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青：冰心与巴金（二）

2010-07-17 15:05:37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冰心与巴金（二）

作者：吴青

来源：你我巴金·研究书系1  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   编

吴青，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市人民代表，北京农村妇女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听众六：吴老师你好，今天很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听你上课，上了一堂法制课。我本人从事律师工作，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们当今老百姓的法制观念需要加强，更重要的是从政的，手中有权的那些人确实要加强法制观念。按照十六大提出的，要依法行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另外，我提两个冒昧的问题，一个就是您母亲和巴金从事作家道路，为什么你没走上写作道路？第二个是你对法律好像很喜欢，为什么没有走上法律工作的道路？另外，如果要建立“文革博物馆”，我愿意出力，提供义务法律帮助。

 

吴青：我为什么会学外语是和我从小的背景和周恩来总理有关系。因为中国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要派代表团进驻日本，我爸爸应他的朋友朱世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将军邀请做了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外交官。当时父母以为任期不长，决定把哥哥姐姐送到北平去念书，因为抗战嘛，老逃难，教育质量很难得到保证，他们大了应受到好的教育。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日本。一到日本不久，妈妈就办起了一个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的小学，因为那里有十几个孩子，妈妈怕中国孩子到那儿把汉语给忘了，就办起了一个学校。等我念完了六年级，就没有学校可去了，因为我们是不会去上日本学校，因为我们特别恨日本人。那么就只有美国学校和国际圣心女中可以挑选，可是美国学校是为美国大兵办的，有的女孩子十三、十四岁就怀孕了校风不好。一九四七年我的姐姐得了肺病，也到了日本，我和姐姐就进了国际圣心女中，学了两年英语。等我们回国以后呢，周总理接见了我父母，了解到我和姐姐都学过外语，周总理就说我们国家外交战线需要外语人才，就让你们两个女儿学外语吧。等到五七年上大学，我就学了外语，分到了英语系。到一九六零年应是大三，还没有准备想干什么呢，学校就把我留校当了老师了。因为我的汉语特别不好，我妈妈就说我没有文化，另外如果要写东西的话，得有才气。我没有才气。

我就一直当老师，我很热爱我的事业，我是把老师当作我的事业来做的，不是职业。如果老师是职业，你不就赚这点钱，干这点活？我是把教书当作事业，在教书的过程中，我永远是教书教人的。所以一般我教的学生都关心社会，都爱问问题，都是比较好的。我注意人品的培养，是因为我吃苦头太多了，因为我看到解放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许多人成了反革命，就是因为没有法治，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的。其实从我们土改开始就是扩大化，因为我们总有比例。有的人其实不是地主，但是要完成比例。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一批专门会捞政治资本的人，专会打击人家，抬高自己，陷害别人，向上爬。所以我想必须要学法，倒也有人说吴青你要去美国学法，我们给你出资。我想我也老了。但是我想，我要保护人民的利益，绝对要用法。而且我现在也知道，我要稍微不注意，我这人就被人灭了。确实是这样。因为在北京也有人跟我说出去要小心，因为可以制造车祸啊，我出去是骑自行车的，因为车祸很多，现在这个东西不好说。

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法、用法。要继承五四战士们的事业就必须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科学与民主。要是懂得科学就会尊重人民，要是有科学的思维就会按科学规律办事。民主的话就是人人都有发言权，人人都可能受到教育。人人都做一个负责公民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你们知道实际上现在农村，在实行乡镇合并，只保留中心小学，所有不完整的村子里的小学全没有了，也就是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是文盲。因为我今年去贵州，去罗甸的董当，也是贫困地区。一个小男孩走三个小时，到中心小学，上三节课，中午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因为没有钱去买煤给学生煮水，等到下午再上两节课，再走三个钟头回家。回家还不能先吃饭，还得帮着奶奶或妈妈带弟弟妹妹，或者出去放牛，一个饿着肚子的孩子能念好书吗？他还是个男孩子，住的分散一些的女孩子，哪个家长会送她来呢？因为中国现在男女严重失调，119个男孩子比上100个女孩子，我们国家有六千万到八千万的男子找不着老婆。强奸在农村时有发生，因为现在没有钱的光棍多在农村多。他们得不到性满足啊，这样的话，谁敢让自己的女孩子走去念书呢？我到农村去扫盲，有十四岁的孩子参加扫盲，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还是义务教育吗？你们想想。你们的第三代、第二代得交多少钱？义务教育就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经费由国家承担。而我们现在的学费少得很，但书费、学杂费远远超过现在所谓的学费。而且我们的教育也出现了很大问题，因为我们的教育就是读了书做官，学而优则仕，鸡犬升天啊，现在难道不是吗？而且我们国家在教育投入的比例严重失调，初等教育是1，中等教育2 .8，高等教育38.8，绝对是错的，没有保证我们每一个公民能够受到义务教育。其实能够受到九年义务的教育，是作为公民的最最基本的教育。我们的文盲率相当的高啊，因为我经常到农村啊。我去过一个村，它还是模范扫盲县，结果村长带我去哪个家，我不跟他去，我自己去。去了一家有一位二十八岁的女文盲，我说村长这怎么回事？你别骗我了。这就是刚才说的，村瞒乡，乡瞒县，一瞒瞒到国务院。现在的数字比五八年都虚啊，假啊，我从来不相信报纸上给的数字，没法相信啊。所以北京的老百姓说了，报纸就是日期是真的。因为有的时候天气预报也不太准啊。要改变目前的情况就需要法治，只有依法治国才行，要不然就不行。我不知道我答复你的问题没有，我觉得就是法治。

 

听众七问：巴金同志提出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确实很好，很重要，档案馆展厅现有的资料太少了，应该增加。大家都不要回避。

 

吴青：这说明上海的群众非常关心国家的前途，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不能被篡改啊，我相信这段历史都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什么时候每一个人的历史都拿出来的时候，国家的历史就全了，就真实了。我想，上海的群众可以提出来自己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一些人倡议，一些人支持，就办起来了。就像中国文学馆，巴金舅舅提出来，很多作家跟着就呼吁，就建起了，而且大家把东西都捐了。确实群众中有极大的积极性，所以我想，明天我去看巴金舅舅的时候我会讲，我觉得这个也会了了巴金舅舅的心愿的。我觉得这一点，太重要了，我非常感谢在座的兄弟姐妹们对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支持。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听众八：吴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在个人面对国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策略问题呢？巴金先生和冰心先生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可能在“文革”的时候，我们可以大胆说话，尤其年轻人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他们会不会有所顾忌呢？而且这种顾忌可能让很多人都丧失了他们前进的决心。我不知道有没有策略的问题。还有就是，我是比较痛恨“人民”这两个字的，虽说您是人大代表，我觉得人民这两个字就把人性给磨灭了。比如说一个国家并不能剥夺某一个人的权利，我觉得人的权利在国家之先的，因为国家要保证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说人民。我觉得首先是每一个人，在个人的基础上。如果我能选择，我会选择个人。

 

吴青：我想在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策略的问题。你想现在，在美国，它有它的策略。如果说美国曾经或者现在都是人类的榜样的话，你从布什这个政府来看就知道，都有一个策略的问题。当然各国的政府都代表统治阶级，这也是个事实。哪国都一样。哪一国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它都是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世界进入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尤其是20世纪二次世界以后，我看你要看一些国家的宪法中间，它都把它的人民放在了前面。因为联合国也有人权宪章啊，各个国家都应该给它自己的公民提供行使权利的可能性。我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只有每一个人有了个人的权利以后，它才可能有这个国家。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文化不同，我们经常听到，“大河没水，小河干”。我们什么都得要想到国家的利益啊，这是因为根据我们中国的文化，它是以家庭文化为中心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在家里首先要想到家庭，才是个人，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人们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开明的，君主身上，他来决定我们的一切，他似乎知道我们要什么，他让我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现在还有人管我叫“父母官”呢。其实人大代表算个什么？人家说父母为我们做主，我说你们说得不对呀，你们来找我，正说明你们是自己做主，我作为人大代表无非把你们的意见向上反映。我还要向你们汇报啊。我们现在使用的大量词汇都是封建的词语啊，这个地方（指脑袋）都是封建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懂得法规，用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任何时候都不侵犯别人的利益。所以我是想，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懂得法，这样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侵犯别人利益。另外就是看到自己权利的同时要看到自己的义务，因为权利和义务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且人人都得看到，而我们往往就是“必须有这个权利，必须有那个权利”，但是不尽自己的义务。所以我想，这个是不行的。还有问题吗？

 

听众九：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应该强调权利，因为义务大家尽的挺多的，尤其是农民，尽的义务太多了。个人想要的还是权利。

 

吴青：实际上国家应该考虑各个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一个关照、妥协，各个人群的利益都应该照顾到。当然现在应该有倾斜，因为我们欠农民欠的太多了。这就需要领导人切切实实地做，而不是喊口号。

 

听众十：感谢吴老师的讲话。冰心老人和巴金老人是我一向崇拜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我最崇拜这两位伟大的作家，因为他们具有人格的魅力。那么关于吴老师，今天第一次见面，前几年我在中央电视台看到《电视英语》，今天我的弟弟来了。他是北外的研究生，对吴教授的人品他早就向我作了介绍。我对您是很钦佩的。听了您的报告，我有一个感觉，作为人大代表，您是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为人民做了很多事。我想您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要碰到很多实际上的法律问题，跟有关部门也打过交道的。我想问个问题，在您的实践中，中国的法制，司法机构还有哪些不尽完美的地方，或者还有哪些弊端？想请您做个介绍。

 

吴青：因为我不是学法的，可能我很难说到位。要让我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宪法里有人权及最基本的权利。问题大关键是不执行。我觉得确实是难执行。我拿宪法去论理，但是他们不用宪法来解答，他们会说某领导是怎么说的。现在依宪做得真差。而且现在牵涉到大量的干预，而现在的干预很可怕，从前是批条子，你还抓得住，现在没有条子，你根本抓不住，但是我现在反过来想，这个可能也是到某个事物发展到了最后了。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一个过程，那么现在限定法官，限定律师，限定各方面的法规是越来越多了，因为从人大代表来说，过去我们很多东西不能够监督，现在逐渐地可以监督了。当然现在还存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司法没有独立，我们现在没有宪法法庭，我觉得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应该有一个过程，因为法治对我们是个新的课题。这个绝对是需要有一个过程，要宪法法庭，要司法独立。因为我们现在的法院、检察院都在同级党委领导之下，他们一干预，就没有公正了。而且经常干预，经常抓不着。我亲身经历的就是这样，干预干预，我找人谈话找不着。前年SARS以后，我想找刘淇谈话，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还牵涉到我们海淀区选举过程中我们的区党委书记违法，人大常委会主任违法。最近开会，我当他们面我也提到此事。但他们无所谓，因为只要他们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就行。没有法治的意识。刚才为什么我要大家说话，因为如果你们不说话，他们就认为你不就吴青吗？你不就一人吗？你去跳吧，你去说吧，你去说管什么用啊？所以有时候我也是呼吁，你别让我一个人在这儿跳，你们大家都说才行啊。改变中国不能是一个人的任务，是人人的任务啊。 所以为什么冰心和巴金会不断地在那儿说啊，说真话啊，做点实际的事情啊。巴金舅舅的《随想录》的出版就是实际的事情，一篇一篇的文章啊，这一颗一颗的子弹啊。文学馆的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建立”，这都是放在这儿让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东西啊，当人们吸取了足够的教训，文革才不会再发生了。难道不是吗？这是实实在在的啊。

所以我就想，不管怎么样，你就从你做起。因为也有学生说，吴老师听你讲完后我热血沸腾，我要做点事。其实我就觉得从你自己做起，从周边做起。你周边有很多人缺少爱，真诚的爱，你用爱去温暖一个人的心。所以巴金舅舅说他很早看我母亲的一个作品，他十四岁母亲去世了。在那样一个封建的大家庭里，他只有愤怒地看着多少人死去了，但从冰心的作品里得到了爱。而我妈妈从三十年代看了巴金舅舅的一些作品，就说她已经深深地了解他了。其实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需要多少话语，人们可以从字里行间，传递那份情。所以我今天在这儿讲我的心里话，这两位老人确实是我前进的动力，使得我在为人民服务过程中，不管遇到多少困难，一旦我想到他们，就给了我一种力量。因为这两个名字代表了真善美，代表了良知。因为一个人的人品是高于一切的。你想，人死了以后，官位能带走吗？钱能带走么？什么都带不走。但是你留下的是你的人品和人格，而人格是钱所买不到的，人格是太值钱了。

 

                                            （王小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