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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气:随想录之一四四

2010-07-19 13:49:30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随想录之一四四  

有一位朋友第一次来上海,他很忙,却也抽空来看我。我们只谈了半个多小时,因为他担心谈久了我的声音可能嘶哑,我自己也害怕兴奋起来,容易筋疲力尽。我很想避开那些使人激动的话题,但是我经常打着讲真话的大旗,接待远道来访的客人,又不便发一些违心之论,敷衍了事,况且如今社会空气大有改变,朋友见面也并不需要交换歌功颂德的大路货了。这样我们就直截了当地谈起所谓官气来。他现在是官,因此强调不让自己染上官气。我说这很好,有些人本来不是官,却有不少的官气。我不是在开玩笑,可以说这是我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平日我喜欢讲一句话:没有关系,仿佛什么事情都不在乎,都不放在心上。可是事后我总要认真地想一想。认真的结果我发现了一个警句:话讲得越漂亮的人做起事来越不漂亮。我又用这个警句来核对自己那些文章中的豪言壮语,不能不感到惊奇:那么多的空话!我是这样,别人呢?我的话还不是从别人那里贩来的!

  那么哪里来的官气呢?我们这里只有人民的公仆。大家都在为人民服务。我曾经这样向人报喜,也经常听到别人这样对我宣传。我们都说:日子越过越好,也相信人越变越好。在文革到来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地混日子,我用一个混字,因为我只说空话,没有干实事。一次接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本接一本记录不完的笔记,一张接一张废话写不完的手稿!于是文革开场,我脸上的人皮不客气地给剥了下来,我毫不留情地被降级为。再用不着那一切虚假的报喜了。我既然是,当然不会有人为我服务,我只好接受非人的待遇。不单是我,许多以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当时和我一起给关在牛棚里的人,都是这样。从此一切都靠自己动手,各种奇耻大辱都甘心忍受。造反派在本单位张贴大字报勒令我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他们不仅在本单位横行霸道,还可以带着大字报到别的单位去造反,去揪人。总之,他们干得很成功。一连十年我们除了有时拼命背诵老三篇”①之外,就不懂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对付我们只有用劳动改造。这就是说,没有人为我们服务,我们也没有资格、没有权利为别人服务,服务成为极其光荣的事情,正如同志是极其光荣的称呼。我们都没有份。十年中间我并没有感觉到人和人的关系越变越好,只知道的关系越变越坏。为人民服务的人似乎都高人一等,当然高高在上,干这种工作都好像在衙门里办公。我们即使走进一家商店购买物品,也不像一个顾客,倒像要求施舍的乞丐。我们得到的常常是无礼的训斥。

  我记起来了,一九六二年我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我动身返沪的前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饭店的餐厅里在意见簿上写了一大段感谢的话,那个时候我有那么多的感情,因为我在那里受到了亲切的、兄弟般的接待,但是在文革之后我再也没有找到那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到处都有一种官气,一种压力;我走到许多地方都觉得透不过气来。但我却并不感到不自然,好像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固然牛棚给拆除了,可是我还有一根尾巴,仍然低人一等。因此即使天天叫嚷为人民服务,对某些人还是不必落实政策;因此我虽然处处碰壁,自己也心安理得,仿佛这是命中注定,用不着多发牢骚。

  说老实话,文革十年,我的确深受教育,对任何事情,或者读什么文章,看什么报道,听什么人讲话,总要把自己摆进去,动脑筋想一想,然后才发表意见,是紧跟还是不跟。总之,要先弄清楚是真话还是假话。过去我不相信人可以贩卖假货过日子,到了我自己不知羞耻地信口开河、指鹿为马,我才明白在那些日子人只有卖假药、贩假货才能够保住性命,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这才看出来经过文革的锻炼,我也可以穿上华丽的衣服干下流的事情。我曾经相信文革是伟大的革命,但是到了我写文章称赞这个伟大的革命时,我已经看够了那些血淋淋的、十分龌龊的、极其丑恶的东西,我称赞它是不得不称赞,是别人强加上去的称赞。我忍受因为我要保护自己;我忍受因为我已经看穿了那个大骗局;我忍受因为我从小听惯了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教训:明哲保身

  明哲保身!这是多大的一笔遗产啊。接连不断的运动!接连不断的批判!还不是为了保护这笔遗产,让大家都懂得明哲保身!然后又是十年烈火把美好的东西烧得干干净净。最近全国人大代表谈到北京市的服务质量,不是像我那样在意见簿上写下热情的赞美,而是发出不满的批评。可见十年文革在我们国家干了多少坏事,带来多大变化。今天还有人在怀念美好的五十年代,错划扩大化还不曾开始的那些日子,服务并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话,变人为的魔法也尚未发明,在新社会里我受着人的待遇,我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别人。但是十载大火之后,在一片废墟上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呢?瓦砾,灰堆?态度蛮横,顾客挨训,人大代表发现的不是平等,而是官气。有人说首都是这样,外省更差。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好有坏。我们有句老话挂羊头,卖狗肉,可见挂漂亮的招牌卖假货、劣货,古已有之。要是不认真地大抓一下,那么人们很容易习以为常,甘心上当,听其发展了。

  我出身在官僚地主的家庭,后来又在文革牛棚里关了十年,过惯低头哈腰的生活,大官、小官和只有官气的都见得不少,在等级社会里我仿佛是一个贱民(文革期间我的确被当做贱民,受过种种虐待),又是大小官员(特别是只有官气的官)出官气的对象,点名批判,四处游斗,我挨过没完没了的训斥。因此对封建的东西我的感觉特别锐敏,即使披上革命外套,我也不难认出它来。有些人喜欢挂起实事求是的招牌出售官僚主义的旧货;有些人把官气当做特殊的政治待遇,以为功勋大、地位高,自己毕竟与别人不同;有些人只让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向认为当官的应该高人几等;还有些人似乎相信批文件、发指示就是为人民服务。总之,不能再把真话放在脑后,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抓什么?就是抓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吧。我们说话算数,不是说了就算,而是说了就做,说了不做,等于不说。

  客人告辞走了,我拄着手杖把他送到门口。时间短,我们都谈得不多,但也愉快。我只说要求当官的少讲空话,不当官的少发官气;既不训人,也不挨训,人人平等,互相谅解;多干实事,皆大欢喜……如此而已。

                        六月九日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一、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三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