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研究会走过的道路[2004年] —1

2010-07-17 13:49:37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巴金系列文化讨论走进市档案馆外滩新馆

新华网　2004-11-12　 13:40:53

新华网上海频道11月12日报道：在文学大师巴金诞辰101周年之际，由上海巴金研究会和上海市档案馆联合举办的“走进巴金系列文化讲座”将于11月17日在中山路二号9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开讲。
    巴金非常关心档案建设，曾委托女儿多次向市档案馆捐赠珍贵档案资料，其中有1954年巴金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的发言手稿，有巴金出席第一、二届全国人代会和市人代会、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中苏友好协会等会议的资料及一些重要证件等。在市档案馆外滩新馆4楼正在展出的《记录、凭证、收藏——来自百姓的档案》展览中，巴金捐赠的档案资料陈列其中，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观看。
    这次讲座分为四讲：第一讲由著名学者余秋雨主讲《巴金与一个世纪》；第二讲由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主讲《巴金教我如何做人》；第三讲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孙郁主讲《鲁迅与巴金》；第四讲由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上海文学》主编、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会长陈思和主讲《家的解读》。讲座将向市民免费开放。(通讯员 倪政华)

 

 

余秋雨开讲“走近巴金”系列文化讲座

《东方早报》  陈佳   2004-11-18 10:23

饱经风霜的世纪老人巴金11月25日将迎来其101岁华诞。昨日，学者余秋雨在上海档案馆以“巴金与一个世纪”开讲，拉开了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举办的“走近巴金”系列文化讲座的序幕。每周一次的这一讲座将历时一个月，巴金侄子李致、学者孙郁、陈思和将先后以《巴金教我如何做人》、《鲁迅与巴金》、《〈家〉的解读》为题进行讲演。

文学成就：高觉新形象奠定地位

“文学的价值在于对集体潜意识的碰撞”———荣格的这一文学观被曾研究艺术心理的余秋雨奉为真理，他认为，虽然巴金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笔不是最优美、形象不是最生动，但只因他在《家》中塑造出了高觉新这一典型形象，就足以具有奠定其泰斗的地位。

　　余秋雨说，并不是每个人的潜意识都具有传播和阅读的价值，正像许多意识流小说会使读者造成阅读上的障碍，只有超越个体的、普遍的集体潜意识才闪耀着文学的光辉。

　　巴老的《家》、《春》、《秋》是对中国一个世纪生存轨迹的概括，面对变动，高觉新中庸得那么诚恳，彷徨得那么好心，协调得那么艰难，最后却造成了全局的崩溃和个人的失败。这一形象具有“原始心理模型”的意义，在那一时代，无论是国家的掌门人还是一个家庭的主人，都具有这样的典型性格。“具有原始心理模型的文学人物，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少见。”余秋雨说。

　　创作态度：以文学为本位抗争

　　“高觉新这一形象的塑造还只是巴老成就的一半而已，在我看来，巴老发出的最振聋发聩的声音还是在1962年5月9日。”1962年5月9日，在上海市文代会上巴金发表了关于作家的勇气与责任心的谈话。明确指出，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是文化建设者，一部分是文化破坏者，文化建设者的力量远远不敌文化破坏者。因为破坏者潜伏在暗处，不发声音，一旦建设者发言或者写文章，破坏者就会跳出来拿着框框和棒子找毛病，让文化建设者无法生存。

　　余秋雨表示，这一讲话很快被美联社报道，当然给巴老带来了灾难。在左倾弥漫时期，巴老能够以文化为本位，从文化上进行抗争，而没有从政治意义上进行抗争，说明他所具备的不仅仅是斗争的勇气，其思维水平也超越了郭沫若等当时从政及被迫害的文人。巴老这一切中左倾要害的讲话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发言之一，也是巴老最值得纪念的成就。

　　反思社会：“说真话”用心良苦

　　看得出余秋雨对巴老的名言“一个人总要说真话”感触最为深刻。他表示，“说真话”，这简单的道理，却需要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反复强调，恰恰说明在中国社会中，说真话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我也是在被很多谎话侵袭，又说过很多谎话后才意识到说真话的意义。”余秋雨说。鲁迅认为，中国文化是“瞒”与“骗”的文化，中国民众尤其喜欢欣赏假文化的热闹，同时不知不觉地集体参与假文化的制造。西方用宗教精神解决这一问题，而在我国，却很少见到造谣者的忏悔。他表示，正因如此他才不愿继续写下去，因为在一个充斥谣言的世界中写作没有意义。

　　“前些年有人批驳巴老的‘说真话’，指出真话不等于真理，应该说真理，这股质疑的势头一度很猛烈。但仔细想想，我们一生听到过多少真理，最终又发现有多少真理都是插着假话的翅膀飞翔。事实上，批驳者提出的是一个假逻辑，真话与真理并不构成对立面，真话的对立面是假话，与真理并不是惟一性的选择。”

余秋雨认为，巴老的“说真话”看似简单，却用心良苦。

 

 

余秋雨伤感解读巴金

"我们应该继承他的忧郁"

　　　　《新闻晨报》　徐颖　2004-11-18 1:14:59         

　　尽管余秋雨拒绝了很多讲座，但是，对于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和上海市档案馆为迎接巴金华诞而举办的“走进巴金”系列文化讲座的邀请，他却爽快地答应了。对于纪念世纪老人巴金，余秋雨有话要说。昨天下午，他以“巴金与一个世纪”为题，足足讲了一个半小时。以巴老为中国的文化标杆，余秋雨感到了一种崇敬和伤感。他认为，巴金身上有一种贯穿始终的忧郁，这种忧郁，是对中国文化氛围的重要提醒。
　　贯穿始终的忧郁
　　余秋雨以“一种贯穿始终的忧郁”来解读巴金。“巴金做过很多勇敢的抗争，留下很多珍贵的文字，但是，他的忧郁和孤独从未消失过。他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但是并不走极端。”
　　余秋雨认为，作家的孤独不在于缺少读者，而在于精神意义上的孤独。巴金一直是一个寂寞的思考者和感受者。而巴金的忧郁，以及他的精神品格，是对中国文化氛围的重要提醒。“我们目前的状况是，除了暴戾，还有假装欢快的成分，组成一个非常虚假的文化狂欢节。但文化是安静的，是和忧郁相关的。巴老这种安静的方式对中国今天的文化是很好的提醒。”
　　最后一个提醒者
　　余秋雨赞赏巴金的自我检讨。“巴金一辈子不骂人，不批评谁，不伤害谁。即使是没有帮助到可以帮助的人，他也会觉得可能是伤害了这个人。巴金的这种检讨对今天的文化气氛是一种很好的挑战。”
　　但是，同时余秋雨也产生了一种很深的担忧。巴老已经跨过100岁了，他留下的高贵的忧郁，在中国文化中还能够保存多少？我们的民族精神还能否保存？“巴金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提醒者。我们的文化队伍中，像这样能够概括中国文化精神的力量的领军人物一旦失去，中国文化建设该从何谈起？”
　　寻找中国的文化图像
　　余秋雨认为，巴老是五·四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句号，圆满而且漂亮，但这样的纪念带有句号性质。
　　新世纪，中国文化将走向哪里？最让余秋雨深感忧虑的是，文化到了此时此刻，连最基本的图像都提炼不出来了。
　　“中华文化的代表性图像是什么？大家全都模糊了。中国的文化图像不光是京剧，现在太多东西被轻薄化了，外在化了。有的导演我也很尊重，但是作品中，人文精神不见了。全是外在的东西。中国人在情感上被大家理解沟通的渠道在哪里？我们的文化研究整天骂来骂去，文化失去了明确的图像。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文化却失职了。”
　　在纪念巴老的同时，余秋雨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重建中国民族文化的尊严。“我们不能面对一片荒原，我们应该继承巴老的忧郁。在此意义上纪念巴老，带有反思性质。责任落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对于巴金的世纪纪念，不能变成一场世纪失落，这样巴老会更忧郁。”

 

 

余秋雨谈巴金与一个世纪

　　　《解放日报》　2004-11-18 8:09:59         

 

11月25日，是文坛巨匠巴金先生101岁生日，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和上海市档案馆联合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大型公益性的“走进巴金”系列文化讲座，昨天正式开讲。
　　上海市档案馆的新馆报告厅座无虚席，面对越来越多远道赶来的听众，主办方只得临时增设分会场。刚从香港回沪的著名学者余秋雨以“巴金与一个世纪”为题，作首场演讲。在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中，余秋雨总结了巴老的五个令人惊叹的唯一性特点，对巴金先生的一个世纪人生进行了精彩的解读。
　　一个划时代的年龄
　　余秋雨在讲座一开始就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重要的事实：巴老已经活足了一个世纪，这是一个让我们惊讶的生命奇迹。他旁征博引列举了古今中外著名作家中高寿的究竟有多少？他说，这些天我们面对的这个生命奇迹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极为少见的，这个文学的大脑在我们这块土地存在这么久，值得我们骄傲。现在，我们依旧能感受到这双目光，它进入这个社会、政治各个方面，并且这双眼睛还睁着。“他还活着”！这四个字已足以震撼人心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形象
　　巴老一生笔耕不辍，塑造了许多生动的文学形象。余秋雨认为，从文学视角看，巴老作出的世纪性的贡献就是塑造了“高觉新”这个人物形象。他说，在文学史上，很多作品以语言别致、格调色彩等等让人难忘，但能和民族深层心理产生碰撞的形象却不多。“高觉新”是原型式的形象典型，这个人物在时代或进或退中、犹豫徘徊从而带来全局的破碎和自我的悲剧，概括了当时中国人的深层心理，有原型价值，这是巴老对文学的了不起的贡献。
　　一次勇敢的抗争
　　余秋雨认为，巴老人生经历中最振聋发聩的是1962年5月9日在上海文代会上作的《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这个发言后来给他带来很大的灾难，但它提出了“文化的机制建设抵不上文化的破坏机制”，在今天看来仍是20世纪最击中“左”倾文化领域要害的发言，触及了当时的弊病，是文化意义上的抗争。在我看来，巴老是真正的勇敢，他抓住了文学本位，抓住作为作家的本分来说话，因而他的语言是最强大的，产生的效果也是最强大的。
　　一句珍贵的留言：讲真话
　　巴老说，“一个人总要讲真话”，这是一句世纪性的留言。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找到很多精彩的话语，却没有一句能像“讲真话”这么简单朴素、让人刻骨铭心，又击中时弊。这句话看起来很容易，但很难做到。余秋雨说，鲁迅说中国的文化是“瞒”和“骗”的文化。那么，巴老的“讲真话”具有挑战性，是挑战我们民族的思维。现在，盗版、假药、假酒等造假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尊严，如果虚假还在继续，那么我们的民族尊严也无从谈起。所以，巴老呼吁“讲真话”已超出了文化的范畴，我们要记住巴老的这个世纪箴言。
　　一种贯穿始终的忧郁
　　巴老拥有很多的读者，但在深层意义上他是寂寞的思考者、体验者和感受者，很长时间陷入孤独和苦闷中。他有过高兴，但不满足于浅薄的欢天喜地，而更多地关注“人、文学、精神”，他具有纯粹的文学家精神深处的素养，一直用忧郁的眼光看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经历人生苦难时，巴老维系住高贵的孤独和忧郁，他提出“讲真话”也是一种忧郁，他在忧郁的过程中享受着生命。这种精神品格对今天的文化气氛起了提醒的作用。
　　余秋雨在演讲中还提到：今天纪念巴金，我们不能不面对一个世纪话题：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通过莎士比亚了解英国人，通过歌德了解德国人，而中华文化被世人关注的到底是什么信号？2008年奥运会上展示的是什么形象？为了不留下世纪的失落，我要呼吁这种紧迫感。我也相信，会有无数渠道把种子播撒在无数的孩子中，把巴老期盼的那种精神在新世纪流传下去。

 

 

巴金仍与我们同在 ———恭祝文学泰斗巴金先生101岁华诞

《深圳特区报》　2004年11月25日  

 

1904年11月25日，四川成都北门一富户家庭，一个婴儿呱呱落地。父母为他取名李尧棠，字芾甘。25年后他用笔名巴金，以小说《灭亡》登上了文坛。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躺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榻上，虽然已停止了笔耕，但他那1500万字的作品和他那“讲真话”的人品依然感动着亿万读者。

今天是巴金101岁的华诞。我们虽然知道，巴金最不喜欢过生日。他第一次挨母亲的打，就是由于不肯参加祖父的一次生日礼仪。所以，他从来没有给自己做过一次生日。可是年老了，体弱了，病重了，他再也“躲”不了了，只能接受人们一次次的祝福。

目前巴金的身体状况已稳定

每年的11月，读者都会有意无意地留心巴金的消息，记者更是如此。

前不久，有消息传来，说巴金身体不适，发起高烧，这确实让不少读者担忧。由于巴金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肺部的免疫力很低，很容易被细菌感染，所以医院不得不规定：谢绝探访。不要说当记者的进不去，包括巴金老家来沪的一些亲人也常被限制在外，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能有一个卫生安全的环境。所以，要知道确切的情况，只得向在巴金身边工作的同志打听了。前天，当上海作协的陆正伟先生向我证实病情后，一切忧虑烟消云散。小陆（我们习惯这样称他，其实也已人到中年了）多年来，由作家协会派遣，帮忙照顾巴金。小陆此刻由衷高兴地告诉我，一切平稳了。原来前个时期，巴金确实体温升高。上海市领导闻讯后要医院特别关照。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如今一切安好如初，并且已停止使用抗生素。这表明目前巴老的身体状况已稳定。由于是熟人，我直率地问及巴老的思维状况：“还认得你小陆吗？”正伟笑了：“怎么不认得！真的，医生、护士和我，只要叫他，巴老分得清清爽爽。”巴金向上海市政协捐赠26件珍贵文献

就在前两月，人民政协成立55周年之际，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巴金虽在病中，仍对人民政协事业无限关爱。他特意关照儿子李小棠，代表他把55年前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时使用过的大会文件等捐赠给了上海市政协。

1949年9月，巴金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大会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等。在这些文件上留有当年巴金的27处修改意见，据悉，后来有的被采纳。这次捐赠的文献还包括巴金当年参加会议的代表证、邀请函等共26件。

对此，上海市政协特在市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捐赠仪式。上海市政协主席蒋以任在仪式上对巴老及其家属表示感谢。他说，巴老将所存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文件捐赠给上海市政协，体现了巴老对人民政协事业的深厚感情和信任。这些珍贵文献是人民政协辉煌历史的记录，也是全社会了解政协、认识政协的生动教材。

一个远去的真情故事

前不久，巴金子女在整理父亲资料时发现了母亲萧珊致沈从文先生的信。这是一个鲜为人知而远去的真情故事。此信写于1972年6月28日。当时，巴金的“问题”没有解决，正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而萧珊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肠癌转移到肝部，已病入膏肓。儿子小棠在安徽插队，因为“家庭”原因，被剥夺了上学、转工、提干等权利。

正在巴金一家精神与肉体备受煎熬的时刻，一封来自远方的厚厚5页纸长信，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写信人就是沈从文。1932年，在上海一家西菜馆，巴金与沈从文相识。从此，南巴北沈，书写了一首首友情的赞歌。然而此时从文的境况也十分糟糕，搬了好多次家，且越搬越小。数次搬家中，从文不慎将巴金家的地址弄丢了。后来总算在一位姑娘的帮助下，从文才重获巴金的地址，当即写来长信。信中，从文将所知道的一些朋友的情况告诉巴金，信末写道：“熟人统在念中。便也希望告知你们生活种种，我们都十分想知道。”

收到从文的信，巴金全家十分激动。病中的萧珊，拿着长信，反复看了几遍，流着泪说道：“还有人记得我们啊！还有人记得我们啊！”巴金因为是被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于是，萧珊抱病，艰难地给从文回信，告知家中的一切。一个半月后，萧珊便与世长辞了。

沈从文一直珍藏着萧珊的这封信。萧珊信中的“三姐”系从文的夫人张兆和。1989年2月，张兆和发现了这封居然还在的信，便复印了一份寄回给巴金。张兆和在给巴金和巴金女儿小林的信中说，这是萧珊给他们的最后一封信。巴金子女最近在整理父亲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这些信件，令他们激动不已。同时发现还有曹禺、丁玲、张光年、康濯等人致巴金的信。

巴金与一个世纪

尽管巴金反对祝寿，但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和上海档案馆还是决定举办大型免费讲座来表达对这位世纪老人的崇敬。这个名为“走近巴金”的系列文化讲座每周一次，历时一个月。

本月17日，刚从香港回沪的著名学者余秋雨以《巴金与一个世纪》为题，作首场演讲。下午两点，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10楼的演讲厅内座无虚席。曾与巴金之女李小林为中学同班同学的余秋雨，虽然不是巴金研究者，但他用独特的视角，用“五个一”概括了自己对巴金的最深刻印象———

一个划时代的年龄：这是对巴老长寿的最佳祝福。

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虽然刻画过众多成功的人物，但《家》中的高觉新，却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一个鲜明的性格典型。

一次勇敢的抗议：1962年5月，巴金在上海文代会上反对用“棍子”和“框子”来对待文学，呼唤作家的创作自由。虽然这次讲话几乎给巴金带来了灭顶之灾，但却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一句珍贵的留言：“说真话”，这一句朴素却能让人记忆深刻的话，是巴金给我们的世纪留言。它不仅仅是文学意义的，更切中了一个时代的弊病。

一种贯穿始终的忧郁：虽然巴金曾作过勇敢的抗议，留下珍贵的文字，但是，他的忧郁和孤独感却从未消失过。“作家的孤独不在于缺少读者，而在于深层的精神意义，巴金一直是一个寂寞的思考者和感受者。”这次讲座参讲的还有巴金侄子、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孙郁和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会长陈思和，他们将分别以《巴金教我如何做人》、《鲁迅与巴金》、《〈家〉的解读》为题，通过对巴金的人生历程和文学作品的分析，让广大读者“走近巴金”。

对巴金个人来说，所有成败，所有爱恨，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恐怕都已演化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符号。然而，对于这百年中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三四代人来说，巴金存在的社会价值在他101岁华诞之际，则愈发平添了几分厚重，巴金在世间的每一天都在给予着后来者以无穷的动力。就像我们在书店的巴金专柜旁看到的那样，买巴金成名作的多是年长者，而更多的年轻人则愿意看有关记述巴金人生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