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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访问荟萃(1979——1987)

2010-07-19 14:27:45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作者:唐金海 张晓云
文章来源:http://news.sina.com.cn/s/ 2004-03-10/23373010317.shtml

   我们在撰写《巴金年谱》的过程中,为了使书稿的内容更准确、更丰富,真实而全面地叙述巴金漫长的人生道路、创作历程和思想发展的脉络,矫正自己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者史料上的某些失误,更准确地把握和透视老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他对历史、现实的新的见解,自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我们多次拜访了巴金。不论是在客厅和草坪,还是在他生病住院的病房,也不论是在盛夏还是寒冬,他都是那样的和蔼可亲、真诚坦荡。他的亲切接见和谈话,给我们以温暖、启迪和力量。现将我们多次访问的记录、录音和他在我们信上的批语 ,有给我们的信,略加整理归类,选择部分内容,以问答形式,如实记录下来,以图有助于巴金研究的深入。

  一关于巴金的小名、学名、号、“巴金”笔名的由来及其他笔名

  问:请谈谈您的本名。

  答:我的学名叫李尧棠,号芾甘。那时一般不叫学名。我还有小名,叫升麐,大哥的小名叫果麐,麐哥的小名叫安麐,有一个兄弟的小名叫开麐。

  问:“鸣希”、“甘宁”、“赤波”、“壬平”是不是您的笔名?
  答:“鸣希”不是我的笔名;“甘宁”可能是;“赤波”记不清楚了,要看文章才知道。“壬平”、“极乐”、“佩竿”、“黑浪”都是我的笔名。当时旧金山有位华侨,办了刊物《平等》,我供稿子,文章写多了,用一个名字不太好,就时常换名字,随时想起随时用,没有考虑什么用意。时间太久了,有些事一时记不起,看到文章就能回忆起来。


  问:“非子”是您的笔名吗?
  答:“非子”是我一个朋友卫惠林的笔名。


  问:关于“巴金”笔名的由来,至今国内外研究者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请予澄清,以免以讹传讹。
  答:我在法国的沙多-吉里写小说《灭亡》,并没有想到拿它发表,只想自费印刷几百册送给大哥和一些熟人。我找个朋友(按:即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索非)帮忙。我不愿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个在法国的留学生,不久前在昂热自杀的巴恩波,就采用了一个“巴”字,以示纪念;“金”是那个学哲学的朋友建议采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笔名,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灭亡》寄走后,我去巴黎,胡愈之找我为《东方杂志》翻译托洛茨基纪念托尔斯泰的文章,我在译稿(《托尔斯泰论》)上署名巴金。后来,这篇后署“巴金”的论文却先发表了(按:该文载1928年10月《东方杂志》第二下五卷第十九号),最先署“巴金”的小说《灭亡》是1929年才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按: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期)。实际上还是《灭亡》最早用“巴金”这个笔名。


  二关于巴金编的几本画册

  问:您编的画册鲜为研究者提及,请先介绍一下画册《过去》的情况。
  答:这是我1931年编的一本图册,自费印刷的,一共印了五十本,大部分送给朋友,自己只留了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烧毁了。这本图册是我几年中收集的俄、法、意、日等国家的一些革命者的图片,如克鲁泡特金、妃格念尔、苏菲娅、马拉、丹东、凡宰特、大杉荣等。

  问:有没有文字介绍?
答:有。我在图片旁边写有说明,介绍这些革命家的事迹,都很简短。

  问:画册《西班牙的血》、《西班牙的黎明》、《西班牙的苦难》,每幅画的配诗,写得贴切、有力,也富有诗意。是不是您写的?
  答:都是我写的,不过写得并不怎好。当时着手编选画册,就很激动,就想到写几句配上去,来表现西班牙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揭露法西斯的罪行。都是随编随写的。


  三关于巴金解放前上海住所的变迁。

  问:您1923年春到上海后,虽然辗转住过好几个省市,但六十多年中您主要住在上海。上海应是您的第二故乡了。在上海的好几处住所您先后创作了《家》、《春》、《秋》及《利娜》、《春天里的秋天》等小说和散文。请谈谈解放前您在上海住所变迁的具体情况。
  答:我1923年春天和三哥刚到上海,在十六铺下的船,坐的是马车。马车夫在路上犯了规章,被罚了款。我们暂时住在四马路(按:即今福州路上的一家小旅馆)。后来经在报社工作的亲戚介绍,住进中江旅馆。不久搬到武昌路上学生居住的宿舍。以后,我们到南洋中学读书。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补习班是四川学生江疑九介绍的。江疑九是我在成都时的一位朋友,他在重庆办过杂志。我1925年因患肺病,没有念大学,在上海养病。先住在法租界贝勒路天祥里(按:现在黄欧南路149弄,具体门牌号数巴金已记不清了),与卫惠林、大概还有毛一波住二楼,卢剑波和夫人邓天矞住底楼。后又迁至康悌路康益里(按:现为建国东路39弄)四号亭子间。曾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等,又与友人卫惠林等发起创办《民众》等刊物。
  1926年又搬到马浪路(按:现为马当路)住,住址记不清楚了。我1927年1月去法国留学。
  1928年12月初,从法国回来。抵沪后,住上海宝兴路鸿兴坊七十五号(按:原来世界语学会会址);1929年1月迁往宝山路宝光里十四号,与索非夫妇同住,在此期间曾创作《家》、《雾》、《新生》等作品,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自传》等。
  1932年2月,我从南京回上海后,知道鸿兴坊和宝光里两处均毁于1932年1月28日军炮火中,遂与索非等从废墟中抢救出若干书、物,发现书稿《新生》等也与印刷所一些被炸毁。后来迁居步高里五十二号(按:现为建国西路陕西南路口),与友人黄子方等一起居住。曾创作《海的梦》等。
  1932年三、四月间,由步高里迁入环龙路(按:现为南昌路)志丰里十一号(按:当时系白俄开设的一家公寓)舅父家暂住。一周后赴泉州访友。自泉州返沪后,就住在刚迁居环龙路花园别墅(按:现为南昌路136弄)一号舅父家中。曾创作《春天里的秋天》、《砂丁》等作品。
  1935年8月由日本回国后住狄思威路麦加里(按:现为溧阳路965弄)二十一号,仍与友人索非一家同住。曾创作《春》等作品,又与斯以一起创办《文季月刊》,与吴朗西等创办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兼任总编辑等职。
  1936年,因友人马宗融、罗淑夫妇赴广西任教,遂迁入马家,即拉都路敦和里(按:现为襄阳南路306弄)二十一号(按:现改为22号),曾创作《长生塔》等作品,并结识了陈蕴珍(萧珊)。
  因马氏夫妇返沪,于1937年7月迁往霞飞路霞飞坊(按:现为淮海中路淮海坊)五十九号,仍与索非一家同住。曾作完《春》、《秋》等作品。1939年秋,三哥尧林抵沪后,同住此处。1945年底,由重庆返沪后,与病中的三哥又同住此处。1946年,萧珊与女儿小林返沪后,遂在此处安家。解放后迁入武康路,一直至今。

  四关于巴金赴法留学的目的及其他

  问:您赴法前的学习和思想,研究者还有些不同的看法,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和二哥在东南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后就分手了。我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因发现肺病考不成,只好到上海休养,找一位同乡医生治病。翻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经朋友秦抱朴介绍与少年时代十分敬佩的美国社会活动家爱玛•高德曼通信;与朋友卫惠林等一起办《民众》等刊物;在《时事新报》、《民钟》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南京上学的时候,还参加了学生集体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活动;家里也来信要我继承家业、光宗耀祖。这时,我听到和看到的,都饥饿和疾病、战争和死亡。我很痛苦,找不到出路,心里不得安宁,写文章也没有用。这时吴克刚等几个朋友从法国来信,还有一些从法国回来的朋友,都谈起当时法国的情况,我就打算去了。

  问:去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有几种说法:系统地研究无政府主义,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深入研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等,请谈谈您当时的想法。
  答:当时还年轻,主要是想去学法文,多读点书,把思想搞清楚一点。法国当时思想界很活跃,是很多外国知识青年感到新奇和十分向往的地方。另外,当时法国生活程度不高,经济上还负担得起。

  五关于巴金几篇作品的辨正、作品中的人物的代名和创作背景等。

  问:1933年在《给E.G.》中云:“违背了当初的约言,我不曾做过一件当初应允你们的事情……”,E.G.是爱玛•高德曼吗?“约言”和“应允的事情”指什么?
  答:是高德曼。我青年时代读过她的一些文章,很感动。我一直没有见到过她。“约言”等时间太久了,记不大清楚了。反正是当时我觉得写文章作用不大,不能拯救受难的人民,不能消灭黑暗,想干点更实际的事情,做些于国家民族有切实利益的事。我一直为这个事矛盾、痛苦。但我除了写写文章外,别的又不会做,也无事可做。我一直处在这个矛盾的漩涡中。年轻时凭了一股热情说了那样的话。

  问:您读了高德曼两本自传后,决定到地中海的巴塞罗那去,为什么?
答:当时西班牙革命形势很好,年轻人的革命热情高涨。想到西班牙去观察,也可能参加一些实际工作。后来没有去成。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的一个美丽的城市。

六关于巴金青年时代的几位朋友及其他

问:请介绍一下索非、剑波、吴克刚、卫惠林、中天、太乙、震天、耶稣等人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
答:索非是开明书店的编辑。我在法国时,他在上海。我把《灭亡》寄给他,请他帮忙印出来。那时可自费印小说。我到法国前看到一个朋友的兄弟自费印了他自己的小说《洄浪》。我写完《灭亡》时,就想到也自费印一些,很便宜,几十元或百把元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朋友索非把《灭亡》交给了当时在《小说月报》主持工作的叶圣陶。叶圣陶给我发表了。以后我回到上海,常和索非住在一些。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由他送出去发表的。我不喜欢活动,只写文章。他的原名我记不清了。曾用A.A.的笔名编过《开明》,从前出版过《狱中记》和《战时救护》等书。1945年到台湾去了。好久没和他通消息了,听说他现在还在。
剑波,原名叫卢剑波。现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希腊、罗马。
吴克刚,现在台湾。我赴法时,他已在法国,常来往。他也是我作品中提到的波兰流亡革命者亚丽安娜的朋友。1927年很多人被法国政府驱逐,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缓期,于同年七、八月间回国。三十年代曾做泉州黎明高中的校长。后来到台湾。我1947年6月到台湾,就住在他家里。


卫惠林,1927年1月曾和我同船赴法留学,也常为《平等》撰稿,还翻译了一些书。回国以后还是写文章译书,曾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后来到美国去了。前几年回国在复旦大学等处讲学两三个月,到广东时中风,又回到美国休养。听说现在不能讲话。他主要研究民俗学。
 中天,可能原名叫沈仲九。是吴克刚的老师。他早先研究哲学,后来做官了。他到过福建,到过台湾。“文革”期间患癌症死在上海。
太乙,姓李,这人比我年长,我不认识。他二、三十年代也常写文章。
震天,就是毕修勺,现在上海。
耶稣,就是叶非英。我在解放前出的一本散文集《点滴》中,第一次戏称怀有大的志愿和信仰而又一味苦行的叶非英为“耶稣”。他曾是泉州黎明高中的数学教员,后又主持泉州平明中学的工作,自己身体很差,还是拚命工作。解放后,加入了民盟,仍教数学,生活仍宗尚节俭。后来被的成右派,在服劳役中死去。他一辈子没有家,没有孩子。


   七关于巴金对小说《灭亡》、《家》、《寒夜》以及《随想录》的看法

   问:写《灭亡》的时候,您的信仰是什么?对《灭亡》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答:写《灭亡》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今后会走作家的路,我是在寂寞和苦闷中写给我的哥哥看的。那时,我信仰无政府主义,也读各种各样的书,受到各种思想和主义的影响。但我爱国的心一直很强烈,从年轻时一直到现在。我写作不是为了宣传,不是为了什么主义写作,那时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申诉自己的爱和恨。我在沙多-吉里,一边流着泪一边写这书。对书中的杜大心,一直有不同意见。我不是杜大心,我不赞成他的道路,但我不能阻止他走自己的路,按照他的性格,最后他只能毁灭。我为他的死而哭。至于写李静淑,这是为纪念我自己死去的一位姐姐。前年,还有朋友要把小说改成电影。作品一发表就是社会的,就由不得作家了,还是让读者去研究吧。

   问:《家》出版五十几年了,仅国内就再版了几十次,为什么您在1977年8月9日写的《家》的再版《后记》中说:“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而不久又坚决否定了这种说法?这与《家》的主题有什么关系?
   答:“四人帮”被粉碎了,我心里又充满了希望和光明。有个青年写信来说,如《家》再版,是过时了。我自己也有这个看法,因为《家》写的是几十年前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后来我又听到朋友说去年(按:即1979年)重映影片《家》,观众反应很强烈,我自己也看了;再看社会,就有了新的想法。“高老太爷”还有,还在活动,有各种各样的“高老太爷”,都生在封建主义这条根上。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非反封建不可。《家》的内容就是反封建。我是“五四”时代的作家,“五四”就是反帝反封建。我们今天还是要有“五四”精神。


问:创作《寒夜》时有没有明确的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您认为《家》和《寒夜》哪一部写得更好些?
答:《寒夜》写的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那时候,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家庭,很多汪文宣、曾树生和汪母,我只是和书中人物一起生活,一起哭笑。我不能归罪他们,责任在社会。我同情他们,却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社会是个巨大的网,他们只能在无休止的争吵中消耗生命,直到这样的家庭毁灭。当时,虽然说抗战快胜利了,我还是看不到这样的家庭有什么希望,我感到汪文宣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一定没有出路,一定要改变那样的环境。日本一个学者说这是本充满希望的书。这个看法是很有说服力的。《家》和《寒夜》内容不同,但都写家庭,写青年人的命运,都有我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血泪,我都喜欢。

问:有人说五本《随想录》是“忏悔”的书、“揭露”的书、“说真话”的书等等。请谈谈您的看法。
答:我说过,这是说真话的书,也是表现我的爱和憎的书,有“忏悔”,有“揭露”,也有“希望”,它们是我一生思想的总结。我写第一本和以后的几本,思想有时也不同,也有变化。它们是个整体,相互联系,有分有合。应该把每一篇连在一起来看。我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要燃烧自己,把自己的热情都贡献出来;另外,也附带为评论家和后代提供一份真实的资料。

八关于巴金的思想及其发展变化


问:近几年,报刊杂志发表了很多篇研究您思想和信仰的有份量的文章,也出版了一些有份量的研究专著,他们看法不一。请问从总体来看,您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答:就一点,是反封建。年轻时是这样,我写的那些小说主要就是反封建。我现在仍然是这样。也有搞不清楚的时候,那是1957年前后,相信了别人的每一句话,还有“文革”开始的时候,有段时期,又是抄家,又是批判,真以为自己的作品一无可取,那都是迷信的结果。

问:您最初接触无政府主义时是怎么想的?怎么看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对您受到的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分析?
答:一位研究者表示要避开我的无政府主义,顾虑今天谈多了会在读者中产生消极影响。我说不要避开。现在有些文章和关于我的资料书已经写到了,只要是我写的,现在都可以拿来做分析的材料,回避并不好,历史上的事,瞒不住,瞒了这一代,瞒不了下一代。瞒就是说假话,那是对历史、对自己、对下一代不负责。如果误传的,材料不准确的,也应允许我说话。
    无政府主义是什么,首先要搞清楚。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历史上的和现在说的无政府主义内容上有些不同,不下功夫很难搞清楚。我年轻时一直没有真正搞清楚,今天我精神不好,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我当时是追求真理。“五四”时,大家追求新思潮,当时各种思想进来,无政府主义也是个思潮。我先碰到它,读了《告少年》等小册子,它那反抗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热情鼓动了我。我还年轻,书也看得不少,刚一接触心就热起来了。我要是当时不相信无政府主义,也许不会写小说。后来书看得多了,人事也看得多了,也想得多了,对它就发生变化了。我慢慢发现无政府主义不能解决矛盾,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不满足了,感到那是一条不切实际的路,但一时又找不到新的路。但是,我创作时,首先是有感情要倾吐,生活培育了我的爱和憎。我写人物,写性格,我不是为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才去写作的,不是的。现在看过的谈这一问题的文章,我总觉得没有讲清楚,有些文章不符合我的思想实际,距离比较大。他们要么回避,一笔带过,要么就一把抓住那个无政府主义,不分时间,不分具体场合,用它来套我的作品和我的思想,结果套又套不住。我曾一再说,我是个爱国主义者,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其实说起来也简单,我从前为什么边写作边感到痛苦?因为我爱国,反封建,要改造社会,但对无政府主义又了解不全面,它不能解答我时时碰到的实际问题,所以,我才有很多矛盾,才有苦闷,才有新的追求。从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是有的,现在还有,比如它没有严密的组织,自由散漫。今天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


问:有的文章认为,您受到俄国民粹派恐怖主义的影响很深,也影响到早期作品中的人物,您对此怎么看?
答:我的《答太乙书》讲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我从前是信仰无政府主义,但我还受到其他各种思想的影响,我年轻时头脑里有好几个“主义”,我也有我自己的“主义”,就是反封建主义。我的作品自然受到这些“主义”的影响。但是,过去有许多人讲恐怖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我就不赞成,我赞成一点,就是受了压迫,就要反抗;恐怖主义讲暗杀,这不是办法,也不是目的。我写《灭亡》时刚读完妃格念尔的书,作品受些影响。

问:有人称《灭亡》等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就是恐怖主义的人物形象,您怎么看?
答:那不一定。搞恐怖主义是俄罗斯的民粹派,我的作品中的人物受到的影响,主要是那种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的献身精神。我去法国之前,写过《俄国革命党人的故事》、《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故事》,就是这一类的故事。

   问:有人认为,您的政治观是爱国主义,人生观是人道主义。这样理解是否可以?
   答:我思想中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都有文学作品不是宣传品,是作者用自己的感情打动人,我主观想这样。我年轻时本来不主张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那时想,爱谁的“国家”呢?人道主义也不能解决问题。后来,我在国内、国外都不断地受到刺激,对自己的刺激,对朋友和对人民的刺激,我看到和听到的,还是富的富,穷的穷,少数人享福,多数人受苦,无数年轻的生命在封建的包围中死去。我早年接受最多的是无政府主义,后来就主张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对专制,主张斗争,也自由散漫。它讲反抗黑暗,但是怎样才能达到目标,各种主义不同。我后来发现,无政府主义是空的,怎样推翻人吃人的社会,怎样实现人民的理想,它也没有办法。

   问:克鲁泡特金对您有哪些影响?
   答:从前,尤其是年轻时喜欢读克鲁泡特金的书,也受到影响。他愿意为人类牺牲的精神,还有他冷静的、科学的对世界分析的头脑,他的热情、流畅的文笔等,影响了我。但我是受各种思想影响的,“五四”前后的各种思潮对我几乎都有影响,我是“五四”时期的人嘛。

问:听说您从前见到毛泽东时,曾谈到无政府主义。当时情况如何?
答:“文革”中我在复旦大学挨造反派批斗时讲过这事。那是四十年代在重庆时。他见了面对我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说:“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后来话题就扯开了。

问:以往的评论家习惯用的评语是某某作家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爱国主义者”,或“革命战士”、“思想先驱”等。如果有人这样评论您,您有什么想法?
答:这是评论家自己的事,他们有他们的标准和方法。说到我自己,还是看后代人对我的评价吧。我自己缺点很多。我自己思想很复杂,怎么评定,不是哪一个人口说算数的。我写了一辈子,有那么多作品在,写的、说的和做的,都清清楚楚在。现在的评论家或某个人或我自己说我自己是个什么主义者,不一定就是个什么主义者。别人有别人的写作自由。我看,还是由后代人盖棺论定吧。


  九关于巴金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

问:近几年评论家开始研究您和外国文学的关系,那些观点是不是符合您的创作实际?
答:我看得不多,年纪大了,看过也忘了。我的印象是,他们写得认真,读了不少书,思考了不少问题。有些我写作时自己也没有想到。不过,我是中国人,读了大量的外国书,又在中国生活,我写的又是中国社会,单靠外国人的影响是不行的。自然,我和“五四”一些作家一样,思想和写作受到外国影响比较大。

问:您非常喜欢的外国作家有哪些?
答: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尔基、亚•赫尔岑、克鲁泡特金、契诃夫、爱罗先珂;法国的卢梭、罗曼•罗兰、左拉;英国的狄更斯;德国的斯托姆;还有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我读了一些。

问:研究您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论文很少。您的创作有没有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
答:我儿童时代从母亲那里背诵了《白香词谱》,青年时代读过《水浒》、《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小说,还背诵《古文观止》里的散文,还看过不少《说岳》、《说唐》、《施公案》等通俗小说。但我年轻时思想偏激,总觉得这些内容跟自己的感情离得很远。其实,我后来写作时,还是受到一些影响的。

   问:您喜欢哪些中国现代作家?
   答:鲁迅的作品我喜欢读,小说杂文都喜欢,还有茅盾的、叶圣陶的、老舍的、曹禺的、沙汀的、另外,李劼人的作品我也喜欢。


问:您喜欢哪些中国当代作家?
答: 红尘》、《红旗谱》、《青春之歌》等我都喜欢,王蒙、张贤亮、陆文夫等人的小说写得好,还有张洁、谌容等一批女作家,小说也写得好,这几年又出现了很多青年作家,很有才气。他们有责任心,有事业心,又有生活,思想又解放,读的书也多,写出了新的水平。中青年作家是中国文学的希望。


  十关于巴金“文革”中的若干史实


问:请谈谈“文革”中您被迫“考试”的情况。
答:1968年忽然给所谓“牛鬼蛇神”和“反动权威”“考试”,考的内容有默写毛主席诗词,默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主席的语录等。我在卷子上有的题目下写“记不起”几个字。分数不知道。总之,我考得不好。


 问:美国一位研究者说您“文革”中曾被迫跪在碎玻璃上挨批斗,这事属实吗?


答:没有这回事。我说过,“文革”中没有受到什么大的体罚。


问:请谈谈“文革”中翻译家汝龙和戏剧家李健吾给您赠款的事。
答:有这回事。哪一年记不清了。好好想想就能想起。第一次是汝龙赠我的,是托李健吾的女儿带钱来的;第二次是李健吾赠我的,也是他女儿带来的。“文革”时,我的存款被冻结了,每月生活费很少,还有人生病。我一直是靠友情生活的。

十一其他


问:1935年,您受哪位朋友的委托,把手枪、子弹、文件存放到罗世弥家?
答:我那时和索非一家住在日租界,听说外面风声很紧,索非想起一位朋友寄存的箱子,怕出事。他当我面打开箱子,才发现里面装着枪和子弹,还有东北义勇军的证件。商量结果,就由我坐人力车,把箱子带到马宗融和罗世弥家。他们住在法租界,没有危险。

问:您去找过刘师复的墓地吗?
答:刘师复的墓在杭州烟霞洞附近。三十年代我到杭州去过几次,也到烟霞洞去。刘师复的墓碑上写的是世界语。解放后,我也常到杭州去,因为朋友方令孺在那里,我顺便去看看她。后来我也去烟霞洞,就找不到刘师复的墓了。

问:您说自己一直在矛盾和痛苦中写作,想搁笔又不能。那么,您又是怎么理解文学的作用的呢?
答:有人把文学的作用,一会儿说得很高,好像能治百病;一会儿又不重视,随时可以把一些作家、作品打下去。其实,文学的作用主要是长期水滴石穿,潜移默化。我文章中反复讲,说空话没有用,还是做点实际事情好;我写了几百万字,很难看出有什么实际作用。我想做些实际工作,可是又不会做。我就有了矛盾,有了痛苦。我只能写写文章,努力写真话,结果还是好像讲了空话。

   问:您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后,社会反响如何?
答:我写文章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收到很多不认识的人来信,都赞成这个意见。我的一些朋友也都赞成。只要经过“文革大革命”的,没有人会不赞成。“文革”已经过去十年,“文革”造成的精神和物质的灾难,永远留在历史上,这是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我写了几篇文章专门谈这件事。

问:请谈谈您腿摔伤后还到鲁迅故乡去的情况。
    答:1983年10月,我从杭州坐汽车去的,车上带了轮椅,下汽车后就坐了轮椅去参观、瞻仰。当时陪我去的有黄源和黄裳,还有小林和鸿生。在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在百草园等处都拍了照。还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了心里话:“鲁迅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我年纪大了,常常想到鲁迅先生,这次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1987年10月于复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