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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开垒:巴金传[46]:“赞歌”的悲歌

2010-07-19 12:41:26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第三章 风雨过后

        第一节 “赞歌”的悲歌

    岁月如梭,转眼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已在眼前了。尽管一九五八年出现的大跃进
形势,到当年年底,已发觉问题严重;但由于庐山会议不是反“左”,而是坚持继
续反右,虽然时间到了一九五九年秋天,“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仍在全国各地迎风飘扬。报纸还因为国庆十周年就快来到,变本加厉地宣扬着
“三面红旗”给伟大祖国带来的新气象。报纸的版面一反常态,不仅用红色套印连
续报道来自各处的“胜利”消息,而且所用字体越来越大,画面越来越多,因而版
面发稿字数也就越来越少。最受用的,还是那些在报社工作的校对先生们,他们因
为校样字数的减少,而感到工作轻松起来。
    随着新闻报道水稻亩产万斤等神话的出现,文艺界的奇迹也突然应运而生。不
论在农村,还是在市区,到处举行着赛诗会和赛歌会。就在这些会上,往往一个晚
上就涌现出千百个作家和诗人,有些地方甚至连念惯符咒的巫婆,这时也都重又冒
出来,变成了能唱善哼的民歌手。工厂的车间里,不仅在墙上,就连机器上也都贴
满了“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这一类的诗句。
    上海作家协会大厅里也日夜赛诗赛歌,鼓声锣声不断。随着大批知识分子和干
部“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劳动,作家也像一群鸭子似地被一阵潮流冲了下去,这本
来也许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可以让他们看到基层的实际;但不知一种什么力量,使
大家看到的情况大都属于假象,许多人一到工厂就闭起眼睛歌唱“大跃进”;一到
农村,就说“吃饭不要钱就是好”,毫不怀疑地相信毛泽东所夸说的“中国可以在
十五年之内赶上英国”。
    经过反右,在“大跃进”中胆战心惊的巴金,虽然没有像当时的一些中青年作
家那样在热火朝天的高潮里,变成随口乱喊的良歌手;但是,他还是不断地忙于应
付眼前的各种任务,用散文形式写了不少“赞歌”。这些“赞歌”,跟郭沫若写《
遍地皆诗写不赢》组诗,茅盾写《跃进中的东北》通讯一样,都受了当时许多虚假
现象的蒙蔽,以致都犯了浮夸的毛病。郭沫若当时写的诗,还经常由新华社编发,
由于他的诗所记述的生产数字,跟不上每天“跃进”数字的变化,所以他的诗从写
成到发稿,常有多次的数字更改,这从现在他留下来的诗句就可以想象到。如“番
薯争取亩产一万斤”,“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又如”不闯钢铁千
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这样的诗句,即使不算是当年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
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典型,也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在“文艺为政治服
务”的口号下,郭沫若在创作中所作出的可怕牺牲。巴金当时的“赞歌”虽然还不
曾出现诗人般如许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和郭沫若、茅盾一样,出于对旧社会
的厌弃,对新社会的热情,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也跟着大家唱出了对夸大了的现
实的颂歌。
    巴金在一九五九年为上海报纸写的《一九五九年元旦试笔》,颂扬大跃进“震
惊了全世界”,他描写我们的社会:“人们踊跃地参加义务劳动,好像去吃喜酒一
样;公社里吃饭不要钱;在很短的时间里,已基本上扫除了全国的文盲;千百万首
诗,几千万幅画在各地方出现;技术革新的花在每个角落都开得鲜艳异常。”他甚
至把在法国信仰无政府主义时背熟了的凡宰特对理想社会的描写“每个家庭都有住
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到光明”,也搬来套用在对
当时工厂“大跃进”景象的记述:
    “每个脑筋都在开动,每双手都不休息,每一样东西都发生作用,每个人的精
力都取得成绩,每一颗心都充满力量,每个人的前途都充满光明。”一到一九五九
年九月,面临国庆十周年纪念,全国报纸和杂志的记者编辑拥到巴金家中逼稿,这
时他家的大铁门早被人拆去大炼钢铁,改换的红色木大门挡不住如此巨大力量的冲
击,也只好开门揖“道”,来者不拒,他连写了七篇迎接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的
纪念文章,这就是发表在《收获》的《我又到了这个地方》,发表在《解放日报》
的《最大的幸福》,发表在《文汇报》的《无上的光荣》,发表在《人民日报》的
《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发表在《新闻日报》的《星光灿烂的新安江》,发表
在《上海文学》的《迎接新的光明》和发表在《萌芽》上的《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些文章中,有几篇写他在宝山县彭浦公社参观访问利在新安江工地“下生活”
后所见所闻,虽然免不了受当时的浮夸风影响,但是有些具体人物形象的记述,因
为有生活依据,通过巴金流畅的文笔,读来还是可以看到当年建设者的形象。比如
他在新安江工地,曾遇见过一个不到四十岁的管子工人,他从东北来,已经在新安
江安了家。但他不久又要离开,因为管子工人总是比一般人先到工地,离开工地也
比别人早,厂房建好,安装机器的时候就不需要他们,他们又要赶到别的地方去做
同样的开辟工作。这个工人去过河北的官厅,到过四川的狮子滩,以后他当然还要
不断的到其他水电站工地上去。
    他对巴金说:“我跑的地方越多,我越高兴,这说明我们祖国的建设事业越来
越兴旺了。”巴金这个时期到农村,也到工厂和工地,多半还和别的作家一起去,
有时还带上了萧珊,因为这时巴金与萧珊合作翻译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的工作已告
一段落,萧珊就有时间帮巴金做些其他工作。有时读者写信给巴金,适值巴金外出
访问,无法亲自料理,萧珊就代为处复。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和编辑部人员到工厂农
村去访问,萧珊也多次参加,她和巴金一样,纯朴地相信“下生活”对自己改造思
想有利。到新安江工地访问,就是其中一次。
    这次同去的,除了萧珊,还有柯灵、王辛笛、唐弢、魏金枝、罗洪等作家。他
们到了那边,都非常积极地主动找工人谈话,因为他们知道新安江水电站这一项巨
大工程,是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制造的,所以都很感兴趣,都很想多
了解一些关于这项工程建造过程中的感人事迹。他们都把这样的访问,作为接触工
人群众的良好机会。萧珊和巴金都随身带了一本笔记簿,随时随地把沿路所见所闻
记录下来。巴金除了采访做笔记之外,在工地访问中还随时照顾萧珊,怕她不注意
安全。一到招待所安顿下来,则各人自理日常生活,巴金并不因为有萧珊在身边,
生活琐事就全依靠她。他还是起早落夜,和别的人一样,把个人的生活料理得很好。
只有在归程中,路过金华时,萧珊感染上丹毒,幸而就医及时,经过治疗也就好了。
    在新安江水电站的访问,果真开拓了巴金和萧珊的视野。他们不但在那边看到
了耸立在江面上的拦河大坝,还看到了大批民工在工地上日夜劳动的热烈场景。而
在与众多工人的谈话中,更接触到了他们在艰苦岁月中的内心活动。
    当然,巴金在国外也参观过不少地方,见到过不少现代化建设。在中国农村和
工地上所看到的群众艰苦劳动,不能不使他回想起在国外所接触到的实际。在给报
刊写纪念国庆十周年文章的时候,也就很自然地谈到这一点。
    有一次,他在彭浦公社参观奶牛场,禁不住想起了在苏联和民主德国集体农庄
里访问过的奶牛场,他们用的是挤奶器,而我们还是在靠人工挤奶。这时巴金当然
意识到我们的落后,但是他还是十分乐观地说:“我明白这种差别不久便会消失。”
这时他又把自己的热情倾注在眼前的现象上。他看到挤奶的人有男有女,他们坐在
矮凳上,两只手动得十分灵巧,高大的、毛色光滑的荷兰奶牛服帖地听着他们的指
挥。他听公社的人介绍,公社有五处牛棚,养牛二百九十七头,每天分三次将牛奶
送到食品厂去加工。巴金看到年轻的农民们骑着自行车送奶进城去,车子跑得像箭
一样地快,他感到高兴。
    巴金就是这样把自己在工地、农村中所看到的一点一滴景象,加上自己美好的
感情和想象,写了七篇迎接国庆十周年的文章。当然也有不少当时十分风行而今天
读来不觉使人厌烦的豪言壮语,确如巴金后来自己所说,存在着“越是空虚,越是
需要装饰”的假象。同时在这些文章中,在字里行间,也有一些巴金从不自觉中流
露出来的讯息,很值得人玩味。这就是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起他曾打算写一部关于
知识分子改造的小说。他说:“解放前我见过不少有才能的人,他们不是贫病交加,
壮年枯死,就是白白地耗费光阴,扮演了一辈子没有人欣赏的小丑戏……我想写几
个我熟悉的人,也有可能写到我自己。这里面有教授,有医生,有工程师,也有作
家。我当然不会替这些人吹嘘,但是我也不打算大出他们的洋相。我只想通过他们
十年来变化,歌颂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辉面貌。”如果不是后来太多的运动干扰了他
的计划,那么这部小说写成,将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这真值得人们三思。
    当然,这个时期,从巴金的另外两篇报告文学《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与《创
造奇迹的时代》来看,也不难回答人们在上面提到的疑问。就是这两篇报告,不论
从巴金当时所花的艰苦采访劳动,和他所运用的文字功夫,都无可非议。但事实是
瑞金医院医护人员发扬了救死扶伤精神和施展了高超技术进行抢救,才使皮肤烧伤
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九点三的炼钢工人丘财康得以保住生命。而作品歌颂的主角却是
病人,不是医师,不能不使人想到在当时所流行的思想指导下“两个剥削阶级”、
“两个劳动阶级”这个“左”的理论对作家和记者们的影响。应该说,丘财康事件
的作家采访活动,是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典型。先定好了工人是改造阶级,知识
分子是被改造阶级这个框子,从这点出发,即使医生救治了病人,也只能写病人
“挽救”了医生,而不许写医生挽救了病人。因此,真实的生活就不能不在政策的
威力下低头。
    特别是在“大跃进”的浮夸风迷漫下,无数事实被颠倒是非,而人们耳濡目染,
见怪不怪,最后就孕育了“文化大革命”的诞生。作家的悲剧是,他们越尽心尽力,
越得不到好心好报。他们的努力,只留下一批使自己感到痛苦的作品。巴金在经受
了”文革”的煎熬后,从爱护人民的利益出发,进行了忏悔,是很自然的。他明白
如若对过去历史的苦果仍觉得没有尝够,还是嗜“左”成癖,那么民族的灾难就会
无穷。
    在我们花费了巨大资金和人力,硬撑着腰,以比建国大典时规模更大的游行庆
祝队伍,和震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度过了国庆十周年之后,“大跃进”
给人们带来的困难,便越来越显著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