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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谈《家》—14] 谈影片的《家》(二)

2010-07-19 13:31:51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谈影片的《家》

——给观众们的一封回信  (二)

    我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件事,因为我想借它来说明我的创作方法。我习惯于通过人物来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我所有的作品里面我认为有罪的是制度。倘使有人问:是人坏还是制度坏?我的回答自然是“制度坏”。所以我们必须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倘使仅仅是人坏,冯乐山和陈姨太是整个悲剧的制造者,那么去掉这两个人,制度还可以保存。你们中间有人认为瑞珏的死应该由陈姨太负责,像影片那样处理把主要责任放在“迷信”上面,你们不同意。邱扬同志在他的文章《后生谈<家>》里也表示过类似的意见。他认为这“多少和要控诉这个家的主题脱了节”。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我承认我写《家》的时候,我恨陈姨太这个人。我们老家从前的确有过一个“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黄老姨太”,我一面写陈姨太,我一面就想到“黄老姨太”。不过我恨她不如我恨陈姨太那么深。我在陈姨太身上增加了一些叫人厌恶的东西。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不能说陈姨太就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坏女人。她没有理由一定要害死瑞珏,即使因为妒忌。陈姨太平日所作所为,“无非提防别人,保护自己”。因为她“出身贫贱”,并不识字,而且处在小老婆的地位,始终受人轻视。在高家,老太爷虽然不讨厌她,但是除了老太爷外就没有一个人对她友好。甚至在老太爷跟前的时候,她也会想到老太爷死后她的难堪的处境。因此她不得不靠老太爷的威势过日子,而且她更不得不趁老太爷在时替自己打算。她不曾生儿育女,自己家里的人也已死绝,老太爷是她唯一的亲人,也是她唯一的靠山。她当然比别人更关心老太爷。她没有知识,当然比别人更容易被迷信俘虏,她相信“血光之灾”,她不能想象老太爷死后满身浴血的惨状。高家的太太们不一定真相信,也不一定不相信,但是她们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克明三兄弟当然不会相信“血光之灾”,不过他们不愿意让那些女人批评他们不孝,反正搬出去的又不是他们自己的妻子。这才是我控诉的那个家。在那个家里,暴君是旧社会中的好人高老太爷,那些年轻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把人命当作儿戏,把婢女当作礼物。克明是他的忠实的学生兼儿子。克安和克定都是他培养出来的。陈姨太也得拿他做护身符,她只是一个旧社会中的牺牲者。真正的事实的确是这样:在坏的制度中好人也往往作了坏事。倘使把一切坏事都推在“出身贫贱”的陈姨太身上,让她为官僚地主家庭的罪恶负责,这不但不公平,也不合事实。鞭挞了人却宽恕了制度,这倒不是我的原意了。

    向样,把觉新处理成了只能引起人厌恶、轻视的人物,观众反而会觉得还是让旧社会把他毁了的好。这样倒减弱了我的控诉的力量。我相信觉新要是生在今天的新社会,他一定是个有为的青年。是旧社会害死了他,而不是他应当被旧社会所毁。

    影片中对觉慧的处理,据说有好些人满意。但是我觉得觉慧也被“简化”了。我们只看见他的勇敢、天真和热情,只看见他那坚强而单纯的信仰,却看不见他的内心的斗争,他的变化和生长。我喜欢张辉同志那个纯洁而充满朝气的形象。但是可惜他没有机会充分了解“五四”前后那一种青年的思想感情。

    你们很惋惜琴和觉民在影片中降为不重要的配角。但是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面,编导同志怎么能够让那么些人全发出夺目的光芒!“简化”的办法倒容易解决问题。还有四老爷和五老爷这两个人在我的小说中本来就写得那么简单,影片上再把他们简化,就成了逗笑的丑角。杨华同志的出色的表演也不能给克定添一点光彩,我不能否认这是“纵挎子弟”的一面,但是拿他们放在高家的灵堂里,总叫人起一种不调和的感觉。

    我不想在这里多谈人物了。谈到人物我不能不起一种惋惜的感觉,连像张瑞芳同志那样优秀的演员在影片中也没有“用武之地”……剧本限制了演员,导演同志也不曾想到在别的方面来补救。撇开人,我还想简单地谈谈整个影片的时代气氛、布景、服装、道具、摄影等等。要是参加影片工作的同志们在这几方面肯多花一点功夫,那么影片也许更能使人满意。在影片中高家那许多人就住在一个古庙似的小小“四合院”里,再加上一个不大使用的大厅和一个外天井。即使他们还有一所与住房太不相称的大花园,也无法显出四世同堂的热闹气象。任何时候公馆里都是冷冷清清的。连吵架的时候,也少有看热闹的人。整个公馆里听不见小孩的声音,也看不到人们进进出出。好像那许多人全关在自己的房里,彼此不相往来。影片中自然也有做寿演戏和新年玩狮子的热闹场面,但是这一类的场面似乎跟其它的连不起来。而且就拿玩狮子那一个镜头来说,全家人挤在大厅上,显得地方多么空阔,人多么少,并没有增加热闹的气氛。甚至在吃年饭的时候,也带了强为欢笑的味道。我在前面几次提到“简化”,的确影片把“五四”前后成都官僚地主的生活也“简化”了。冯乐山出门会坐一乘那么寒伧的小轿,连一个打灯笼的听差也没有,让写了“冯”字的灯笼冷清清地挂在轿杆上。事实上冯乐山坐的是三人抬的拱杆绿呢大轿,三个轿夫一面吃喝一面抬着轿子飞跑,一个听差气咻咻地跟在后面。连觉新也有一乘这样的轿子和三个轿夫,更不用说老太爷和老爷们了(这五乘轿子都放在大厅上)。在高家每逢新年玩狮子的时候,不仅大厅上,天井的四面都挤满了人,因为整个公馆里所谓上上下下就有七八十个人。从隔壁邻居可能还有好些熟人来看热闹。“老虎”还能吃人的时候,它总是气势汹汹的,倘使它已经奄奄一息,它也就只能“摆尾乞怜”了。倘使每天看见的就只是一个冷清清的家,高老太爷凭什么还会让“这个家一定要兴旺”呢?服装也是值得研究的。我不赞成香港拍的那部影片,叫三十七八年前的女人穿类似今天的服装的办法。但是三十七八年前的太太、小姐们也讲究穿戴,衣服的剪裁不但合身,还要使人显得好看。头发的样式,也因人而异。这就是所谓“三分人材七分打扮”。我几次提醒陈西禾同志:“让女演员们打扮得漂亮点吧。”我认为这才合乎当时的真实生活。倘使裁缝同志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办法,化妆师同志也不能把女人的头发梳得好看一点,还可以请摄影师同志多多帮忙。摄影师能够“美化”人物的面貌。我在莫斯科见过几位苏联的演员同志,她们在影片中往往显得更年轻,更美。苏联的摄影师在这方面的确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不说人,就是拍摄一个普通的镜头,也要经过仔细的研究。但是拿我们的影片《家》来说,有些镜头好像只是为了赶时间匆匆地拍下来似的。摄影上并没有充分发挥电影艺术的特点。

    其实不仅摄影,我觉得整个影片的编导上似乎也没有充分注意到电影艺术的特点。影片只叙述了故事,却没有多少打动人心的戏。编导同志似乎想用尽力气来解释原著,却忘记了他应当做“艺术的再创造”的工作。他放弃了他的责任,所以他失败了。

    我在这里用了“失败”两个字,这是你们的意见,也是我的意见。花去两年多的时间(改编剧本花去一年半以上,影片摄制花去半年),拍成了一部这样的影片,陈西禾同志的确弄得焦头烂额。那么“失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陈西禾同志谦虚地说,他的水平不高,他拍片较少,缺乏经验,不能充分掌握电影艺术的特点。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各个部分的工作同志间缺乏紧密的合作。张骏样同志曾经对我说过,作为主要导演的陈西禾同志缺少组织的才干。所以在工作中集体的力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我常常称赞陈西禾同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当过演员,导过戏,写过剧本,在大学里教过中国文学,又是研究罗曼•罗兰的专家。但是他有一个显著的缺点:优柔寡断,缺乏自信。他买一本书要经过几天的考虑,说一句较重的话也害怕会得罪别人。《家》开始拍摄的时候,有两位演员同志对我提起,他担任了《家》的编导工作,感到万分紧张,唯恐失败。任何人说一句话都会引起他的顾虑。在电影剧本讨论会上,我看见他记下那么一大堆意见,我就耽心他会弄得张惶失措。他想拍出影片使人人满意,结果连他自己也不喜欢。他并不是没有付出辛勤的劳动。领导上也没有干涉他的工作,更没有强迫他删改剧本。但是他常常机械地理解领导同志的一句话(他倒是真心地尊重领导的),却忘记了根据领导上的意见,认真努力地发挥自己的创造的才能。对一些小的可以改变的细节,如衣服的样式、头的梳法等等,他常常坚持己见;但在重要的地方他却摇摆不定。有人这样说,他听进去了;另一个人那样说,他也听进去了。在影片的摄制中他常常根据演员的意见修改情节。领导上并不主张觉新多哭,他自己也不赞成觉新多哭,但是拍出影片来,觉新却成了一个“哭包”,所以有几位演员同志送他一个外号:“陈大悲”,他有觉新那样的性格,也有过觉新那样的处境(他也曾经是大家庭的承重孙),他比任何人都熟悉这个主要人物的精神面貌,也更了解封建大家庭的一切。倘使他当时更严肃地对待他的工作,用艺术的再创造来代替

单纯的解释,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他也许会拍出更好的影片来,也就是更好地实现了领导上的意图了。我当时几次这样地劝告他,今天我还没有改变我的看法。现在我在这里对你们批评影片《家》,我觉得我也应该责备自己。我虽然不懂电影艺术,但是作为原著的作者,作为编导同志的熟朋友,我不曾在工作上认真地给他帮助,我就应当替他分担“失败”的责任。……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大众电影》第二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