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也平：巴金创作风格的演变（二）

2010-07-17 15:07:05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巴金创作风格的演变（二）

作者：辜也平

来源：《走近巴金》，山东文艺出版社

  

四  契合新生意识形态的热情歌手

 

   翻过１９４９年这历史性的一页，五、六十年代巴金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三、四十年代创作的阶段性特征。最明显的变化是此前那种渗透于字里行间的忧郁的笔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热烈明快，充满乐观情绪的创作基调。在三、四十年代那数百万字的作品中，巴金始终是以一个猛烈而无情的批判者的姿态出现的，他的批判锋芒涉及了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的诸方面；而四九年之后，他在作品中则完全改变了自我的形象，变成了一个热情的歌手。他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时代，歌颂工农兵英雄，同时也歌颂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巴金作品的焦点人物也从四十年代的普通小人物转变为英雄人物，只不过他们已不是三十年代那种救世济民的“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而是那些从事普通工作的工农兵，那些社会大家庭中的“齿轮”与“螺丝钉”。另外，巴金在三、四年代虽然一直关注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化，虽然一直追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但客观因素的制约却使得他的创作未能迅速地反映出时代的风云。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自觉地与时代同步前进，并尽量使自己的创作显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从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五十年代中期的中苏友谊，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以及六十年代初中期的反美援越，农业学大寨，不同时期的社会主题在他的创作中几乎都得到了及时的反映。在文学体裁的选择上，巴金也从以前的小说创作为主转向了散文创作为   主，他力图通过笔墨的转换迅速地描摹新社会和新生活，抒发自己日新月异的生活感受。

    巴金的这种创作转向，同样是文学时尚与个人心境双重作用的结果。巴金虽然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立志献身社会革命，但他所热心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现实社会中却一再受挫，以至最后以失败的命运而告结束。巴金虽然一直自信地说：我不怕，我有信仰，实际上，从二十年代末开始他就已成了一个精神的漂泊者，他的思想始终未能在现实的社会政治革命中找到归宿。四十年代未选择了新社会之后，巴金很快就为五十年代初、中期共和国那欣欣向荣、百业兴盛，全国上下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局面所激动,他似乎觉得共产主义的理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以及自己寻找了二、三十年的梦境中的英雄都已出现在现实之中，热情的巴金怎能保持沉默，怎能不告别忧郁的调子而唱出真诚的赞歌！

    １９５１年，在《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中，巴金写道：“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宣传和平，我认为我的任务是把人类团结得更紧密。我愿意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家都有住宅，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作者在这里使用的仍然是早年从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得来的话语。后来，在《一九五六年新年随笔》、《友谊》等文章中，当他表示美好祝愿时，采用的仍然是类似的文字。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巴金五十年代仍满怀着青年时代的热切梦想，而在于他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感觉到这些理想已变为现实。１９５０年，巴金赴华沙参加世界“和大”，往返途中在苏联参观了不少工厂农村。回国后，在给《苏合作同志》的信中，他对苏联社会的一切赞不绝口。苏联的社会模式正是当时中国学习的榜样，不管作者在苏联的见闻真实程度如何，他确实从这一切感受到中国光辉的未来，他二、三十年代对于苏联的不满这时也荡然无存。

    巴金觉得，在自己的国家中，“人民的力量成了一股烁金熔铁的烈火，烧尽了一切专制政治和封建主义的恶草毒树”⒂，人民“做自己的主人，种自己的地，在自己的工厂里劳动，和自己的同胞亲密地站在一起，用全部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多少年的梦想已“变为现实”⒃。对那些来自根据地，来自战场的文艺工作者，巴金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把他们看成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民间去’”的 “俄国民粹派”的英雄⒄。而从志愿军战士的身上，巴金更是觉得自己梦境中那种“一人吃苦，万人幸福”，把个体生命联系到群体之中的英雄已经出现。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政策，所建立起来的平等化的社会制度，以及所提倡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都与巴金固有的理想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契合。

    而在文学观念上，成为五、六十年代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巴金同样也具有特殊的感召力。巴金一惯主张的“写作如同在生活”，“把心交给读者”，“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以及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那一时代所提倡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应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工具，应为社会政治服务，以及作家应深入生活等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因此，转变后的巴金的创作特色也大致与五、六十年代文坛上那种配合中心，赞美现实,带着几分真诚,几分应景的颂歌式文学时尚相一致。而频繁的社会活动，并非真正深入的参观与体验，以及免为其难地表现、描写自己不甚熟悉的生活，也使得巴金这一时期的不少作品留下了貌似崇高热烈，实际上粗率空泛的时代印记。

 

五  沉郁苍凉的随想与反思

 

    文革结束后，巴金复出文坛。此后，他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又恢复了三、四十年代创作中那种满蕴着忧国忧民情绪，猛烈地批判社会锢疾的个性特征。不过，由于作家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之后步入晚年，明确意识到“搁笔”的时日将至，而在连续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狂欢”，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民族浩劫之后，又面对着一个崭新的转型社会，这位年事已高的作家又多了不少新的困惑，新的担忧，新的不平。虽然他仍然执着于崇高与理想，仍然保持着英雄主义的乐观精神，但字里行间难免透露出阵阵的沉郁，几分的苍凉。在行文方面,巴金也寻回了属于“自我”的笔调,他的文风又恢复了三、四十年代的坦诚与炽热，返朴归真后的语言显得更为明白晓畅，空洞抽象的议论减少了，更多的是一个真诚老人心灵的表白。

    七十年代末，中华民族刚从“文化大革命”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解放出来，因而从这开始的新时期散文自然地带上了沉郁与悲怆的色彩。大部分作家最初仍然是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回忆“文革”的种种遭遇，揭示人们身心的种种创伤，表达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从挽悼领袖开始，进而挽悼普通的亲人与朋友，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林彪、“四人帮”。进入八十年代后，这种批判有了深广的拓展。在时间跨度上，不少作家把对“文革”的思考上溯到反右、反胡风等五、六十年代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深度方面，也由原来直接的社会政治批判逐步转向更为广泛的文化思想反思，更为深刻的灵魂自省。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这场散文创作热潮中，“随想录”成了最具轰动效应的作品之一。巴金与孙犁、杨绛、陈白尘、柯灵、萧乾等一大批文坛宿将一起，率先在散文领域寻回了显示个性，直面现实、感时忧国的五四新文学传统。

    巴金的创作虽然在总体上恢复了直面现实的独立的批判个性，但从具体篇目的内容看，又与这一新时期的种种文学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革刚刚结束的头一两年，《随想录》的社会批判首先也是从文革开始的，巴金写下了不少悼挽友人，回忆文革经历的文章，通过对发生在那灾难岁月的种种悲剧的回顾，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而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在《怀念萧珊》《怀念老舍》诸篇之后，巴金又借对丰子恺、冯雪峰、方之、叶非英、胡风等人的回忆，对反修运动、反右运动、反胡风运动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从而把历史批判的锋芒从文革延伸到了五、六十年代。但是，无论是现实的批判还是历史的反思，巴金着眼的又始终是未来，他不息探索和思考的目的，就是期望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悲剧不再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演，期望人类社会不再蒙受那种种的历史灾难。特别是《随想录》中那些写于八十年代中期的篇章，以及《随想录》之后的大部分文字，巴金更进一步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对中华民族的过去，对整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广的思想批判与文化批判。不难看出，巴金文革后的创作，恰恰也呼应了新时期文学从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的演变轨迹。

    在呼应新时期文学风尚的同时，巴金的《随想录》又显示出一种深刻而严厉的自剖与自省精神。到了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劫难逃地陷入遭受迫害的厄运之中。浩劫过后，许多作家复出并重新执笔,他们大都自然地以受害者的身份诉说自己在“文革”中的不幸。但是，五十年代以来，文艺界的运动一个紧接一个，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相续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难道仅仅因为政策方针或最高当权者决策失误而造成?文艺界人士的各种表态、支持、响应在客观上难道没起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都幸免遇难的人士难道不该进行一定的反躬自问?遗憾的是,在批判林彪、“四人帮”时，大家都以受害者的身份同仇敌忾，而到了反思“文革”前的一系列运动时，不少人对自己当时的作为却缄默不言了。而真诚的巴金却虔诚地把自己的灵魂放在历史与道德的天平上,自觉而严厉地解剖和拷问自我。通过严厉的自剖和深刻的自省,显示富有正义精神与艺术良知的作家对已经逝去那段岁月的反思与忏悔。

    《随想录》开首的几篇，巴金还是配合当时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形势而写。但随着由批判进入反思，作者对过去历史进行重新审视的同时，也开始对自己的经历的人生进行内省。在《“遵命文学”》中，他开始为曾“遵命”批判柯灵的《不夜城》而歉疚；在《一颗桃核的喜剧》中，又为自己“吃”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封建货色”而自责。如果说，巴金这时的自省还处于一种不自觉的阶段，那么随着反思的深入，他的自省意识也就越来越自觉，他的自我批判也就越来越严厉。在《纪念雪锋》中，他为当年重复别人的话，“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而责备自己；在《再论说真话》里，他又为曾跟着浮夸风而写下“豪言壮语”而脸红心跳;最后,在《怀念胡风》一文中，他更为自己参加过批判胡风、路翎而痛心疾首。在１９７９年的《“遵命文学”》中，巴金对叶以群的死还仅表示“难过”和“痛惜”，但到了１９８６年的《二十年前》中，巴金对叶群死时自己的心态进行了极为严格的自责：“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全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想想可笑，其实可耻”。在许多文章中，巴金把曾为了保全自己而跟别人“向着井口投掷石块”称为“可耻”与“卑鄙”，“感到恶心”，“感到羞耻”。

巴金对自己那十几年间所想所为的真诚回顾，客观上揭示了那岁月中部分知识分子的共有心态，揭示了知识分子丧失主体精神、丧失独立思想品格之后的可悲境地。从利已主义、明哲保身到奴隶哲学；从人人自危、放弃独立思考到依附权势、投井下石，巴金勾画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心路历程，无情地揭示和批判了那十几年间知识分子被扭曲的灵魂。总之，在经历“文革”之后，巴金又重新寻回了自我，他不仅又对旧制度、旧势力展开勇猛的击攻，同时也成了旧我的无情批判者，他的作品也由此而显示出沉郁苍凉的风格特征。

 

 

“文章合为时而著”，具有鲜明创作个性的巴金属于自己，同时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在未来的岁月中，人们不仅可以从巴金的作品中了解到他们那一代作家的心路历程和艺术追求，同时也可以感受到那一时代的生活氛围与文学风尚。巴金的创作必将显示出跨越时代的历史意义。

 

注释：



⒂《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巴金全集》第１４卷第１６页。

⒃《一九五六年新年随笔》，《巴金全集》第１４卷第３８８页。

   ⒄《一封未寄的信》，《巴金全集》第１４卷第１１页。

选自《走近巴金》，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