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从三十年前说起——关于巴金和《随想录》写作
2010-07-17 15:06:00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从三十年前说起
——关于巴金和《随想录》写作
周立民
1、1978年的时候，巴金先生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他的文学生活和政治生活是怎样的？
我想，不妨把时间再往前拉一点，看看“文革”结束后巴金的生活和工作状态——非常幸运，这几年他写有日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较为微观地“打量”他的生活。首先，一个事情是“文革”结束后有半年之久，加在巴金头上的所谓问题才得以解决。那是1977年4月20日，他才被告知，原来那些结论被撤消，他家楼上被封了十多年的房间和书橱才被启封。当月下旬，被抄走的文稿、物品等陆续退还。“文革”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7年5月25日刊登在《文汇报》上的《一封信》。据向巴老约稿的徐开垒先生讲，当初就该不该向巴金组稿报社内部还有不同意见，没有想到，文章发表以后，报社收了一麻袋的读者来信，有表达共同心声的，也有向巴金本人致意的。连叶圣（陶）老都写了首诗向巴老致意，诗中有一句：“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说的就是《一封信》在当时引起的强烈反响。这篇文章的发表，等于结束了巴金的沉默岁月，恢复了他的写作生活，由此也开始了各种社会活动。不久，他就有了忙不完的事情：开会，接待客人，接受采访，应邀写文章等等接踵而来，就像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上说的那样：又恢复到十一年前的忙乱生活。这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是在超负荷运转。对于“第二次的解放”以后的这种生活，巴金本人是否满意呢？我看并不满意，除了身体上承受不了之外，更重要的是心理的焦虑感在加重，他感到时间紧迫不能浪费时间，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1978年年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雄心勃勃地表示：八十岁以前，他准备写出两本长篇小说，翻完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所以，他急于想从一个戴着多顶帽子的名流泥潭中走出来，不想坐在主席台上讲些无关痛痒的话，更不愿再发一些违心之论，他需要来自生命中的真正声音。所以说1978年是他告别“过去”、唤回自我的关键性一年。
2、《随想录》的真正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的表达是顺利的么？如果不顺利受到过怎样的限制？
1978年，《随想录》的写作，如果孤立地看，可能就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当时巴老的老朋友潘际坰被派到香港《大公报》编副刊，他托黄裳向巴老约稿，正好当时社会上对日本电影《望乡》议论纷纷，甚至可以说批评声一片，巴老恰恰看过这部电影，认为影片不错，就于1978年11月30日晚上写了篇文章，这就是《随想录》中的第一篇《谈〈望乡〉》。后来巴老觉得有很多想法需要表达，就决定在《大公报》上开设一个专栏，就这样《随想录》一篇篇写下去，一共写了150篇。但是，如果把这个过程与当时的社会气氛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随想录》的写作绝对不是偶然事件。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国门正在打开，各种思想意识的交锋很激烈，不可否认，国人们长期生活在“左”的思潮中，思想受到了很大的束缚，对于一些“新”的东西还是不能够接受，或者说还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世界看事物。记得当时《艺术世界》杂志在封底发表了安格尔的《泉》，因为人物是裸体的，受到非议；《大众电影》登了《水晶鞋与玫瑰花》接吻剧照，丁绍光为首都机场画的大型壁画上因为有少数民族女性沐浴的场景也引起争议，还有巴老的《家》到底该不该重版也有不同看法，结果重版后倒大受欢迎连续印了几十万册……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不但不新奇，而且人们还会反问，这也要讨论？这也受争议？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包括《望乡》，有人说是毒害青少年的黄色电影，有人说要禁演，巴老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写文章替电影辩护，同时也要讲清一些事情。1978年还有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开始，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已经发出，巴金本人也在解放思想，所以，他后来也说：“其实并非一切都出于偶然，这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巴金：《〈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众所周知，在巴金写下第一篇《随想录》的半个多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召开了。可以说，《随想录》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思想解放运动推动着巴金思考和判断；同时，《随想录》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成果，它参与了这个运动、丰富了它，并留下了至今仍然可以思索和探讨的话题。有人说《随想录》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百科全书，当时的每一个重要的论争、讨论，你在《随想录》中都能够找到回应。比如批评“长官意志”、呼唤创作自由，关于电影《望乡》的讨论，关于“歌德”与“缺德”的讨论，关于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及“小骗子”的争论，关于“赵丹遗言”的争论，关于“讲真话”，关于“人道主义”，关于“西化”和现代派的争论，重视知识分子，关心教育等等……都是当时的社会热点事件。更为重要的是，巴金不是对此做出了反应，而是做出了“自己的”反应，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也是他与“文革”前十七年创作截然不同的地方，用他的话讲就是要“独立思考”。
这个“独立性”从什么地方能看出来呢？那就是《随想录》写作过程中与各种社会意识的激烈冲突，这能够看出巴金的想法与当时很多社会上流行的看法不一致，所以，当时有人说他“思想复杂”，这个不是什么表扬啊！因此你问：“它的表达是顺利的么？”可以说不顺利！我经常听到有人说：《随想录》被捧得太高了。言下之意是凭着巴金的名望和地位写个什么东西都有人来“捧”，我认为他既不了解《随想录》也不了解它的写作背景。它不但没被“捧”，还不断挨批呢！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作品，巴老自己就说：“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我看过一个材料，说当时有人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说：周扬、夏衍、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子。说这话的人就是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还有地位更高的老革命公开在中央党校骂：“那个姓巴的最坏……”在当时足以让人惶惶不安啊，周扬、夏衍是什么人？都曾担任过文艺界的领导，而巴金不过一民主人士啊，周扬被批了，人们怎么能不替巴老担心？！巴老不是不清楚这个“形势”，周扬去世他的唁电就颇有意味：“惊悉周扬同志病逝，不胜哀悼。想到八五年和他的最后一面，我无话可说，他活在我的心里。一九八九年八月一日 巴金”巴老之所以被点名，既不是争权，也不是夺利，更不是什么文坛帮派之争，完全是因为他写了《随想录》，他的朋友们也为他担心，劝他不要写了。也有高官劝他“安度晚年”，黄裳先生《关于巴金的事情》一文中就写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正在他的病房里坐着时，有一位‘大人物’推门而入了。他是来探病的，交换了几句普通的问答以后，大人物说，‘我看你还是好好地休息，以后不要再写了。’说完就告辞出去，仿佛特来看病，就是为了说出这两句‘忠告’似的。”（《黄裳文集•珠还卷》第459页）
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巴老写了《怀念鲁迅先生》一文，结果该文在《大公报》发表时，文章中凡是涉及到“文革”的词句都被删去了，甚至连引用鲁迅的话“我是一条牛……”也被删了，说“牛”容易让人联系到“牛棚”。作为一个在海内外有威望的作家，不打招呼就大删文章，真是少见的事情。当时责任编辑潘际坰先生在北京休假，后来一问：“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1981年９月，在鲁迅百年诞辰之前，国务院外事办的负责人召集了香港几家报纸的总编辑在北京开了一个会，会上外事部门的负责人对各报总编主编说，海外报纸发表关于文革的文章太多了，有负面影响，中央既往不咎，可是今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要打你们屁股了。”（潘际坰：《〈随想录〉发表的前前后后》）巴老为这事还专门给胡乔木写了信，说：我就是你的那个（不要多写“文革”）讲话的受害者……还有一件事情：199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讲真话的书》时，收录巴老“文革”后的所有创作，最初认为《随想录》有三篇文章不能收进来，后来是《“文革”博物馆》一篇开了天窗，那一页有题目，没有内容，白纸一片，有人说这是新中国出版史的特例。我经常听到有人拿巴老是“高官”来说事儿，但在正常年代中，你见到过哪个高官享受了这样的待遇？更何况他担任的不过是个名誉职务。实际上不但是巴老，就是约请巴老写作《随想录》的《大公报》编辑潘际坰先生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有人让他不要再登这样的稿子，这事在八十年代不少人都知道，范用先生在文章中曾写过。到最后，身体很好的他被莫名其妙地“勒令”退休，潘先生当时讲了个条件：退休可以，但《随想录》的稿子我要发完。
巴老并没有被声望、地位、头衔什么束缚住，写《随想录》的时候，他就是要表达自己的声音，因此也屡屡“享受”到一些特别的“待遇”。1979年底，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前夕，本来按照惯例巴老应当是上海代表团的团长，他是上海市文联主席、作协上海分会的主席，也是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众望所归。但就在出发前不久，上海代表团突然出现了一个第一团长，这样巴老就成了第二团长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此在文代会上成了代表们议论的一个话题。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巴老在《随想录》中写文章支持沙叶新写小骗子的剧作《假如我是真的》，有人觉得巴金不是在揭我们社会的伤疤嘛！不高兴了。还有一次，应当是1984年吧，上海文联换届，巴老被换下来了，理由是巴老年纪大了。巴老本人并在乎当不当主席，自然没有什么意见了，但是新换上的主席居然比巴老还大一岁，可见还是对他有看法啊。当时很多人为巴老抱不平，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巴老。
从今天看来，我觉得更为重要和更为可贵的是，面对着这样的指责作家本人怎么对待？是患得患失，怕丢了乌纱和地位，还是勇于坚持己见。有时候，站在一边，随便说几句优雅的话，谈谈“良知”和“勇气”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块黑云真的到了你的头顶上，你怎么去做，那才是最重要的。巴金当时给朋友的信上说：“目前所作所为以及五年计划都是在料理后事，除了写作，还想促成现代文学馆的创办。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长官点名，我不会害怕。倘使一经点名，我就垮掉，那算什么作家？点名之说早已传到耳里，我无所谓，据说是在外事工作会上讲的。但后来他又派秘书来找小林谈话，劝我不要相信别人的挑拨。我仍然不在乎。但我更感觉到我必须退休了。不能再混下去。必须把该译的书译出，该写的写出然后死去，那有多好！作家不是为了受长官的表扬而写作的。”（巴金1981年1月19日致王仰晨信）“点名问题几个月前就传过，说法不一，最近又流传起来。有人替我担心，其实我毫不在乎。这应当是最后一次的考验了。这一年多来我身体不好，很少参加活动，写字吃力，但还是写完了两本小书。我哪里有精力和时间去支持什么人？然而我的‘随想’可能得罪了谁，才有人一再编造谣言。我不怕什么，也不图什么，反正没有几年可以工作了。”（巴金1981年2月16日致萧乾信）
最近，黄宗英接受采访讲了当年赵丹“遗嘱”一事，赵丹1980年9月在病床上口述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这是一篇在当时非常震动的文章，他说出很多人的心里话，当然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巴金在《随想录》中连写三篇文章《赵丹同志》《“没有什么可怕的了”》《究竟属于谁》，后来又在人代会上发言以《多鼓励，少干涉》等呼吁来回应赵丹。像长官点名这样的事情，不但没有让巴老放弃自己的主张，反而从赵丹的“遗言”中看到了独立性的重要，他公开说：“那么让我坦率地承认我同意赵丹同志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以后无论是关于现代派艺术的讨论，还是清理精神污染等，巴金都能从实际出发坚持己见，并且绝不会随意放弃自己的见解。“一纸勒令就使我搁笔十年的事决不会再发生了。”（《<序跋集>再序》）见了领导人，巴金也是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胡耀邦两次接见巴金，巴金两次为青年作家仗义执言：1979年11月16日、1981年10月13日，前一次是为沙叶新的剧本，后一次是为白桦的《苦恋》，他呼吁应当爱护青年作家。曹禺1981年12月21日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录：“上午到人大浙江厅，乔木同志接见作协理事会部分人员。巴金谈‘无为而治’，‘爱护作家’等。乔木同志大谈‘有为与无为，治与不治’，实即反驳。”其实“无为而治”是巴金一贯的看法，在1957年，他的发言中“把文艺还给人民”就是希望领导不要过多地干涉创作，不能你随便一句话作家辛辛苦苦的心血就白费了，而对于作品评价应当由读者和人民来决定，坏的作品，大家不喜欢，自然就被淘汰了。在《随想录》中，在巴老的晚年一再表达这个看法。曹禺日记中的这个时间也比较值得注意，因为就是在这次作协理事会上，巴金由作协的代主席正式被选为主席，就是见过胡乔木的次日，可见巴老并不是看着领导的脸色在说话。所以，我今天读到巴老的话：“倘使一经点名，我就垮掉，那算什么作家？”“作家不是为了受长官的表扬而写作的。”还感慨颇多，他这个作家协会的主席，对于作家的使命、责任，或者说内心中对作家的认定，都是有着一个很高的标准的。以上这些，也可以看出来《随想录》写作时期，巴金追求的是什么，用大家后来常说的话讲，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随想录》写作不顺利，或者说不容易，除了上面讲到的，还应当看到写了八年《随想录》，巴老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患有帕金森氏症，骨折过，长期住院，《随想录》中有一本干脆就叫《病中集》。最厉害的时候，巴老手指没有力气，连笔都拿不动，整个的写作就是在跟自身的疾病做斗争，这个过程中也显示出他坚定的信念和超人的毅力。
3，在公众的印象中，巴金德高望重，成为现代文学的旗帜和偶像，真实的巴金是怎样的？他的性情是怎样的？
每个人看人看事物都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而且我们看到的，也只能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所以让我说“真实的巴金”是什么样子，我只能说在我眼中的巴金是什么样子。我来上海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巴老已经卧病在床，因此跟他没有直接的来往，但我发现一个非常难得的现象，那就是凡是与巴老有过接触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所打动，我觉得做人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浙江省公安厅警卫处的一位叫顾正兵的同志在文章中写得好，他说通过跟巴老的交往，他感觉到：“在我的心中，他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文学泰斗，而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对的，就是这样，他首先是一个真实的人，有着高尚的人格不断地打动人的老人。那他自己怎么评价自己呢？“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这是巴金1988年3月2日致李致信上的话。在给1994年4月2日，巴金老人在赠送给外孙女端端的《巴金全集》的最后一卷的扉页上的一段题词是这么写的：“我说我要走老托尔斯泰的路。其实，什么‘大师’，什么‘泰斗’，我跟托尔斯泰差得很远，我还得加倍努力！只是我太累了。”可以说，他始终是一个真实、坦诚的人。那些有些人羡慕的头衔或名誉对于他本人只能感到麻烦，在给老朋友冰心的信上说：要为“不做名人而奋斗！”（1991年10月15日）他从他的一生和他的晚年，还能够看出他是有着大恨和大爱的人，他没有纠缠于个人的得失，而是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不断地忧虑，他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给冰心的信中经常提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说自己躺在病床上脑子不肯休息，常常为此而“放心不下”。在我的理解中，晚年的巴金还是一个始终处在灵魂的孤独和痛苦中的人，他寻求道德上的完美，这个目标太高了，所以老人总有一种难言的孤独感、失落感，在外人看来老人辉煌的晚年，对老人自己来说，可能是在病痛和心灵的双重折磨中度过的。“文革”虽然已结束了几十年了，但那种在别人身上已经淡化了的“伤痛感”，在巴金身上却仍然是揪心撕肺的。也许有人会认为，那么多人围着他怎么会孤独呢？我是觉得他感觉自己在《随想录》中的一些主张不被人理解。他晚年曾说过：其实谁都不了解我，大家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我，但那不是真实的我。我要说的话都在《随想录》里，《随想录》就是我自己建立的“文革”博物馆。
至于巴老的性情，很多写过他的文章几乎众口一词：不张扬，不喜欢讲话，真诚，重友情等等。他们家的客厅中间是一圈沙发，经常高朋满座，从照片上你会找，主人巴金在哪里呢？这圈沙发的一角之外，他坐在靠墙的书橱前的一把椅子上……他应当是中心啊，可却坐到了最边缘的位置上，听着别人的高谈阔论，偶尔插上几句话。我觉得这个“座次”也颇能显示出他的为人。他与沈从文先生两个人，从写作到信仰都不一致，也经常争论，当面争，写文章争，可是在大风大浪中，在不同的遭际中，两人一辈子的友谊却始终不渝，前辈的这种胸怀、气度真的不是我们简单就能学得到的。那么，巴金是个“老好人”了？萧乾讲的两件事可以看到巴金的另外一面，一件是1936年鲁迅去世，萧乾所在的《大公报》发表了阴阳怪气地讽刺鲁迅的文章，巴金见到后是震怒，萧乾说巴金的声音大得把房东太太都吓坏了，他让萧乾立即辞职，至于饭碗不要愁，没地方吃饭就给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世界名著。还有1957年7月，萧乾已经被《人民日报》点了名，许多人对他惟恐避之不及，在周总理召集的一次文艺界的大会上，巴金毫不避讳主动与萧乾坐到一起，鼓励他不要抬不起头来。萧乾几次提示巴金：这不是你坐的地方。巴金不闻不问。其实，1958年巴金还给已经是“右派”的田一文寄过钱，田一文当年为人事纠纷离开文化生活出版社，自觉有负巴金，但生活实在困难，没有办法才向巴金求助呢。其实，巴金那时也不轻松，1957年险些成为右派，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遭到全国性的批判，以巴金的身份“同情‘右派’”在当年会怎样，恐怕经历过的人会更清楚。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研究他也好，了解他也好，不能把他当作“旗帜和偶像”，而首先应当是看做一个人，真实的人，与我们一样的人，这样才能将心比心，才能理解他，也自然明白哪些地方他能做到，我们就做不到。我也从不认为巴金就是完美无缺的人，世上没有这样的人，但当我们去评价他的时候，也不能脱离他的时代、他的环境和他所做的具体事情，我们不能用想象或自己的想法去塑造他甚至歪曲他。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尤为值得警惕的是他们对巴金提倡的“讲真话”的质疑和不屑是以把它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剥离出来为前提的，有的人甚至还因为巴金没在每一篇文章的后面详细说明并“请求宽恕”，就说他的忏悔是虚伪的；因为巴金没有拍案而起就某事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辞，就缺乏道德勇气。依据这种逻辑，其实我们连质疑的权利都没有，因为巴金的许多岁月和我们是一起走过的，在这些岁月中，我们又做了什么，我们又是否挺身而出了？是否拨开云雾做出了超越时代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思考了？面对着这样的质问，我们只能与巴金一样羞愧而不是毫无理由地指责什么。这令我想起了前不久看到的一段米兰·昆德拉的话，他说：“人是在雾中前行的人。但是当他向后望去，判断过去的人们的时候，他看不见道路上任何雾。他的现在，曾是那些人的未来，他们的道路在他看来完全明朗，它的全部范围清晰可见。朝后看，人看见道路，看见人们向前行走，看见他们的错误，但是雾已不在那里。”“看不见马雅可夫斯基道路上的雾，就是忘记了什么是人，忘记了我们自己是什么。”（见《被背叛的遗嘱》）是的，大家都是人，谁都不是神，因此谁也不能跳出三界外超出五行中，我们没有权利因为今天烟消雾散就去嘲笑昨天还在烟雾中跋涉的人们。对巴金和对所有的历史人物应当是这样的。
4，建国后，中国经历各种政治运动，巴金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境遇如何？比如，1957年反右、文革、清除精神污染等。
你问的这些问题，在《随想录》中巴老都写到了，有的不止一次写到，对于过程，自己的心态乃至后来的反思，都有过相关的文字。因此，我只是简单地说几句：进入新中国之后，巴金说他是“投降了人民”，就是说他真心实意地想为这个国家、社会做一点事情。那么，有人说你身上有旧知识分子的习气需要改造，在一段时间内，他也诚心诚意地要改造自己。这大概是“文革”以前巴金真实的心态。1957年反右前，他发表了大量的杂文和言论，对于文艺体制、文艺领导、出版以及一些社会现象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后来风向转了，他受到市委领导的提醒，才及时刹了车，本来单位里内定他“中右”的，上面保他，这才让他过了关，他随后发表一些批判“右派”的文章。从这些文章里你能看出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一面用那种报上的大批判的语言批判他人，一面又在说应当加紧改造，像是做检讨，就是说他是批判者，但又仿佛是被批判者。从中能够看出他的紧张的心态，能不紧张吗？当时的大右派，冯雪峰、丁玲、艾青，还有之前的1955年胡风等人，在巴金的眼里，他们可比自己“革命”多了，而且他们经常是代表着党在宣讲文艺政策啊。当时的气氛到什么程度，巴金的一位友人甚至认为，巴金的作品中没写过“毛主席万岁”，他的旧作没有重印的必要。巴金为自己辩解：我就是这样的风格，我的作品中不写口号。他觉得已经够“紧跟”了，可是人家觉得还不够！随着形势的紧张，他的最基本的想法就是：不要犯错误。实际上，他又很矛盾，一方面明哲保身，另外一方面环境允许的时候，他还是要说出自己内心的话，像他的一些杂文，他在1962年上海文代会上的《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以及他曾为《文集》写过的后记中，都吐露出对1958年拔白期运动中，对像姚文元等人粗暴地批评、肆意打棍子的文风的不满（后来邵荃麟等人说这篇后记有“怨气”替巴老压下没发）。“文革”后巴金截然不同了，《随想录》写作之初，他就坚决表示：不写遵命文学。所以在清理精神精神污染的时候，好多人都表态支持，巴金却在《随想录》中对于一些粗暴的作法明确提出批评，而且，他还意识到：发动第二次“文革”的社会土壤还存在，由此更迫切的认识到，应当建立“文革”博物馆，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在关于“西化”和现代派的讨论中，巴金态度也很明确：支持大胆探索，表示不用担心，他的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不但对于“西化”，对于今天梦想要去“东方化”别人的人也是一个提醒：“不论来自东方或者西方，它属于人类，任何人都有权受它的影响，从它得到益处。现在不再是‘四人帮’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时代了。交通发达，距离缩短，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互相影响，互相受益。总会有一些改变。即使来一个文化大竞赛，也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险，因此我不在信里谈克服所谓‘西方化倾向’的问题了。”（《随想录•一封回信》）
经历这么多政治运动，对于巴金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可以说他们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晚年的巴金对此有过沉痛的反思，在他的反思中，他没有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者，而是用自己的痛苦经历警醒世人。像他经常说的，为什么我要提倡“讲真话”，是因为过去我自己就讲过假话，也吃过了讲假话的苦头，所以才会深切地体会到不能再讲假话了。可以说这些运动带给巴金的伤痕至死未消，他晚年的《随想录》和其他的文字，都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煎熬和挣扎的真实记录。
5，巴金在最后，未了的心愿是什么？
大概说巴金晚年的心愿，从我个人的观察，那应当是建立“文革”博物馆吧。建立 “文革”博物馆是他经过了长时间精神探索深思熟虑的结果。从《随想录》的第一篇起，巴金就开始了对于“文革”的反思，直到《随想录》写作结束，到《再思录》中，这个呼吁从未停止过。他曾对身边的人说过这样的话：其实谁都不了解我，大家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我，但那不是真实的我。我要说的话都在《随想录》里，《随想录》就是我自己的“文革”博物馆。可见老人对这个呼吁，真算是声嘶力竭、苦口婆心。为什么要建这样的博物馆，人们已经说的很多了，巴老说的也很实在，就是“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文革”博物馆》）说白了，还是让这个国家、民族，让这个社会的未来更美好，所以才要警醒世人，不让悲剧重演。如果说恶是人类骨子里的天性的话，这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不去反思和遏制“恶”的力量任其泛滥，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对这一点已经认识得很深刻了。所以，巴金恰恰是爱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希望他更好，才会一遍遍有这样的呼吁，才去与各种“健忘症”作斗争。
从今天而言，我还觉得是否真正有一个“文革”博物馆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就像巴老晚年另一个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得到了实现，这也不是目的，目的是能否通过搜集大量的史料总结新文学的得失，发掘其中的优秀作品，传播这种新文学精神。所以，重要的是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历史意识，是否那么快就忘记了曾经发生的悲剧，是否认识到那许多不健全的制度和不正常的力量对社会和生活的粗暴干涉，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意识，那么就是不建“文革”博物馆，巴老也可能很欣慰了。
2008年10月
（此文系接受《南方周末》记者夏榆采访记录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