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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自由”:随想录之一二六

2010-07-19 13:43:26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创作自由:随想录之一二六  

今天收到一位朋友从纽约寄来的信,信上有这样一段话:这次北京作协大会,海外反应很强烈,虽然大家说话有些不好听,但几乎都感到兴奋与欣慰。我们只盼望能真正地实行下去。您那颗一直年轻的心,也许能分外地理解我们。她是《美洲华侨日报》副刊的编辑,还附寄了两期副刊的剪报。副刊的大标题是:《海外的回响,对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观感》,执笔的有二十四位海外作家。
  这次大会的确是一次盛会,我虽然因病没有能出席,只是托人在会上念了我的开幕词,但是会后常有人来找我谈开会的情况,我还读过大会的一部分文件和简报。我对这次大会怀有大的期望,我有一个想法:这次大会一定和以前的任何一次会议不同。根据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大会结束了。反应的确很强烈,我指的并不是海外,是国内,反应来自跟这次大会有切身关系的全国作家。反应强烈,说明这次大会开得不寻常;会后听说在这里好些单位都主动地请人传达,可见这次大会受到普遍的注意。对于大会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大家都欢迎它。当然也有例外,有人不满意这样的会,不过即使有,为数也极少,这些人只好躲在角落里发出一些噪音。
  大会开幕后新华社记者从北京来电话要我发表意见,我正在病中,没有能讲什么,只说:会开得好。我同意王蒙那句话: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今天我读了海外华人作家对大会的观感,意外地发现他们的想法和我的相差并不远,他们的话我听起来并非不好听,而是很入耳。这里不存在理解不理解的问题。说实话我的心已经很不年轻了,但是我和他们同样地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同样地热爱我们善良的中国人民,所以我们走到一起了。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位海外同行说这次大会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第一是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给作家以创作自由的保证;第二件是刘宾雁、王蒙等革新派作家的高票当选。第一件事在所有海外同行的观感中都曾经谈到,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大家一致认为创作自由是创作繁荣不可少的条件。第二件事提到的人不多,不过刘宾雁、王蒙的作品在海外受到普遍的重视,有人甚至认为他们的当选是革新派的凯歌。这样的意见有什么不好听呢?我们自己不是也有类似的意见吗?
  最近我还在家养病。晚上,咳得厉害,在硬板床上不停地向左右两面翻身,总觉得不舒服,有时睡了一个多小时,又会在梦中被自己的叫声惊醒。睡不着我就东想西想。我常常想起刚刚开过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于是对大会我也有了自己的观感了。可是很奇怪,我想到的恰恰也就是那两样事情:祝词和选举。这是大会的两大收获,也是两大突破。代表们出席大会,并不是为开会而开会,而是为了解决繁荣创作的问题。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对他们创作自由艺术民主不再是空话了。不用说党中央对创作自由的保证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对作家们很大的鼓舞。说到选举,有人说,这次不是照别人的意思画圈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挑选领导人
  这两件事都只是一个开端。但是一开了头就会有人接着朝前走。走了第一步就容易走第二步。有人带了头,跟上来的人不会少。有了路,走的人会更多。全国的眼睛都在注视这次大会上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在想:你们走出了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跟着走上去?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张挑选人,哪怕只有一个两个,也总算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也可以用打叉叉代替画圈圈,表示自己的意见。既然好不容易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谁还肯退回原地或者更往后退?!
  关于选举,我不想多说了。只要大家不讲空话,在创作实践中踏着坚定的步子,即使走得再慢,也不会陷在泥坑里拔不起脚。从创作自由起步,会走到百花盛开的园林。创作自由不是空洞的口号,只有在创作实践中人们才懂得什么是创作自由。也只有出现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说明什么是创作自由。我还记得一个故事,十九世纪著名的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临死前在病床上诉苦,说他开始发表作品就让检查官任意删削,现在他躺在床上快要死了,他的诗文仍然遭受刀斧,他很不甘心……原话我记不清楚了,但《俄罗斯女人》的作者抱怨没有创作自由这事实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是没有自由的,更不用说创作自由了。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至今还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高峰。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内的许许多多光辉的名字都是从荆棘丛中、羊肠小道升上天空的明星。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的最后一部(《复活》)就是在没有自由的条件下写作、发表和出版的。托尔斯泰活着的时候在他的国家里就没有出过一种未经删节的本子。他和涅克拉索夫一样,都是为创作自由奋斗了一生。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争取创作自由。前辈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严肃认真的作家即使得不到自由也能写出垂光百世的杰作,虽然事后遭受迫害,他们的作品却长久活在人民的心中。创作自由的保证不过是对作家们的一种鼓励,对文学事业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保证代替不了创作,真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还得依靠大量的好作品引路。黄金时代,就是出人、出作品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决不是用盼望、用等待可以迎接来的。关于作协大会的新闻报道说,许多作家特别是一些老同志眼圈红了,哭了,说他们盼了一辈子才盼到这一天。我没有亲眼看见作家们的泪水,不能凭猜想做任何解释;但是我可以说,倘使我出席了大会,倘使我也流了眼泪,那一定是在悲惜白白浪费掉的二三十年的大好时光。我常说自己写了五六十年的文章,可是有位朋友笑我写字不如小学生。他讲的是真话。我从小就很少花功夫练字,不喜欢在红格纸上填字,也不喜欢老师手把手地教我写,因此毫无成绩,这是咎由自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我也不习惯讨好编辑、迎合读者,更不习惯顺着别人的思路动自己的笔,我写过不少不成样子的废品,但是我并不为它们感到遗憾。我感到可悲的倒是像流水一样逝去的那些日子。那么多的议论!那么多的空谈!离开了创作实践,怎么会多出作品?!若说老作家盼了一辈子才盼到使他们流泪的这一天,那么读者们盼了一辈子的难道也是作家们的眼泪?当然不是。读者们盼的是作家们的创作实践和辛勤劳动,是作品,是大量的好作品。没有它们,一切都是空话,连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空话。应当把希望放在作家们的身上,特别是中青年作家的身上——我一直是这样想的。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