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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责任编辑:随想录之一四二

2010-07-19 13:49:02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我的责任编辑:随想录之一四二  

  我和丁玲同志一样,我的第一本小说也是由叶圣陶老人介绍给读者的,不过晚几个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我从法国回到上海,丁玲的短篇集《在黑暗中》在开明书店出版,受到人们的注意。我并不认识叶圣老,也不曾跟他通过信,我后来托索非把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转给《小说月报》时,他早已不代编《月报》了。我还在《月报》上发表过几个短篇。叶圣老在一九三一年也曾向索非要过我的稿子,是为了他主编的《妇女杂志》组稿(好像他担任这个职务并不久)。我写了《亚丽安娜》交给索非转过去。那是一个波兰革命姑娘的真实故事。小说很快就刊了出来。其实说快,也是在几个月之后,当时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几种杂志都脱期,而且总是落后几个月。但它们都是名牌刊物,独家经营,没有竞争对手,不愁卖不出去,因此脱期成了家常便饭。我只记得我拿到发表《亚丽安娜》的那期刊物时,叶圣老已经离开《妇女杂志》,或者甚至离开了商务印书馆。我以后也就不曾再给《妇女杂志》写稿,因为新的主编思想右倾。那个时候情形复杂,但又有趣,人们并不随便把别人划成右派,也不需要请人给自己戴上帽子。不过进步与落后的划分却是十分明显、非常自然。即使你有钱有势,读者也不会跟着你跑。商务印书馆那些杂志经常变换它们的主编,官方施加压力,刊物便朝右摆。过了一段时间刊物又逐渐恢复本来面目,因为它们不愿被读者抛弃。但是第二年初·二八上海事变发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给日军炮火轰毁,这以后除了《东方杂志》不久复刊外,其他的刊物都自动停刊。《东方杂志》由胡愈之继续编了一个时期,我的中篇小说《新生》的初稿,一九三二年同《小说月报》编辑部一起烧成灰烬,我重写了它,一九三三年《东方杂志》连载了《新生》的第二稿,徐调孚兄为它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小说月报》停刊后,调孚兄去开明书店工作,业余为《东方杂志》编辑文艺栏,每期发表两三篇作品。《东方杂志》月出两册,办得很精彩,思想进步,受读者欢迎。但是不说也想得到,从上面来了压力,南京讲话了。然后愈之离开,换上汪精卫派的李圣五,他把杂志抓在手里,一直到抗战爆发,杂志停刊,他跟着主子走上了绝路。

  叶圣老离开商务后到开明书店编《中学生》月刊,我原是这杂志的撰稿人,也继续为它写稿。但我很少有机会见到叶圣老。我不和索非住在一起的那一段时期中,先在我舅父家住了将近一年,以后又去南北一些地方旅行,我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只是去寻求友谊。我认识了不少的朋友,为这些朋友我写了更多的文章。直接向我组稿的人多起来了。我无法隐姓埋名,只好用文章应酬朋友,于是我成了所谓多产的作家,在各种各样的刊物上都出现了我的名字。我在一篇题作《灵魂的呼号》的序文中诉苦说:拿文章来应酬,到后来就是拿名字来应酬,自己糟蹋文章,糟蹋名字,到后来就是文章和名字被人糟蹋……”不过我又说: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自己想说的话。……”记得就是在这个时期叶圣老和调孚兄托索非带口信来,劝我慎重发表文章,我没有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可是我感谢他们的关心。特别是对叶圣老,我渐渐地领会到他把我送进文坛后,虽然很少跟我接触,很少同我交谈,却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

  我常常这样想,也仿佛常常看见那张正直、善良的脸上的笑容,他不是在责备我,他是在鼓励我。即使失去了信心,我也会恢复勇气,在正路上继续前进。我指的不仅是写作的道路,还有做人的道路。这样的朋友我不止有一位,但叶圣老还是我的老师。这样的老师我也有不止一位,而叶圣老还是我的头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我还说过他是我的一生的责任编辑,我的意思是——写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内。当然我的一切应当由我自己负责,但是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每向前走一步,总要想到我那些朋友,我那些老师,特别是我的责任编辑,那就是叶圣老,因为他们关心我,我不愿使他们失望,我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今天还是这样想,还是这样做,还是这样地回忆那些忘不了的往事。

  现在简单地讲三件事情。

  第一件: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叶圣老他们从香港到了北方,当时那边有人传说我去了台湾,他很着急,写信向黄裳打听,黄裳让我看了他的来信。几个月后我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我紧紧握着他的手,我们谈得很高兴。

  第二件:文革期间叶圣老得到解放之后,到上海来要求见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他仍然为我的安全担心。据说徐景贤说我是反革命不给见,好像丰子恺先生也不能出来,他就只见到周予同教授,但已经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给折磨成那个样子!旁边还有人监视;即使是老朋友见面又能谈些什么呢?看到一位进步知识分子如此可悲的下场,看到一位老友含冤受屈的惨痛遭遇,而自己毫无办法,他的心情我很了解,他后来不曾对我讲过什么,他把一切都咽在肚里了。但是他在上海知道了一个事实:他要看望的人还活着。听说那次和他同来的人中还有胡愈之同志。

  第三件:四人帮下台了。长期给关在活葬墓中的我终于看到了一线光明,一线希望。我叫起来,我想用我的声音撞破四周的岑寂。于是从朋友们那里来了鼓励,来了安慰;从四面八方伸过来援助的手。愈之寄信说:今天从《文汇报》读到你的一封信,喜跃欲狂。尽管受到四人帮十多年的迫害,从你的文字看来,你还是那样的清新刚健,你老友感到无比的快慰。先写这封信表示衷诚的祝贺。中国人民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你也解放了!这不该祝贺吗?叶圣老不但几次来信,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赠给我,他这样说: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曰壮,伫看新作涌如泉。

  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这样的友情!这样的信任!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应当高兴:我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责任编辑!愈之也是我的责任编辑,一九三一年他几次到闸北宝山路我的住处来约稿,除了中篇小说《雾》以外,他还要我在第二年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我只写好一篇《杨嫂》,·二八事变就使我改变了写作计划。愈之的确是我的老友,世界语运动把我们连在一起,一直到他的最后,一直到今天,因为他还活在我的心中。可惜我没有能把他寄到成都的信,六十几年前的那封信保存下来!这些年我和他接触不多,不过在我患病摔伤之前,我们常有机会见面。他对世界语的热情和对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使我感到惭愧。作为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他离开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遗憾。我虽然失去一位长期关心我的老师和诤友,但是他的形象、他的声音永远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边: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讲空话,要干实事。这是他给我照亮的路,这也是我生活的道路。不管是用纸笔,或者用行为,不管是写作或者生活,我走的是同样一条道路。路上有风有雨,有泥有石,黑夜来临,又得点灯照路。有时脚步乏力还要求人拉我一把。出书,我需要责任编辑;生活,我也同样需要责任编辑。有了他们,我可以放心前进,不怕失脚摔倒。

  愈之走了。叶老还健在,我去年上北京,他正住院,我去医院探望,闲谈间他笑得那样高兴。今天我仿佛还听见他的笑声。分别十几个月,我写字困难,心想他写字也一定困难,就不曾去信问候他。但是我对他的思念并未中断,我祝愿他健康长寿,也相信他一定健康长寿。

                       五月十五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六年六月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