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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研究会走过的道路[2007]-2

2010-07-17 14:02:26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一批巴金与友人来往书信首次发表

《文汇读书周报》 2007119  朱自奋 

 

由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主办,陈思和、李存光主编的《一粒麦子落地——巴金研究集刊卷二》日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本卷集刊收录了巴金致胡絜青、赵清阁、杨苡、苏晨、李国炯、文栋臣等人的珍贵书信,并首次披露了最新整理的方令孺致巴金、萧珊书信等稀见史料。
   
 据巴金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介绍,方令孺致巴金、萧珊的书信共有十八封,信的原件由巴金先生亲属提供,由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组织整理。书信的时间跨度从1959年到1966年,基本都是在文革前写的。当时方令孺在杭州,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周围的许多作家都在写大跃进等题材,方令孺也很想参与到时代大潮中去,但又苦于融不进去,因此在信中向她在上海的好友巴金、萧珊夫妇倾诉心境。这批信都写得非常抒情,可当作独立的散文来看。这批信揭示了方令孺作为一位处在时代大潮之外的作家的复杂心境,这对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这段历史,具有相当重要意义。
   
 巴金致胡絜青、赵清阁、杨苡、苏晨、李国炯、文栋臣等人的珍贵书信,都是近年来巴金家属和巴金研究会陆续收集整理到的,均未被收入《巴金全集》,其中巴金致杨苡的五封信本报20041119头版独家首发。巴金在一封写于19881120的信中谈到:“文代会开完了,有人说并未开得一团和气,倒是一团冷气。开幕前郭玲春两次打来电话要我发表意见,我讲了几句,都给删掉了。我讲的无非是几十年前开的双百方针的支票应该兑现了。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哪里来的齐放争鸣?!之类……”这些内容对研究巴金当时的思想以及他对当时文坛现状的观点态度,均有重要意义。
   
  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巴金1992年致外孙女端端的一封信,反映了巴金对青少年教育和成长的关心,信中巴金继续关注讲真话的问题,并且透露出巴金对自己晚年巨著《随想录》的看重:“你不读它们也行,最好挑选其中的一部分读两遍,你不会后悔的。这批新刊巴金文选中,以巴金致李国炯的信数量最多,从中既可反映巴金家族的一些情况,更显示出巴金对大哥子女的特别照顾之情。
   
 《一粒麦子落地——巴金研究集刊卷二》是巴金先生逝世后出版的一卷年刊,在正文的前后分别刊有巴金先生的多幅照片和《巴金谈人生》《最后的话》等手稿,以表达对这位文学巨匠的深切怀念。在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辑中,刊出了最近三年来巴金研究的最新成果,从不同角度梳理巴金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其中,法国汉学家安必诺的论文《巴金在法国的接受》,颇值关注,文章考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法国对巴金作品的翻译、评介和关注情况,文末附完整而详细的法国翻译巴金的作品目录,计有16页之多。

 

 

      《一粒麦子落地》点燃火烧着自己

 

          《文汇报》 20071210 09:32  文蔚

 

七十多年前,巴金在《新生》的结尾有这样一段很著名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巴金说过: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我们相信,巴金的作品、思想和他的爱都是一粒粒种子,它们播撒在人们的心田是会长出更多禾苗来的。巴金辞世后,出版界推出了不少纪念他的图书,上海三联书店最新出版的《一粒麦子落地》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本书是巴金研究集刊第二卷,集结的是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和2005年下半年以来有关巴金的研究成果。全书主要分以下几个部分:新刊巴金文选论坛史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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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巴金文选收录了多封近年新发现的巴金与家人和朋友的通信。其中包括巴金于19771222日致胡絜青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打倒四人帮之后,信中记述了巴金对老朋友的想念,写到巴金与老舍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是一封充满温暖、真情的信。此辑的书信还有巴金致赵清阁六封、致杨苡五封等。史料部分辑录了李辉《文革小报上的巴金》、陆正伟《寻访巴金在上海的》和方令孺《致巴金、萧珊书信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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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是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辑,主要包括陈思和《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周立民《<寒夜>的修改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问题》和张业松《文学史线索中的巴金与鲁迅》等。这些论文的诸多观点颇具新意,如陈思和在文章中谈到,巴金对其在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始终是不满意的,过去许多学者都是从信仰和非文学的立场上去解释这一现象,而忽视了巴金的焦虑恰恰是来自文学发展的内部,即一个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面对自己在文学市场上成功、面对文学在市场运作下不可遏止的媚俗化趋向所发出的深刻的忧虑和焦急,以至于痛苦。

 

  谢泳:西南联大教育理念深具启示

 

      《文学报》 200712208:35:10   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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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泳在沪演讲

  128日下午,厦门大学教授、学者谢泳现身上海市档案馆,为在这里举办的走近巴金系列文化讲座,做了题为《巴金、萧珊与西南联大》的演讲。在演讲中,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谢泳追溯了巴金、萧珊与西南联大的渊源,讲述了西南联大创办的风雨历程,从中探索它的精神源流,揭示了在抗战年代它创造奇迹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111日是校庆日。
  中国知识界对这个抗战中的大学发生兴趣,不仅因为这个大学为战时和以后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更在于这个大学为中国知识分子养了气。在演讲中,谢泳回顾了西南联大成立的背景。他说:西南联大最初叫长沙临时大学,建立的动议来自胡适、王世杰和傅斯年。现在回头看,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这所战时大学的建立,来源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和对教育理想的追求,它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的实现。在抗战初期的民族危难中,能把眼光放远,能把文化和教育放在为国家保存学风和气的角度来考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代证明,这几位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作出的历史选择,是富于远见和具有世界眼光的。
  谢泳说: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战争爆发以后,教育应该根据战争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有人主张成立短训班,让大学生可以参加战时工作,有人甚至提出要停办高等教育。然而,胡适和一些知识分子显然有更为深远的思考。1937年夏天,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在教育组上提出了四点主张: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动的目标;主张恢复有同等学力者一条招考办法(以救济天才,以阻止作伪犯罪);教育应该独立。西南联大在其九年间结下的累累硕果,显然得益于这种非常开明的、富有前瞻性的教育指导思想。
  西南联大作为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这三所大学的临时组合,可以设想其难度。谢泳说:抗战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间,并没有很深的交情,而且三个校长的办学风格也不同。学校创办初期,三校开始合作,也不是一拍即合,而是也有过猜疑,有过观望。不过最后他们都团结在了一起。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大批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命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谢泳还对当时各教授间容忍的气度表示了赞赏。钱穆在其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提到当时有些教授对各院院长多由清华人担任有意见,想闹事,但当钱穆一讲此乃何时,大家就平静了。在危难中大学教授表现出的品质,说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养成了健全的人格。这一点极其难能可贵。
  在演讲最后谢泳表示:作为实体的西南联大早已逝去,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西南联大总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来研究;作为精神象征,西南联大很可能会被与她有过直接间接联系的人们时常怀念;作为美丽的神话,随着时代的流逝,人们可能会在她身上寄托越来越多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不管怎样,西南联大倡导的学术独立、精神自由的理念,即使在当下依然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