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青：冰心与巴金（一）
2010-07-17 15:05:06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冰心与巴金（一）
作者：吴青
来源：你我巴金·研究书系1 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 编
吴青，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市人民代表，北京农村妇女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我想首先要感谢“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也要感谢“上海市档案馆”，邀请我到上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对我的母亲冰心和舅舅巴金的看法和想法。我觉得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因为我上次来上海的时候比较忙，没来得及看巴金舅舅，我想这次一定可以看到他。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管巴金叫舅舅。凡是我母亲最好的朋友，男性的朋友，比妈妈小的，我们都叫舅舅。我妈妈有三个亲弟弟，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巴金舅舅是我母亲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再有一位就是萧乾，他也是一位作家，我们管他叫“饼干”舅舅。那是因为那个“乾”字我们小时候不知道应该念“乾”字，念成了“干”字，于是我们就叫他饼干舅舅了（笑）。巴金舅舅是我母亲最亲爱的、最敬佩的一位作家和弟弟。我实际上走近巴金舅舅是在八十年代，是我先走近了我的母亲冰心。解放以后我们才回国，填写出身，我算官僚出身。因为解放以后人的出身是按解放前三年父亲做什么工作来算的，而正好从一九四六年到四九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当时是在日本，作为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的一个外交官，因此我的出身是官僚，而实际上我的父亲吴文藻一直是一位老师。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么算的， 我是一个官僚的女儿。出身不好。而解放以后我们宣传的历来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这样，冰心的作品往往被排除在所有的阅读课本之外。我也从来没有看过我母亲的作品，因为她的作品充满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情感。我当时是看苏联文学、听苏联歌曲、唱苏联歌曲长大的。我走近我的母亲是在一九八零年六月份。六月十二号我母亲突然得了脑血栓，她右半身偏瘫了。在那个时候，我走近了她。妈妈生病以前，
的确，巴金舅舅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无非就是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而在日常生活里，巴金舅舅是一位很不善于言谈的人，你看他的时候，他都是在思索，他的样子很忧郁，他总是在思索，因为他看到许多的社会问题，他在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在忧虑，再这样搞假大空行吗？为什么不搞一点切切实实的事情呢？所以你看，巴金舅舅不仅写了《随想录》这些书，而且还建议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梦想实现了。我的妈妈非常支持巴金舅舅的倡议，并积极响应了巴金舅舅的号召，她也捐了自己的一些稿费，而且把凡是有送给她的对子、书籍都捐给了中国文学馆，最珍贵的全都捐了。尤其是在我妈妈逝世以后我们根据妈妈的遗嘱，全都捐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从来就不属于我们，应该是属于中国的，也应该是属于世界的。妈妈坚决支持巴金舅舅的这个倡议。而且这两位老人，他们的存在对我们，就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支持，使你感觉到了公正和正义。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就应该是这样的。
当然巴金舅舅的另一个想法就是要建立“文革博物馆”。在座的许多兄弟姐妹们都经过了这场灭绝人性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每个人都在那个舞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表演了，难道我们不需要反思吗？如果我们不反思，不清理我们当时的表现的话，第二场文化大革命难道就不会发生了吗？今天上午我和我的丈夫陈恕正好去了上海作协，巴金舅舅在那儿扫了三年厕所，我的妈妈在北京的中国作协也扫了三年厕所，妈妈每天早上六点多一点儿就出门，赶着坐公共汽车，坐32路到动物园，再换车去中国作协，每一天要花一个多钟头才到作协，然后扫厕所。但因为在北京，比我妈妈名气大的当官的多，她是陪斗。但在上海，巴金舅舅是个大的反动权威，随时都被叫，随时都被斗，而且把他关了起来，关了好几个地方。我的妈妈的遭遇比巴金舅舅的好一些，她就是在作协，当然离周恩来总理比较近，避免受到了更多的伤害。但是这一段历史，是我妈妈和巴金舅舅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来改变中国。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他们对去的批判，尤其是巴金舅舅在他的五集《随想录》里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巴金舅舅在总结自己，看得出来，他就觉得中国必须变。 因为只有总结了过去，才可能更好地前进。如果我们不去总结这么一个历史教训，不让年轻人知道在十年“文革”中中国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罪过。如果我们不去总结，如果我们不建“文革博物馆”去提醒自己，去教育世世代代的青年，“文化大革命”是肯定会卷土重来，因为产生它的土壤还依然存在。不是还有不少人现在还在一个劲儿地往上爬，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吗？
我们现在的社会道德沦落，现在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前几年在贵州发生了四个中学女孩子强迫一个女孩子在繁华的大街上裸体走了一个多钟头，周围有许多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干涉，然后这四个女孩子又把她交给了四个男孩子，经过了群奸以后他们才罢休。 这个女孩子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没有人管。最近报纸上有登载了一个老太太掉进一个湖里，水不深，可以救起来的，周围有一千多人在那儿看，但是没有一个人下去救她，她最后淹死了。还有一个例子，一个妇女在公共汽车上遭到强暴，周围有不少人，但是没有人管。如果我们在座的人是受害者，我们怎么想呢？我们希望在那个时候，哪怕就有一个人伸出来一只手来制止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或者说“不能够这样”，有吗？没有。这难道不是中国人和中国的耻辱吗？难道不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缺少公正吗？缺少正义吗？难道不正说明我们作为人的最起码的这样一种品德都没有吗？这难道不是说明了我们解放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所留下来的后遗症还严重的存在吗？
所以每一次，当我想到我的妈妈和巴金舅舅的时候，在我处理很多事务的时候，我就有很大的勇气和力量。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曾请巴金舅舅给我写过字，巴金舅舅告诉我做事情要三思而后行，我觉得我确实有这个毛病，又是做事欠考虑，我有时候比较容易激动，容易说话过头，所以为什么我要学习宪法，用宪法。我们现在要的是法治，那我就永远在宪法法律范围之内活动，而且作为人大代表，我还要用宪法来监督政府、法院和检察院。 如果我自己依法办事，如果人人都依法办事，我们这个社会就必然做事都有规范。其实，市场经济就应该是有规则的经济，这个规则是国际规则，也是国内的规则，但正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基本上属于人治的国家，没有多少规则，或者有规则，但是不执行，所以我们做事老是磕磕碰碰，老是要走后门，老是要等着某一个人说几句话。所以在我做代表的工作中，我经常碰到的是，领导违法，而往往这些人都是党的高级干部。我想根本原因是他只要听他的上司的，就是最保险的。如果要依法来办，可能就要丢官了。
比方说，宪法第五条：“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任何组织”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内，而往往你依法去找他的时候，他就说是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当我问他，为什么不按宪法办时，他就不说了。因为现在的干部体制是只有按领导说的办，你才能够保住你的地位，才能受到提拔。但是如果干部用宪法去问他的领导，就等于向他的领导挑战，他不就完了吗？
其实就是在一九八八年，在北京市第九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在885名人大代表中，我是唯一的一个代表投反对票的时候，我成了北京市的争议人物，有人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我们从来都是“一致通过”。我认为这个“一致”就有问题，太不科学了。你看我们的手，五个指头还不一样长短，如果我们的五个指头一样长短，可能我们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了。其实，本来就应该政见不一致，能够达到百分之五十多的一致，就应该算不错了。在我投了反对票以后，就有一个男人，在我的背后，当着我说，“就是这个女人投了反对票”。一些人认为我有问题。我开完会，回家告诉了妈妈，她立即就给我写了一副对联：“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是林则徐的两句话。
所以我想，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从自己做起来依法来改变中国，如果我们是尊重巴金和冰心这两位有良知的老人，有良心的老人，有爱心的老人，我们就需要从自己一点一滴地做起、改起，一点一滴地去反思我们每一个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我觉得我们确实需要这么做，而且也必须这么做。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收集“文化大革命”的东西，哪怕是当时的一些文章，一些日记，一些相片，都好，因为早晚这个“文化大革命博物馆”都会建起来的。因为这是人民的需要。人民需要什么，就会有什么。因为巴金舅舅和我的妈妈都是相信人民的，因为他们热爱人民，相信人民，所以人民也永远热爱他们。
有人问我，你怎么描述你的巴金舅舅，我的妈妈说巴金舅舅像一个热水瓶，外面是冰冰凉凉的，里面是滚滚烫烫的。而我说巴金舅舅是液态的火焰。因为液态的物质，外表是很平静的，但是你要摸它，里面也是滚滚烫烫的。巴金舅舅就是这么一个人。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他悟出来了，尽管那样大的压力要你说假话，在那一个人说了算、一句话顶一万句的年代，作家为了生存，写了些遵命文学，但巴金舅舅悟出来了，他现在一定要说真话。他在写每一篇反思的文章的时候，是多不容易。所以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再重读他的作品，走近他，去看他的内心世界，去理会他每写一篇文章的背后的意思，字里行间的意思。 我觉得从他的每一篇文章里，流出来的是爱，是情，是恨，是血，也是泪。
听众一：我也是巴金的读者。我最亲爱的姐姐在“文化大革命”中遇难了。我对
吴青：谢谢，非常感谢。我相信，巴金舅舅对您第一个赞成建一个文革博物馆的事情会表示非常非常满意的。《随想录》的这个事情正好提出来，应该由出版社和巴金文学研究会他们来做。
听众二：您好。我是一个大学生，下午有课，我是请假来听您的讲座。今年上半年我第一次看到您接受了王志的采访，非常激动，还写了一封信表达我的感情，不知道您看到了没有。我现在是十九岁，在我的成长中母亲一直教育我要做一个正直、真诚的人。一直以来，我都是担任学生干部，但是进入大学后，一路走来，我觉得我如果说真话、为人诚恳、为人正直，是不是吃亏？不太坚定，徘徊过，怀疑过，我想请问，您在我这个年龄，比如二十多岁，您徘徊过吗？您犹豫过吗？
吴青：我们成长的年代跟你很不一样，我想，各个年代都不一样，但是一样的东西，也是最关键，就是你要什么，什么对你最重要。因为在我母亲、在巴金舅舅成长的过程中，在那个年代也很复杂，也有不同的道路，关键就是你要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你要名要利，还是觉得做一个真善美的人值？你要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想对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一样，你要什么。你说真话，难，你要为之付出，如果这是你要的，那就值了。但如果你觉得说真话不值，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实际上现在，在高校的一些学生干部，比较早就认定了要当干部，他比较早就进入了所谓的干部体系，现在是官本位，所以我觉得对你可能就更难了。我们那个时候环境相对比你的好，因为假大空少。我现在到农村去，农民告诉我，现在是“村瞒乡，乡瞒县，一瞒瞒到国务院。国务院，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就是不兑现。”我去农村，我到基层，我到贵州、山西、甘肃、四川、河北、湖北，到很多地方，老百姓活得真难。所以最关键的就是你要什么，我看“你要什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认准了，我觉得名利地位太不重要了，我觉得人品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不能保持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他还是人吗？禽兽都会本能地来呵护自己的小孩，老猫本能地会带小猫，狗带小狗，鸡、鸭都一样，这是动物的一种本能的反应。而如果我们只能本能地去照顾自己的家人，那跟野兽没两样。但是做一个人，做一个公民，我们有责任，我们有社会责任，要去善待他人，而且现在也不是只对中国人是善待。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一个世界的公民，因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外国人，外国的兄弟姐妹都关心过我们，我们也该同样地去关心他人。所以我想，你现在很年轻，但自己的目标要明确，目标要自己去立。巴金舅舅年轻的时候，他在法国，当时正是无政府主义发展的时候，对世界各地都有很大的影响。巴金舅舅也很年轻啊，他写信去支持在美国被捕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当时已经认准了自己的目标。我觉得这两位老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任何时候当自己觉得要作抉择难的时候，而自己又没有勇气的时候，应该拿起他们的书来看看，帮助自己来做正确的选择。但是，即使是自己一时选错了，也没什么，改了就好。
（王小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