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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民:《春梦(残稿)》释读

2011-04-19 12:14:46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春梦(残稿)》释读

 

周立民

 

    晚年巴金在回顾《激流三部曲》的写作时曾颇为痛惜他在文革期间烧掉了大哥给他和三哥的一百多封信[1],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巴金曾不止一次参阅这些信,它们对巴金构思和叙述小说中大家族的内部矛盾大有帮助。可以说,今天我们如果要追溯《激流三部曲》的本事,这批信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遗憾的是化为灰烬的史料不可能再生,在深感遗憾的同时,我们应当提醒自己及后人珍惜历史及文化遗存。当然,我们也常常心怀侥幸,祈求有意外的天赐,历史追寻的诱惑和魅力也恰恰来自这一份天赐的意外。

    巴金大哥的信还真有逃过水火留存至今的。其中有一封1930年的信是这样写的:

    《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我现在向()鞠躬致敬,希望你有余暇把他()写成罢,怕什么!《块肉余生述》若()怕,就写不出来了。[2]

    这封信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巴金要以自己家族的事情为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大哥的鼓励。众所周知,这部小说就是后来的《家》,乃至续篇《春》、《秋》(统称激流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三部曲之一,仅《家》自1933年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至1951年,就印行了32版次,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53年接手出版后,至20089月底,累计印行90版次、共437万册(文革期间停印),是该社文学书中仅次于《红楼梦》印数排第二的文学名著[3]。持久不衰的影响力使得这部作品书前书后、书里书外的种种事情都会引起研究者、读者的强烈关注。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而言,除了对《家》文本解读而外,它的写作、传播过程也是研究者不应忽略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想像写于八十多年前的《春梦》原稿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将是一个多么大的惊喜。 

     

    《春梦》写在一个32开的练习簿上,共35页,整理稿有一万一千多字。目前留存下来的并非一份完整的手稿,命名残稿一是因为手稿前部分显然残缺,可能是作者撕作他用(详情见后文);其二,这是一份未完稿和未定稿,目前手稿留存四个片段,没有最后完成;同时,手稿中留下了许多未定、待修改的印记。比如人物的名字就处于未定状态:手稿中男主人公,起初未命名,作者写作△△——”,后来写作杜大心,又写作杜奉光奉光可能是杜大心的字);女主人公起初名为张文莲,后来是张德娴,又是春妹,后者好像是她的乳名。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残稿中章节序号都没有标注,章节间还有作者的批注:中间再加许多章此后再做一两章,很显然,写作的同时作者就有了修改、补写等想法。

    上述最后一种情况反映出巴金最初小说创作的一个习惯。在《谈〈灭亡〉》中他说:这不像一个作家在进行创作,倒像一位电影导演在拍摄影片。其实电影导演拍故事片,也是胸有成竹。我最后决定认真写这本小说,也不过做些剪接修补的工作。[4]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灭亡》各章不是一口气连贯写出的,也不是按照小说情节发展的顺序先后写出,而是零散写出,作者最后剪接修补而成的。巴金曾说,他在法国学会了两件事情:一是写小说,一是看电影。这以往都被当作作家逸事,而不曾意识到二者的相互关系,进而从电影叙事的角度来分析巴金的小说叙述。我想,如果能够真实地还原巴金写作过程的话,对于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叙述的转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蒙太奇手法的运用,还是思维、结构方式的片断化,它不再是连续的、完整的统一思维,而是零碎的、片断的,甚至颠倒的,可以重新组合的世界,质言之,作家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的叙述角度、速度都相应有了改变。对于巴金而言,他的写作一直处在开放的、未定型的状态,他常说写作如同生活,都是在探索,那么写出来的结果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创作不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作者的思想、情感随着小说中人物的内心、情感的推进在发散;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世界、人生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或调整。《春梦》(残稿)因为仅是一个片段,可能尚未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创作过程,而只是一个最初的形态,而《灭亡》和《家》这样已完成的作品则可以为巴金的开放式写作做出说明。《灭亡》在写作中,因为萨珂凡宰特事件的发生和对巴金的影响,点燃了作者的内心之火,使得交织在《灭亡》中的爱与恨的冲突越来越强烈。巴金后来回忆:合法的谋杀终于成功了(二十六年后罗森堡夫妇的事件便是萨樊事件的翻版)。我所敬爱的人终于死在电椅上面了。我不能够像往常那样地工作。我绝望地在屋子里踱了半天。……但是我仍然没法使我的心安静。我又翻出那个练习本把我的心情全写在纸上。一连几天里面我写成了《杀头的盛典》、《两个世界》和《决心》三章,又写了一些我后来没有收进小说里的片段。[5]而《家》写到第六章时,大哥去世的电报到了上海,巴金的心境也为之一变:我刚写完第六章,就接到成都老家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大哥自杀。……读完电报我怀疑是在做梦,我又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我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我一个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住在闸北的三年中间,我吃过晚饭经常穿过横浜桥去北四川路散步。”“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颜六色的滚滚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体健康、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泪向我诉苦的时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进行无情的打击。……回到宝光里的家,我拿起笔写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我开始在挖我们老家的坟墓。[6]《家》中对于封建礼教的那种感性的义愤,与作者遭遇这外来事件的突袭不无关系。这种开放性、未定性,体现了巴金的创作与读者和外在世界的紧密呼应,这种呼应无形中也保证了作品中思想情感的鲜活。 

 

      

     巴金说他最初和最后的小说创作都是写在学生练习簿上,提到写《灭亡》用的练习簿,他说: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在法国写处女作《灭亡》时用的也是小学生的练习簿,不过是法国小学生的练习簿。[7]可惜《灭亡》的手稿没有留下来,但在《灭亡》之后创作的《春梦》手稿留了下来,最初写作《春梦》,巴金有一个宏大的创作计划:

     后来我从沙多吉里到了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时期,又看了好几本左拉的小说,都是收在《卢贡马加尔家族》这套书里面、讲两家子女的故事的。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多读了几本小说,我的手就痒了,我的脑子也痒了,换句话,我也想写小说了。在那个短时期里,我的确也写了一点东西,它们只是些写在一本廉价练习簿上面的不成篇的片段。我当时忽然想学左拉,扩大了我的计划,打算在《灭亡》前后各加两部,写成连续的五部小说,连书名都想出来了:《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春梦》写杜大心的父母,《一生》写李静淑的双亲。我在廉价练习簿上写的片段大都是《春梦》里的细节。我后来在马赛的旅馆里又写了一些,在海轮的四等舱中我还写了好几段。[8]

 

     《春梦》等四本小说的内容就这样地形成了。《春梦》写一个苟安怕事的人终于接连遭逢不幸而毁灭;《一生》写一个官僚地主荒淫无耻的生活,他最后丧失人性而发狂;《新生》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来;《黎明》写我的理想社会,写若干年以后人们怎样地过着幸福的日子。[9]

     这个计划,巴金后来不曾实现,他说:但是我回国以后,始终没有能把《春梦》和《一生》写成。我不止一次地翻看我在法国和海轮上写的那些片段,我对自己的写作才能完全丧失了信心。但归国后,他与大哥的相聚,使得《春梦》的写作计划在新的转向中得以持续:一九二九年七月我大哥来上海,我和他在一起过了一个月愉快的生活。……他常常对我谈起过去的事情,我也因他而想起许多往事。我有一次对他说,我要拿他作主人公写一部《春梦》。他大概以为我在开玩笑,不置可否。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死胡同里面看见了一线亮光,我找到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我下了决心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过了几个月我写信给他又提起《春梦》。……”[10]

     由此可见,最初巴金设计的《春梦》是《灭亡》的前篇,也就是说这里的主人公虽然名字也是杜大心,但却是《灭亡》中的那个杜大心的父亲,作者把他设计成一个苟安怕事的人。后来放弃杜家的事情而要写李家的事,小说已经与最初的设计有了距离。巴金属于自叙式或回忆型作家,他的创作都与他的经历息息相关。写李家(到小说中成为高家)意味着巴金要揭开自己家族的秘密,从而也直指个人内心。随着更为宏大的作品架构的设计,加上大哥上海之行可能更为详细的关于老家人和事的描述,促动了巴金改变初衷,直接从个人的记忆库中寻找材料。至此,以《灭亡》为中心的系列作品计划,就被以《家》为中心的《激流三部曲》的写作所替代。

     《春梦》是《家》的前身,又并非后来的《家》。首先,作者的写作意图发生了变化:我不是在写消逝了的渺茫的春梦,我写的是奔腾的生活的激流。[11]正因为这样的转变,《家》最初在《时报》上是以《激流》的名字连载的。从作品内容看,除了有感伤,《家》的最强音更是抗争。许多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新人的加入使《家》与时代气息紧密呼应。其次,从残稿来看,后来用在《家》中的情节,就是瑞珏难产而死的那一节,这一部分原始文字已经不在现存《春梦》手稿中了,大约就是手稿前面被撕掉的这一部分。门内门外、两个世界,这个场景是《家》中最著名的场景,巴金早在《春梦》中就写过,可见这个场景在他头脑中酝酿之久。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春梦》中的杜大心与《家》中高觉新两个人物的联系,特别是他们的经历、性格等的类同。比如,妻子难产死后,他痛不欲生,但随之传来的声音是:你不能死,你还要娶妻生子,光耀你的门第,振兴你的家业。这虽然像是外在的声音,但实际上也是他内心的声音,是他接受旧礼教训示的结果。还有大家庭给他囚笼般的感受,也是巴金后来在《家》等作品中被反复书写的:他想说说什么,然而咽喉被气阻塞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新愁旧恨像石子一般地一齐向他掷来,压倒了他。他觉得他的全身都被铁练[]捆住,他像一个受伤的兽被人擒获,全身被捆上粗的麻绳,被关在铁的栏栅里。这时候他真像受伤的猛兽也像囚笼猛兽一样在梦想花香,梦想太阳,梦想自由的空气,梦人迹罕到的大森林。然而这一切都拒绝了他,他躺在床上,全身捆住铁练[],任人播弄任人处置,任人夺去他的自由任人夺去他的幸福。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家族各房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春梦》中也有所涉及,比如表姨太太、四太太议论杜大心不孝顺的情节。新文化通过书刊等影响和给人物带来精神的启蒙也表现出来了,《春梦》中读邓南遮的小说,小说中的语句给主人公带来了重要的精神力量,这些情节在《家》和巴金的很多小说中都能找到。这些情节勾连起来,也清楚地显示了《春梦》中的杜大心是处在新旧文化交替时代的一个人物,如同觉新一样,新文化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他始终无法摆脱缠绕着他的旧礼教。


(未完,全文请见《现代中文学刊》
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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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六六年八月底九月初,隔壁人家已经几次抄家,我也感到大祸就要临头。有一天下午,我看见我的妹妹烧纸头,我就把我保存了四十几年的大哥的来信全部交给她替我烧掉。信一共一百几十封,装订成三册,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写给我和三哥(尧林)的信都在这里,还有大哥自杀前写的绝命书的抄本。我在写《家》、《春》、《秋》和《谈自己的创作》时都曾利用过这些信。毁掉它们,我感到心疼,仿佛毁掉我的过去,仿佛跟我的大哥永别。见巴金《关于〈激流〉》,《巴金全集》第20卷第6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2]转引自巴金:《关于〈激流〉》,《巴金全集》第20卷第674页。

[3]数据统计见王海波《谈巴金的〈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情况》,陈思和、李存光主编《一股奔腾的激流——巴金研究集刊卷四》第29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96月版。

[4]巴金:《谈〈灭亡〉》,《巴金全集》第20卷第388页。关于《灭亡》各章节写作过程,可参加拙著《另一个巴金》中《读〈灭亡〉札记》一文,大象出版社20023月版。

[5]巴金:《谈〈灭亡〉》,《巴金全集》第20卷第385页。

[6]巴金:《关于〈激流〉》,《巴金全集》第20卷第680—681681页。

[7]巴金:《〈巴金全集〉第二十卷代跋》,《巴金全集》第20卷第710页。

[8]巴金:《谈〈新生〉及其它》,《巴金全集》第20卷第399页。

[9]巴金:《谈〈新生〉及其它》,《巴金全集》第20卷第400页。

[10]巴金:《谈〈新生〉及其它》,《巴金全集》第20卷第400401页。

[11]巴金:《关于〈激流〉》,《巴金全集》第20卷第6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