴金并不陌生,自从16岁在家乡成都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均社”,编辑出版《半月》开始,巴金已经有过几次做编辑的经验了,特别是1933年10月,在北京参与郑振铎等筹办的《文学季刊》的编辑工作时,力排众议,推荐发表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曹禺的习作《雷雨》,成为巴金这位文坛伯乐发现培养文学新人的最早美谈。这些美好的回忆使巴金对“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编辑工作产生了向往,也许这正是回答“我能够做什么”的一次机会。于是,他欣然接受了约请,于1935年8月上旬回到上海,开始在文化生活出版社14年的编辑生涯,文化生活出版社规模小,人手也少,从约稿、审稿、校对,到插图、装帧,事无巨细,都要他这个总编辑亲自去做,但巴金毫无怨言,使出版社工作自始至终扎扎实实而又生气勃勃。
   1936年,朱洗也几经辗转来到上海,创办上海生物学研究所。老朋友又能经常聚集在一起。怀着推动中国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共同理想,朱洗除了从事科学研究,办好自己的生物学研究所外,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事业中。那是一群只讲奉献,不计报酬,主动互助,甘于自我牺牲的有志青年,那个时候,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大家都到文化生活出版社谈天。由于朱洗学识渊博,谈锋很键,朋友们又各有不同的工作,所以谈话的题材很广,古今中外,国是民情,文艺科学,以及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出版社的出版计划等等,无所不谈。一天晚上,大家谈到要出一套现代科学丛书,包括各部门科学,作为出版社面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的实践。当时大家的兴致都很高,而且各自提出了写作计划,朱洗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提出编写《现代生物学丛书》,因为他还在法国的时候,就有了用通俗易懂的文学宣传现代生物学知识的计划。
   作为生物学研究的专家,扎实的专业知识自不待言,但要知道,朱洗是在法国度过他的青年时代的。十多年的勤奋学习,他熟练地掌握了法语的看、听、讲、用,同时还兼及了英语和德语,他在法国和回国后的大部分论文也都是用法文写出来的,由于十多年疏用中文,加上他原先在国内连初一年级也未读完,在回浦中学的时候,他的作文不错,但当时还惯用文言文体,因此要用现代文体写作就不如法文那样流畅。回国后,朋友们曾笑他用中文出的文章,不像是中国人写的。朱洗为此发愤努力地练了一阵,写了文章请巴金等朋友指教。不多久,他的中文写作也就驾驭自如了。
   由于局势的变迁,当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提出的现代科学丛书的计划,其他的部门都没有实现,只有朱洗利用科学研究的空隙时间,始终如一地在写作,经过抗战八年和胜利后几年,他先后编写出版了八册,字数达四百万字左右,这八册分别是《蛋生人与人生蛋》、《我们的祖先》、《重女轻男》、《雌雄之变》、《智识的来源》、《爱情的来源》、《维他命与人类之健康》、《霍尔蒙与人类之生存》。从内容来看,朱洗是从生命(人类)的起源说起,到生物的生殖、两性的形态和区别的实质,然后叙述生物的心理、两性的形态和区别的实质,然后叙述生物的心理、本能和后天的教育,最后是介绍与人类生存和健康的有关物质。在《现代生物学丛书》的《总序》里,朱洗这样写道:“本丛书编辑的目的是要使学术大众化,要把学些深藏于实验室、专门著作、图书馆和博物馆里的生物知识,循着发展的次序,由浅而深,由简而繁,畅达明确的文笔,写成系统丛书,可作青年学生的课外读物,亦为其他科学所不可少的参考书。”
   这套《现代生物学丛书》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担任中为科学院上海细胞生命研究所(前身即朱洗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的罗登回忆说:“记得我当时还在念书的时候,从朱洗先生撰写的《生物学丛书》开始知道了他。书中丰富的资料,新颖的思想,生物的描述,深深地吸引了我。虽然那时依靠家中供给的生活费用很有限,但每逛书店,见到有未读过新的一本,就要买回,连夜阅读,不忍释手。景慕之余,真想有朝一日能见到他。”
   朱洗曾说过:“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他还以“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上海解放前夕,文化生活出版社改为公司组织时,朱洗被推选为董事长。巴金在回顾自己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和生活时,也有过这么一段发自内心的独白:“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14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不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拿出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