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当前位置:读书吧书讯

李辉:幼稚而兴奋的起步

2011-04-19 12:25:04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幼稚而兴奋的起步

 

李辉

 

来源:网易新闻  http://news.163.com/09/0517/04/59G67F7K000120GR.html

2009-05-17

 

  阅读史·三十年前

 

—1— 

    未曾想,转眼间自己居然也到了回顾三十年前读书与写作历程的年龄。 

  以往,追寻他人往事,考察文化演变,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半个世纪前,只是历史远景中的某一时间段落,与己无关,任由吾辈研究者解剖与归纳。然而,走进二○○九年,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编选《李辉三十年集》时,忽然意识到,所谓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也成了自己拥有的某一个具体时间段,需要来回顾,来审视,由不得回避。 

  毕竟年过半百。天命虽难知,记忆却清晰。 

  三十年前,在大学期间以研究现代文学起步,大学毕业后却当了记者,且二十多年一直没有离开报纸这个平台;写作虽侧重于传记和随笔,但最大兴趣却又在搜集与整理史料,近十年则将更多精力集中于美国《时代》周刊与中国现代史关系的叙述;编辑副刊多年,却又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对策划图书出版乐此不疲,散文、传记、回忆录、书信、日记、档案等,体裁不一,参与编选与策划出版的图书,达二百余种,为此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似乎并不比写作少。 

  什么都不像,却是我喜欢的人文状态。不囿于某一称谓,就能多一些伸展空间,多一些选择对象,多一些更为自由更为轻松的心态。未来该如何走,或者说如何发展,对于我都无须考虑。珍爱兴趣,做想做的,一旦做,就尽量去做好,如此而已。 

  于是,忐忑不安中,我加盟到复旦大学出版社人文三十年系列之中,与各位真正有专业、有体系、有深度的学者相伴而行。虽忐忑,却高兴。在我看来,重要的或许不在于作品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同龄人,专业不同,取向不同,却有回忆往事的同一时间段。相似与差异,正可以彼此参照与映衬,一个宽阔而复杂的人文背景,由此将得以呈现。 

  人文三十年”——个属于从一九七八年走过来的每个读书人共同的记忆。 

—2— 

一九七八年春节期间,刚刚参加过高考的我,在家乡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期待着录取书的到来。元宵节将近,一天我去打(当地话即零买之意)酱油和醋。拎着空瓶子,走在街上,忽然迎面碰到我所工作的工厂——湖北油泵油嘴厂——负责招生的师傅,他喊道:李辉,你的入学通知书来了。是复旦大学的。明天到我那里去取。” 

  半个月后,一九七八年二月,我走进了复旦校园。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文学专业的学生,我们班的信箱号为七七一一,这个数字,从此成了我们班级的代号;我的学号是七七一一二六——它也是毕业证上的号码。 

  未来的三十年行程,在这个春天起步。 

  当时真正称得上是历史转折时刻。真理标准讨论、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一个新时代,仿佛早在那里做好了准备,在我们刚刚进校后不久就拉开了帷幕。印象中,当时的复旦校园是一个偌大舞台,国家发生的一切,都在这里以自己的方式上演着令人兴奋、新奇的戏剧。观念变化之迅疾,新旧交替的内容之丰富,令人目不暇给,甚至连气都喘不过来。上党史课,一个星期前彭德怀还被说成是反党集团,一个星期后就传来为他平反昭雪的消息;关系融洽的同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竞选对手而各自拉起竞选班子;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上会因见解不同而针锋相对,难分高低;班上同学发表《伤痕》、《杜鹃啼归》,点燃了许多同学的文学梦……现在,有不少论者将八十年代界定为新启蒙时代。就其时代特性而言,准确地讲,一九七八、七九两年,与八十年代应该是一个整体。除了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外,这两年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平反冤假错案,为地主、富农等阶层的子女摘帽,数以千万计的人拥有了平等的公民身份;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重新得到重视……一切都为八十年代的行进做了最好的准备和铺垫。 

  我有幸在这样一个时代巨变的转折之际,从内地一个县城,从社会经验肤浅、见识狭窄、知识贫乏的旧我,走进了一个让人眼花缭乱、充满新奇与吸引力的校园,拥有了一个永远值得留恋的班级。 

  一九七八年秋天,一次我与同窗陈思和闲谈,我们发现双方都对巴金的作品有兴趣,遂产生合作研究巴金的念头。陈思和虽比我只大两岁,但在进校之前,他已在图书馆工作数年,且有文艺评论的写作经验,有理论深度,擅长思辨。而我,虽二十有一,但自儿时起从未接受过好的教育,在名著阅读、写作训练诸方面,尤其显得幼稚与肤浅。当时自己最大的本钱,不过是好奇、热情、大胆。我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先天性知识欠缺,竟然毫不迟疑地决定与他一起研究巴金——当时非常陌生、非常棘手的一个课题。 

  现在想来,把巴金确定为最初研究对象,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首先,巴金是五四运动产儿,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活跃分子,到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出版家,其丰富性、复杂性,值得系统研究。这促使我们一开始就必须尽可能把视野拓展,从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多角度来阅读,来搜集资料,来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其次,巴金在经历文革磨难后,重新拿起笔,发表《随想录》文章,开始以反思历史与关注现实的特点与新时代同行,这为我们的关注与研究,提供了新的话题,使我们可以不限于故纸堆式的研究,而与现实有了直接关联。陈思和后来尝试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打通,提出新文学整体观的思路,并把当代文学创作也作为重要研究对象;我后来从巴金研究,延伸到撰写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传记,以及研究相关文化史的专题;各自取向虽不同,但与我们的最初选择,有着必然联系和内在发展逻辑。

 

—3— 

幸运的是,在刚刚确定合作研究巴金之际,我们便结识了贾植芳先生。贾先生在一九五五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此时还未平反,但结束了在印刷厂的劳动,临时回到复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 

  中文系在校园西南角一幢三层旧楼。楼房多年失修,木楼梯和地板走起来总是咯吱咯吱发响。楼道里光线昏暗,但走进资料室,并不宽敞的空间,却令人豁然开朗,仿佛另外一个天地。资料室分两部分,外面是阅览室,摆放着各种报刊杂志;里面则是一排排书架,书籍按照不同门类摆放。一天,我走进里面寻找图书,看到里面一个角落的书桌旁,坐着一个矮小精瘦小老头。有人喊他贾老师,有人喊他贾先生。我找到书,走到他的身边,与他打招呼,寒暄了几句,具体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楚了。从那时起,我就喊他贾先生。后来,到资料室次数多了,与先生也渐渐熟悉起来。面前这个小老头,热情,开朗,健谈,与他在一起,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相反感到非常亲切。每次去找书,他会与我多谈几句。有一次,我正在资料室里找书,看到一位老先生走进来与他攀谈。他们感叹文革那些年日子过得不容易,感叹不少老熟人都不在人世了。那位老先生当时吟诵出一句诗: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后来知道这是杜甫的诗句,写于安史之乱之后。 

  说实话,当时我对他们这样的对话,反应是迟钝的。更不知道先生此时刚刚从监督劳动的印刷厂回到中文系,历史罪名还压在他身上,对变化着的世界,他怀着且喜且忧的心情。我当时进校不久,虽已有二十一岁,但自小生活的环境、经历和知识结构,使得自己在走进这个转折中的时代时不免显得懵懂。许多历史冤案与悲剧,许多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我并不知情。然而,不知情,也就没有丝毫精神负担,更没有待人接物时所必不可少的所谓谨慎与心机。我清晰地记得,当时自己处在一种兴奋情绪中,用好奇眼光观望着一切,更多时候,不是靠经验或者知识来与新的环境接触,而是完全靠兴趣、直觉和性格。 

  我和陈思和渐渐成了贾先生家里的常客。 

  在贾先生家,喝得最多的是黄酒,吃得最多的是炸酱面。后来,还是喝酒,还是吃面。听得最多的则是动荡时代中他和师母任敏的坎坷经历,以及文坛各种人物的悲欢离合、是非恩怨。他讲述文坛掌故与作家背景,关于现代历史与文学的广博见识和真知灼见,就时常贯穿于类似的闲谈中。他所描述的一个远去的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五光十色的人物,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将近三十年过去,这种兴趣依然未减,首先归于贾先生的熏陶,是他为我开启了走进历史深处的大门。 

  与课堂教学相比,我更喜欢这种无拘无束、坦率的聊天。在我看来,这甚至是大学教育真正的精华与魅力所在。一位名师,著书立说固然重要,更在于用一种精神感染学生,用学识诱导学生。在我眼里,贾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名师。他教育我们:走学术之路首先要学会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研究作家必须读最早的作品版本;不要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思考。他总是说,做人比什么都重要,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人格不能卑微,要写好一个字。许多年后,经历风风雨雨之后,我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这些教诲的重要性。

   不久,贾先生邀请我们一同参加他主持的《巴金研究资料汇编》项目的工作。这是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的基本功训练,我们眼前,一个新的天地顿时跳跃而出。 

  一九七九年年底,我和陈思和写出了第一篇论文《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贾先生帮我们寄给了《文学评论》的王信先生,后经过陈骏涛先生之手,刊发在一九八年的《文学评论》杂志上。文章虽改成通信形式,但观点基本保留。我们当时还只是大学三年级学生,文章能在学术界权威刊物上发表,可以想见我们的兴奋。 

  我们的合作研究巴金,从大学期间一直延续到毕业之后的一九八四年,前后达六年。最初的研究成果结集为《巴金论稿》,一九八六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出版著作。不能说最初的研究成果是出色的,但是客观地说,最初迈出的步履是认真而踏实的。为了第一本书的诞生,我们付出了全部心血,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搜集资料、文本校勘、论文写作、理论分析等多方面的基本功训练。同时,最初的学术研究对象的选择,成为日后不可缺少的文化背景、思想背景。 

  三十年走过来,漫长,复杂,却也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