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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循华:“人类苦难的歌手”

2010-07-17 14:49:45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作者:徐循华

文章来源:http://www.ccmedu.com/bbs16_31674.html

 

   众所周知,巴金是一位多产作家。直到晚年,这位高龄的中国现代小说家依然笔耕不辍:他胸中沸腾的激情一如既往地喷薄而出,以“随想录”样式真诚地表达自己历尽人间沧桑与磨难之后对人生的深刻反思,在愤怒地抨击那些给人们带来灾难的残忍的政治阴谋家的同时,更像鲁迅先生当年那样深入而又毫不留情地剖析着自己的内心世界,鞭打着自我的软弱,忘我地追求真、善、美……当我们怀着崇仰之情再一次捧读巴老的几十部()小说之际,我们仿佛又被带入了人间的炼狱,经历了一次人类苦难命运的洗礼。随着阅读过程中心情的愈加沉重与痛苦,我们愈发加深这样的印象:巴金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能表现人的苦难命运的小说艺术家,而且,在所有的小说家里,他是最具有人类苦难意识的作家之一。尽管巴金小说所表现的大多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命运悲剧,然而,他的艺术反思恰恰是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审美观照,用巴金的话来讲,他是一位“人类苦难的歌手”⑴!

 

 

   早在一九三三年,巴金就给我们介绍过他的写作情形:“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条鞭子抽着那心发痛,寂寞咬着我的头脑,眼前是许多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着,拿了笔在白纸上写黑字,我不住地写,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写,日也写,夜也写,好像我的生命就在这些白纸上面。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动,似乎许多许多的人都借我的笔来申诉他们的痛苦了……”⑵从艺术心理学角度来说,一切艺术创造都是作家郁积着的复杂情感的排解和宣泄,而这种种难以言喻和沸沸扬扬的情绪,乃是创造主体为现实生活挤压和刺激所凝聚成的生活体验与审美感受。曹雪芹、鲁迅、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些艺术家,冷酷无情的现实苦难摧毁了他们的个人生活,他们成了精神上的流放者,而不幸的生活却孕育了他们璀璨夺目的艺术之作,巴金与此相似: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惨痛命运引起了他深切的同情,不幸的生存现实催逼他拿起笔,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⑶

   只要对巴金在每部小说的“序言”和后面的“跋”、“后记”,或者他的创作回忆录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巴金小说创作的明显特征是几乎每一部()小说都得之于现实生活中一件已发事件,而且,差不多从每部作品中都可找到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原型。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巴金艺术想象能力的贫乏,恰恰证明他是在“淋漓的鲜血”与“渗淡的人生”面前,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就是在巴黎读书期间,受到意大利工人萨柯和樊塞蒂遭美国政府迫害这一悲惨事件的刺激情形下写出来的;《死去的太阳》是他亲历了举世骇闻的“五卅”惨案之后一气呵成;三十年代初期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绝大多数篇目写的是他在生活中耳闻目睹过的下层老百姓的悲惨故事,如《房东太太》真实反映了战争给法国人民造成的毁灭性灾难和巨大的精神创伤;《洛伯尔先生》叙述了一位老音乐师凄苦的晚境;《狗》象征性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平民于死亡线上挣扎的惨象;而《新生》、《爱情三部曲》大多以作者的朋友作原型来衍化故事;《激流三部曲》以自己生活过多年的“李氏家族”为背景,写尽二十世纪初期封建家族专制的溃败之势;《春天里的秋天》中郑佩路的爱情悲惨剧是作者亲眼所见;《砂丁》、《萌芽》是巴金亲临实地考察调查过之后动笔写成;《憩园》中的主人公杨老三,实际生活中的原型就是巴金的一位远房叔父;《寒夜》里据作者声称也有自己的爱人、作者自己和朋友的真实影像……。而一旦走入巴金创造的小说世界,这些“受难者”形象便接踵而至:杜大心、李冷、周如水、洛伯尔太太、觉新、瑞珏、梅、鸣凤、婉儿、慧、枚少爷、杨老三、曾树生,汪文宣,还有那些在暗无天日的恶劣矿井下为生存而卖命的“砂丁”们,为抵御外敌入侵而献身的英雄杨,为刺杀压迫者而殒命的敏等等,他们在人间饱偿了辛酸苦辣,受尽了残酷的折磨,最后走向毁灭。稍稍审察一下就很容易发现,这些人物都是受难者。生存的苦难现实促成了巴金的小说创作!

   “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乃是作者对人类自身的生存现实的审美观照和艺术反思。因此,巴金呕心沥血构筑而成的小说世界实质上便是二十世纪中国人苦难命运的真实写照。二十世纪的中国真像一只于惊涛骇浪之上艰难行进的航船,滔滔的巨澜一浪接着一浪地扑打着这条已经苍老的航船。她总是处在险恶的困境中剧烈动荡着,历次的政治动乱、外敌的入侵、民族内部的同室操戈,使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人们不仅仅承受着非战乱时代所有的疾病折磨,更为战争乌云笼罩下的死亡的狰狞所威胁,旧社会经济萧条时期的物价飞涨也使得人们为生计而煞费苦心,政治舞台变幻莫测的风云使得无数人在这无形的漩涡中下沉上浮以致亡命……这些芸芸众生现象不过是生存的表象。尤其重要的是,二十世纪是一个“新’与“旧”剧烈冲突的时代,“五四”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撞击,西方现代意识对我们东方文明的冲击,“意识形态”领域可谓天翻地覆!而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在这样尖锐冲突的文化背景下更显得茫然困惑,步履蹒跚。这是灵魂的痛苦,也正是巴金的小说所包蕴着的。

 

 

   俯瞰巴金的小说世界,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弱者的世界,一个由受难者组成的悲惨世界。我们强烈地感受着这一点:巴金创造的小说世界与他所置身的现实“此岸”世界是统一的。在巴金创造的富有诗意的艺术世界里,我们分明感受着我们立身的这个世界:痛苦与欢乐、忍受与抗争、焦虑与自信、忧郁与轻松、悲观和乐观,相互并立、相互渗透、并且相互冲突着--这是一个为封建专制禁锢得令人窒息的世界,一个人性被压得支离破碎的惨无人道的苦难世界。当我们逡巡于这个小说世界时,我们感觉到这个小说世界就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巴金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深陷于这苦难深渊中,每一个体生命都像汪文宣一样在孤独、寂寞和困惑中思索“是死还是活”的问题。在强大的世界面前,人显得如此渺小,就像高觉新一样默默地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哪怕是最轻微的打击也令人惊恐万分。巴金让我们惊异地发现了自己软弱的本质这一人性内核。这是人们极不愿承认、也最难为人察觉的自我心灵的一隅。

 

   卡夫卡认为;“诗人总是比社会的平均值更小和更弱。所以他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所受到的重压,要比其他人的感觉远为强烈和沉重。”(4)巴金便属于这种对于人间的“重压”极其敏感的吟哦“人类苦难”的“诗人”,他的心灵一直是与弱者相通的。在《关于<寒夜>》一文中他这样剖析自己:“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有人说觉慧是我,其实不是,觉慧同我之间最大的差异是他大胆,而我不大胆,甚至胆小。以前我不会承认这个事实。但是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后,我自己可以说比较清楚了,在那个时期我不是唯唯诺诺地忍受着一切吗?”在巴金还很小的时侯,看到自己心爱的大花鸡被厨师宰杀,他竟“气得全身发抖”,儿时看到蚱蜢互相拼杀吞食对方的惨烈情形时,他的心猛烈抖动:人世间的一切是多么可怕、令人恐惧而又不可思议啊!尤其是巴金经历了连绵不断的外来侵略者挑起的战争罪恶,看到同胞不惜以祸国殃民为代价而互相掠夺并制造着灾难的事实后,他更加感到生命存在的痛苦,倍觉人间的阴森悲凉。长篇小说《寒夜》的结尾是一个毫无修饰的简单句:“她需要温暖”。这是巴金发出的强烈呼吁!

   读着巴金的小说,我们都会产生这样强烈的感觉:他总是压抑不住内心激烈的愤怒,忧心如焚,对那些制造苦难者的仇恨与对那些无辜的受难者的爱与同情全倾注于笔端:“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的时侯,只要咽住一个字也会缩短我一天的生命,倘使我不愿意闭上眼睛等候灭亡的到临,我就得张开嘴大声说出我们要说的话”。“我是一边写一边嚷的!”⑸“他经历着、感受着人间的苦难,他创作的小说就是自己的生存状态的艺术变形。譬如《海的梦》。它表面看似一篇童话,事实上这是一篇象征意味十足的抗日小说,杨就是小说里的那个在抗日斗争中的牺牲的‘英雄’”⑹。这篇小说是根据自己亲身的经历而写成的。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市的闸北区,侵略者狂妄的“胜利”姿态和中国老百姓垂头丧气的亡国耻辱,使巴金感到极大的愤慨,那被毁坏的房屋、被炮弹炸碎的砖瓦,那些横陈于大街上的流血的头颅和尸体,使他怒不可遏,他以“曲笔”的童话形式呐喊、呼唤国民起来抗敌。在巴金的小说世界里,所有压抑和摧残生命的不合理制度、一切不人道的残忍行动,都是他抨击的对象--巴金是旧世界的否定者。

   是的,巴金是苦难人生的见证人,更是专制的旧世界的否定者。当生命的激情为残酷的人生场景所刺激而燃烧起来时,他将笔尖伸到被这个专制世界挤压成病态的人的内心深处,让我们感受着人生苦难并发出与作者一样强有力的声音:“我控诉!”因此,高觉觉和汪文宣是中国文学史小说画廊中罕有的受难者形象。高觉新是一位精神上的受难者:他的内心满是创伤,夹在“新”与“旧”之间倍感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悲哀。他明知长辈的野蛮、迷信和欺诈,却只能唯唯诺诺地顺从;内心是非分明,而行动上却不断向箝制生命的专制势力屈服,内心滴着血而脸上却堆着漠然的笑容。高觉新最大的悲哀是梦醒了以后仍然清醒地承受旧势力制造的苦难而无力抗争,看到新生活的依稀之光却又沉没于旧世界的黑暗里--这是专制社会中人的必然命运!与高觉新相比,汪文宣还要承受肉体上的灾难与打击:贫贱的生活使他窘困不已(他不像高觉新可以不理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柴等生活问题),在公司里当编辑不过是为了谋取肉体苟存的糊口之资,生活的负担重重压迫着他,疾病的折磨使他面临死亡的威胁;另一方面,新与旧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尖锐冲突使得贫贱潦倒的生活永无宁日,妻子与婆婆两人之间的矛盾使汪文宣无法裁决是非曲直,有时只能下跪哀求。每个人都活得沉重而不自在,而每个人都给他人增添烦恼和痛苦。

   人类似乎一直在漫无止境的“寒夜’中苦熬。读着巴金的小说,有时会产生所谓幸福不过是人与苦难作斗争时所寄予的幻念这样的感觉。人类发展到今天,已有了上万年的悠久历史,为了自身的生存,为了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求得生命的延续和发展,一代又一代的人熬尽了生命的汗水和鲜血,前辈们苦熬一生之后进入坟场安息了,后辈又继续走前人的道路,殚精竭虑地谋生。在通往人类理想乐园的坎坷道路上,布满着拖得筋疲力竭、憔悴不堪的躯体。从高觉新和汪文宣这两个受难者形象身上,我们似乎领悟到人类为什么得以延伸:不正是人具有忍辱负重的忍耐精神吗?汪文宣说过,“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又岂止是汪文宣这样呢!于是,我们发现苦难与对苦难的忍受是巴金小说的主旋律。

 

 

   人类的苦难历程似乎永无止境,而人则在自己也难以解释清楚的历史长河中艰辛地搏击,摸索着向“彼岸”苦航。人类前进的历史早已证明,万物之灵长、天地之精英的“人”是不可摧毁的。这是因为人有争取自由的意志和谋取幸福的理想。是的,巴金的小说呈现了一幅幅具像的人类受难画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巴金就是一个彻底的绝望者。他揭示了人忍受苦难的本质,鞭挞着软弱。与此同时,给读者以鼓舞和自信,激励人们起来抗争、战胜困苦并消除人类的灾难。因此,写小说时的巴金又是一位充满自信的乐观主义者。

   美国现代作家福克纳说得好:“诗人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类的记录,它可以作为一个支柱,一根栋梁,帮助人类度过难关,蓬勃发展”⑺鲁迅也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⑻巴金在小说中呈现人类的苦难场景,是要激起  人们奋起“控诉”,唤起人们觉醒和抗争。对软弱的“作揖主义”哲学与“无抵抗主义’,巴金肯定不是一个信奉者和执行者,而是一个坚定的批判者:对高觉新汪文宣们的惨痛命运,巴金“哀其不幸”,同时又鞭挞着这些人物身上的软弱性格。在小说里,他用蓬勃的激情温暖感染着读者。《灭亡》中的主人公杜大心这位热血男儿曾在接到樊塞蒂回信时热血沸腾,立誓为解救人类的苦难而献身,最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了自己的誓言,为除掉反动旅长而献出了生命; 《死去的太阳》中的吴养清冒着生命危险投身于工人革命运动,奔波于沪、宁两地唤起工人大众起来斗争;《新生》里李冷兄妹为着高尚的奋斗目标而忘我工作;《激流三部曲》中觉慧等青年忧国忧民,为摧毁旧世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废寝忘食地操劳;《砂丁》、《萌芽》中的工人们向不公平的社会发出声嘶力竭的呐喊。巴金在他的小说里发出了“一个整代青年的呼吁”。

   死亡是难以回避的结局。面临着诸如衰老、疾病、死亡、战争的灾难,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忍耐固然是一种生存态度与个人选择,然而,一味的忍耐必将导致毁灭。因此必须对那些阻碍人类发展、压抑人性的一切不合理的东西进行抗争。在这一意义上,巴金既是旧  时代的见证人和否定者,又是一位以艺术召唤人们前进的乐观主义的启示者。他忘我地写作,像一支红烛,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将光明照亮了大众的前程。他是一位人类苦难黑暗中的烛照者:既让人们看清了周围的一切险恶、残暴情形,又让我们看到人类未来的曙光。他使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种种缺陷并呼吁我们克服苦难并重建一个美好的理想世界。但新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他没有告诉我们,正如觉慧凭着激情的革命行为,意义与价值都体现于行为本身,而行动的结局觉慧是无法设想的,只知道“未来”要比“现在”好。因此,巴金自信十足地在小说里表现自己的态度:“那个时代是会到来的!”“我们受够苦了!我们做了一辈子的奴隶,我们出头的日子就要来了!”在杜大心、曹蕴平(《萌芽》)和那些奋起抗争的“砂丁”们、觉慧、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寄托着巴金美好的希望:这些人物真可谓是民族的脊梁。或者甚至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人类生存发展的推动力量和人类希望之所在。这些巴金理想中的人物,肩扛着黑暗的闸门,为了人类幸福的早日来到而宁愿让自己为黑暗所吞没。

   可见,巴金的作品表明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它不是对现实世界的镜子式的机械模仿,也不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的描绘,他不想煞费苦心来解释这个世界,也无力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现实世界,他只是将自己感觉到的、也就是他所发现的人的苦难现状表现在人们面  前。他痛苦而又乐观,他为始终不能超越这个世界而痛苦,又为人类未来前景而乐观,这并非某种主义的理想唤起的乐观,而是因为巴金看到,尽管人无时不在经受苦难,然而人类终究是不可摧毁的!

 

 

   从人的精神角度看,这个世界的空间实在狭窄,当人的心灵双翅展开,企求自由自在飞翔时,却总要撞到无形的樊篱上而无法冲突出去。传统的道德观、陈旧的伦理意识、古老的婚姻法则等互相织成一座盘踞于人的心灵之中的牢狱。人的灵魂愈要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就愈发感到令人窒息的旧世界的压迫力量的沉重。人类迫切需要渡过苦难的沧海,而在这苦海中也许爱情能够使个体生命减轻灵魂的负荷,给人以生存的勇气。爱情则是从深沉的永恒的苦难中闪耀出来的生命光辉,给人以希望与慰解。爱情使得人类的种族生命得以延续,也使得个体生命得以充实。因此,爱情是文学艺术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同样,爱情在巴金的小说世界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从巴金的小说中我们发现,他所写的是爱的痛苦而非爱的欢乐,是苦难时期带着浓烈悲剧色彩的爱情。苦难使人变得问病相怜,怜悯越深切,爱也愈真诚。巴金告诉我们,这便是人们理想中的爱情。

   尽管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理性的思想启蒙,然而,心灵中的牢狱是很难一下子被冲垮的。于是,为新旧意识的冲突所震荡的人们,倍受灵魂痛苦的煎熬。在汪文宣这样的中年知识者身上,萦绕着、盘缠着的是“生还是死”的困惑,爱情既已获得,怎样才能够让这叶家庭之舟不被严峻现实的骇浪所吞没?不难看出,汪文宣、曾树生实际上是高觉新、梅这对形象的延伸。这两对形象显现的是专制时期的爱情与专制时期的家庭问题,正如鲁迅在《伤逝》中提出的爱如何才能有所附丽的问题。爱情故事本身并不是巴金热心关注的,他关心的一直是青年在苦痛的社会中如何生存发展这一重大问题。

   爱情是组成人类生活的重要的具体事实之一。然而我们看出,巴金小说人物的爱情并不洋溢着生命的本能冲动,没有炽热的赤裸的爱语,倒仿佛是在逃避灾难。这些人物不去审视对方的感情,也不去猜度对方对于自己的选择态度。生活动荡不已,他们无暇审视自我。与其说是在追求异性之爱,倒不如说是在探求生命存在的意义。汪文宣没有时间分析妻子曾树生在婚后发生的微妙的情感变化,他需要集中全部精力去应付和承受灾难的打击。他无闲暇卿卿我我巩固已有的爱情,连“醋意”也未曾泛滥过:看见妻子与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亲热,他只会埋怨自己的无能。烦恼的生计已缠得他够苦痛了,对汪文宣来说,爱亦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他在妻爱与母爱的拉力状态中挣扎,心力交瘁。这便是苦难的爱情与爱情的苦难。而《寒夜》也因此成为巴金所有小说里最令人痛苦的一部!

  对于高觉新、觉民、梅、琴、慧,这些在窒息他们青春的专制社会中生活的青年来说,爱情是他们克服苦难的一剂良药,异性之爱给予对方悲伤心灵以温暖和慰籍。与郁达夫笔下的爱情相比,郁达夫善于表现青春期的性苦闷和性冲动,以“自我”的喧哗和骚动引起读者的共鸣,而巴金则通过人物对爱情的态度显示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与张扬。因此,巴金笔下的爱情大多是人与人之间的怜悯与同情,一种同病相怜的情爱,而不带原始性爱的肉欲成份。有人认为“精神爱来自于悲愁,来自于肉欲爱的死亡,来自于护卫与悲悯的情感”⑼。这是对巴金描写的爱情故事的极好阐释。觉新对梅表姐的爱恋,便产生于苦难,由苦难促成,精神上的重压使得他们走近,并挽起双手决心携手越过苦难的泥潭走向幸福。在我看来,觉新与瑞珏的感情,更是一种典型的悲悯之爱,一种肉体的爱死亡之后产生的无可奈何的怜悯。苦难时期的爱情是人们挣脱困苦、远离现实的一个美丽的诱惑。然而,一旦成为婚姻现实,爱情又成为一种存在的障碍;爱情似乎是一只救生圈,没抓住它之前满怀激情与信念,以为爱情能使自己改变生活现状。然而一旦抓握手中又觉其沉重的份量:汪文宣与曾树生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可汪文宣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零余者,“周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们跟他中间没有一点关联。他弯着腰,拖着脚步,缓慢地走向死亡。”爱情并未能给苦难的生活增添些许蜜意与欢欣,更多的却是苦涩与沉重。

   由此可见,巴金无意探讨爱情的本质意义之类问题,更不想探究青年人青春期性心理之类(三十年代是心理小说流行的时期!),他在小说里暗示我们,爱情不过是以沫相濡的怜悯,不过是逃避苦难的一种手段。我们为此而深感悲哀。

 

 

   综观巴金的小说,其中有两种类型的人物最引人注目:第一类就是高觉新、梅、慧、郑佩珞、汪文宣、曾树生等这样的“受难者’;第二类就是杜大心、李冷、敏、杨、觉慧这样的信仰“殉道者”。这两类人物成为巴金小说世界的主要构成。在受难者形象身上,忍受苦难是共同的精神和行为特征,他们的心灵受到极度的创伤,不住地抚摸着自己的伤痕,又承受着接踵而来的灾难打击而默然无语,仿佛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受苦,而只有受苦才能生存。他们逃避现代社会的剧烈竞争,以“敷衍”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以此获得生存的摇摇欲坠的安全感。他们孤独地逃避恐惧,由于缺乏生存的自信心而倍感焦虑,别人(包括上司)的一个无意的眼神,也会令他们心惊肉跳、惶恐不已。生活的残酷已使他们呈现着不同程度的心理病态,爱情至多不过是苦难生活的调停人。在这些受难者的心理深处,爱未必出自生命内部的欲望与冲动,更多的是出于强烈的安全感与被抚慰的理性要求。看得出来,“受难者”所追求的爱情实在是他们超脱苦难而形成的一种幸福幻象。

   与第一类形象不同,“殉道者”则呈现着另一种精神风貌。像杜大心、敏、觉慧这些人物都是“有信仰”的人,他们勇毅、自信、坚定亦乐观,绝不向苦难屈服,而且是人生苦难的挑战者--“我不怕,我有信仰!”这些热血被新文化思潮吹沸的青年人常常这样自白。在巴金的小说中,他们与高觉新、汪文宣那样的受难者截然相反:对未来抱着坚定的信念,并以狂热的行动投身于砸碎旧世界牢狱的革命洪流。他们是信仰的殉道者。

   人为什么甘愿在苦难中挣扎?为什么能够在无情的生存状态中苦度岁月?高觉新式的忍耐固然使生命得以苟安,然而,更重要的却是因为人有信仰。这是人的生存意志的强有力体现。对未来存有希望,由于有所希望才得以产生信仰。苦难铸造出人类的信仰,而信仰则意味着意志的行动,这样又造就了信仰的殉道者。而人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得以站稳脚跟并且充满自信地作困兽之斗。巴金在他的小说中给我们这样的艺术启示:信仰便是相信我们所希望的事物,信仰是人类自我拯救的途径,人不能没有信仰,因为信仰能够使我们得以活下去!信仰是人类达到永恒的推进力量。人的一生中充满了辛酸的泪水,也有偶尔的甜蜜的微笑。人之所以成其为“人”,乃是因为人有克服和超越苦难的意志与力量,经过了苦难之泪的洗濯,人才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真正的“人”。疾病、天灾人祸、死亡等等打击固然是人类普遍性的苦难,然而这些都是浮在大海水面上的冰山尖端,只有那沉浸于海水之下的冰山巨块--人的灵魂的痛苦才是人类永恒的苦难。这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悲剧意识,是痛苦的人生体验的升华:由个体生命的痛切体验转向对人类命运的博大深邃的思索。

   歌德说过,要是作者“只能表达他自己的那一点主观情绪,他还算不上什么,但是一旦能掌握住世界而且能将它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了”⑽。巴金正是一位“掌握住世界”的艺术家,“苦难”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个总体出发点。现实生活使人体验着痛苦、孤独和失望。然而,对于巴金这位富有艺术激情的小说家来说,这恰恰是他进行艺术创造的必要前提和准备。苦难仿佛一汪深潭,他将自己深深地沉浸其中,生活的压力与人生苦难惨象的刺激越大,他的创造力就越旺盛,越要将自己所体验到的生存困惑与沉痛的心理负荷排解,外化为艺术形式。苦难锻造了巴金炽热的艺术激情。于是,在巴金创造的小说世界的深层,蕴藏着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以致整个人类的普遍的苦难深渊。同时我们看到,社会愈黑暗痛苦,巴金的理想主义也就愈发强烈。在巴金的小说世界里,对人类苦难的真实表现与对理想未来的执着追求是统一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理想主义乐观精神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在苦难现实中绝望与忍受和为信仰而唤起的抗争热情也是统一的,绝望与希望并立。不难理解,巴金在小说中已将苦难神圣化和艺术化了,整体上洋溢着浓烈的悲剧意味。

   巴金是人性的发现者、旧的社会制度的否定者。这位高龄的艺术家,不仅仅是二十世纪人生苦难的见证人,更是一位富有艺术使命感与责任感的艺术启迪者。他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种种不幸的悲惨图画,更使我们在经过艺术的洗礼后变得自信、乐观、懂得生命存在的意义并珍爱生活。

 

 

1)在《巴金全集》第9卷收集的创作回忆录中,这句话曾多次出现。

 

2)《写作生活的回顾》

 

3)《文学生活五十年》

 

4)《卡夫卡谈话录》

 

5)《爱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

 

6)《海的梦·改版题记》

 

7)转引自《世界文学》1988年第5期。

 

8)《论睁了眼睛看》

 

9)《生命的悲剧意识》,乌纳穆诺著。

 

10)《歌德谈话录》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