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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扰:随想录之九一

2010-07-19 13:22:41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干 扰:随想录之九一 

《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已经编成,共收随想三十篇。我本来预定每年编印一集,字数不过八九万,似乎并不费力。可是一九八一年我只发表了十二则随想,到今年六月才完成第九十则,放下笔已经筋疲力尽了。可以说今年发表的那些随想都是在病中写成的,都是我一笔一画地慢慢写出来的。半年来我写字越来越困难,有人劝我索性搁笔休息,我又怕久不拿笔就再也不会写字,所以坚持着每天写两三百字,虽然十分吃力,但要是能把心里的火吐出来,哪怕只是一些火星,我也会感到一阵轻松,这就是所谓一吐为快吧。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简单。意外的干扰来了。在我的右背上忽然发现了囊肿,而且因感染发炎化脓,拖了一个月,终于动了小手术。把脓挤干净,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可是晚上睡在床上,我不知道该怎样躺才好,向左面翻身不行,朝右边翻身也不好。我的床上还铺着软垫,在它上面要翻个身不碰到伤口,实在不容易(对老人来说)。我刚刚翻过身躺下,以为照这个姿势可以安静地睡一阵子,没有想到一分钟才过去,我就觉得仿佛躺在针毡上面,又得朝原来方向翻回去。这样翻来翻去,关灯开灯,我疲劳不堪,有时索性下床,站在床前,心里越来越烦躁,一直无法安静下来。我想用全力保持心境的平静,但没有办法。工作、计划、人民、国家……都不能帮助我镇压心的烦躁和思想混乱。我这时才明白自己实在缺乏修养,而且自己平日追求的目标——言行一致现在也很难达到。在这短短的三四个钟头里,什么理想、什么志愿全消失了。我只有烦躁,只有恐惧。我忽然怀疑自己会不会发狂。我在挣扎,我不甘心跳进深渊去。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很痛苦,也很疲劳,终于闭上眼睛昏睡了。

  一连三夜都是这样,睡前服了两片安定也不起作用。早晨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午睡时躺下几分钟就忍受不了,我只好起来在院子里散步消磨时间。我不愿意把这情况告诉我的妹妹和子女们,害怕他们替我担心。我一个人顺着自己的思路回忆那些不眠的长夜,我知道它们来自我十年中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是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的后遗症。事情并没有结束,我还在忍受痛苦的磨炼,我还在进行生死的斗争。经过了痛苦难熬的三夜,我几乎感到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也许是我的心逐渐恢复了平静,也许是我的脑子因疲劳而变迟钝,我又能沉睡了。即使有时还做噩梦,可是我不再心烦。危机似乎过去了,我松了一口气,我得救了。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又出现了无端的烦躁,不过只有两夜,而且每夜不到两小时。以后就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情况。现在伤口也已经愈合。医生说等到秋凉再去医院动手术把囊肿取出,不会有麻烦。我也就忘记了那些难熬的不眠的夜。人原来就是这样健忘的。

  在编辑《真话集》的时候,我重读了一年半中间写的三十则随想,忘记了的事情又给想起来了,因为从《人言可畏》起最后四篇短文都是在危机中间和危机前后写成的。它们使我记起当时的挣扎。特别是《人言可畏》,字数少,却在我的脑子里存放了好几个月,危机到来,自己在作拼死的斗争时,首先想起这笔心灵上的欠债。开始写它,我好像在写最后一篇文章,不仅偿还我对几位作家的欠债,也在偿还我对后代读者的欠债。讲出了真话,发狂的危机也过去了,因为我掏出了自己的心,卸下了精神上的负担。

  我唠叨地讲自己的危机,只是说明作家的思想复杂。作家的脑子并不像机器那样,一开就动,一关就停,一切听你指挥。

  细心的读者也可以看出《三访巴黎》和《知识分子》两篇并不是一口气写成的。两篇随想都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一月动笔,我写了不到三分之一就因别的事情干扰把它们搁在一边,差一点连原稿也不知去向,幸而后来我想起了它们,过了几个月找出原稿续写下去,总算按计划写成了。

  那么干扰从哪里来?

  可以说干扰来自四面八方。这些年我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像是一个旧社会里的吹鼓手,有什么红白喜事,都要拉我去吹吹打打。我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看书,我得为各种人的各种计划服务,我得会见各种人,回答各种问题。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却不得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我说不要当社会名流,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作家。可是别人总不肯放过我:逼我题字,虽然我不擅长书法;要我发表意见,即使我对某事毫无研究,一窍不通。经过了十年的外调,今天还有人出题目找我写自己的经历,谈自己的过去,还有人想从我的身上抢救材料。在探索、追求、写作了五十几年之后,我仿佛还是一个不能自负文责的小学生。……

  我的工作室在二楼,有时我刚刚在书桌前坐下,摊开稿纸,就听见门铃在响,接着给人叫了下去。几次受到干扰,未完的手稿也不知被我放到哪里去了,有的就石沉大海,只有这两篇不曾消失在遗忘里,终于给找出来加上新的内容同读者见面了。在我的长时期的写作生活中被干扰扼杀的作品太多了!所以听见门铃声,我常常胆战心惊,仿佛看见过去被浪费掉的时间在眼前飞奔而去。我只能责备自己。一个作家有权利为他自己的写作计划奋斗,因此也有权同干扰作斗争。

  最近人们忽然对已故法国作家萨特感到了兴趣,我听见有人私下谈论他。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同德·波伏瓦访问上海,我在家里接待过他们。但是我当时很谨慎,很拘束,讲话吞吞吐吐,记得只谈了些像用第一人称写小说一类的问题。一九七九年我访问法国,他双目失明在家养病,曾托法中友协设法联系,打算登门拜访,却没有得到机会。一九八一年我再去巴黎,他已经逝世,听说有几万人参加他的葬礼。关于他的著作,我只读过两部多幕剧,也谈不出什么。但是他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不赞成把作家分为等级。他说过类 似这样的话: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分为等级的东西,而你在这种文学中属于这样的级别。我否认这样做的可能性。他的话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在重视等级的社会里,人们喜欢到处划分级别。有级别,就有干扰。级别越高,待遇越好,干扰也越多。于是干扰也成了一种荣誉,人们为争取干扰而奋斗。看来萨特一口否认的可能性是毕竟存在的了。不是吗?

  那么要发展我们的文学事业,怎么办?扩大级别吗?增加等级吗?不,恰恰相反,我看最好的办法只能是让作家们受到最少的干扰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二、二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发表题为《最少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