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蕾：巴金编辑生涯与编辑思想研究 （二）
2010-07-17 15:04:38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巴金编辑生涯与编辑思想研究 （二）
作者：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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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视作者工作
巴金说过：“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无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读者的手里，要靠编辑的介绍与推荐，没有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7)，“作家和编辑应当成为诚意合作、互相了解的好朋友”(8)，“而搞好和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也就是我的奋斗项目之一”(9)。
巴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的编辑生涯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发现、培养和帮助新作者
巴金编辑的丛书除了品种的多样性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以新人为主，以老带新并使文生社形成了出版作者处女集的编辑方针。正如巴金在《文学丛刊》的广告中声明的，这套书“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因为他认为“新作者的‘处女作’常常超过成名作家的一般作品”(10)。
这种只从繁荣创作角度着想，不考虑赔赚的做法，在当时的出版界非常难得。这与巴金的编辑思想是分不开的，他曾说：“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11)。
对此他深有体会。他的处女作《灭亡》就是被叶圣陶慧眼识珠，刊登在《小说月报》，才使巴金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巴金始终致力于发掘有才华的文学青年，使许多人从此迈进文坛并成为著名作家。
传为文坛佳话的是巴金对曹禺的发现。在靳以那里，巴金看到存放了两三年的曹禺的剧本《雷雨》。他一口气读完，被深深吸引，决定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发表。1936年1月，他又将《雷雨》编入《文学丛刊》第1集单独出版。类似的例子很多。如罗淑(世弥)是翻译家马宗融的妻子，巴金无意中发现了她写的短篇小说《生人妻》，将其发表在《文季月刊》上，从此将罗淑推向文坛；何其芳最早的一本诗与散文合集《画梦录》，被收在《文学丛刊》第1集里，这本薄薄集子的出版使还是大学生的何其芳一举成名；一位失学失业的青年陈光英(荒煤)的第一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被巴金采用，刊登在《文学季刊》上，使这个21岁的青年从此走上文学道路，后来巴金又编辑出版了陈荒煤生平第一本书《忧郁的歌》；丽尼的第一个散文集《黄昏之献》也是作为《文学丛刊》之一而出版的。此外，刘白羽、萧乾、芦焚、臧克家等等，都是由于巴金编辑出版了他们的处女作，才使他们在文学界崭露头角。这些都说明了巴金作为编辑具有高尚无私的职业道德。
巴金还说过：“作为编辑工作者，你们应当把自己看作这个园地的园丁，你们做的不仅是介绍、展览的工作，你们还有将‘萌芽’培养成树木的责任”(12)，“编辑部......有责任帮助和培养青年作者，把一批一批成熟的作家送进我们的‘文坛’”(13)。
萧乾始终认为文生社是他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他说巴金“不仅自己写，自己译，还促使别人写和译；而且为了给旁人创造写译的机会和便利，他可以少写，甚至不写”(14)。
巴金曾启发萧乾走出回忆童年的狭窄主题，鼓励他写以控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为题材的长篇，写更有时代感的作品。在黄裳失业时，巴金将他写的各类文章编选出来，印成一本小书；并鼓励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还把译本借给他，使黄裳走上了文学道路。“对这样一位在前面引路的前辈的帮助，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15)。
文生社办社宗旨不在赚钱，因此虽然出过许多好书，但几乎没有什么盈利。然而在稿费上文生社从来都不占作者的便宜，甚至当一些关系好的作家处于困境时，巴金还按月预付稿费，帮助他们维持生活。
陈荒煤曾对巴金作过这样的评价：“(巴金)一直是热衷于发现、培养、扶植青年作家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者，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人，对中国革命文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6)。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2、珍惜作者的作品
巴金自己是作家，所以深知创作的不易。他在编选的毕奂午短篇小说集《雨夕》的后记中写道：“我不忍心让作者的心血这样腐烂下去......”，因此无论是对于友人还是陌生作者的作品，他都尽力将他们的文章集齐全，编选出版。
罗淑病逝后，巴金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定的生活中，为她整理、加工、抄写了一篇篇字迹潦草的原稿，编成四本集子：《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鱼儿坳》和译文集《白甲骑兵》，使早逝作者的作品得以传世。他还不辞劳苦，或搜集杂志上发表的散篇，或利用手边已有的作品，先后为散居各地的艾芜、毕奂午、田涛、屈曲夫等相识或不相识的作者编辑出版了《逃荒》、《雨夕》、《荒》、《三月天》等短篇小说集；为老友卢剑波编辑了小说选集《心字》；为亡兄李尧林(李林)整理出版了译著《月球旅行》和《伊达》；为亡友王鲁彦、缪崇群分别编选了《鲁彦短篇小说集》、散文集《碑下随笔》；为已去世但与自己并不相识的青年作者郑定文(蔡达君)编辑了小说集《大姐》等。就这样，巴金使一个又一个作家或成名，或在文坛留下了一缕痕迹。为做这些工作，巴金消耗了大量宝贵的时间，但他“并不因为自己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感到后悔”(17)，因为“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十几年中间经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18)。
3、尊重作者
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为作品花费了大量心血。巴金认为，编辑必须尊重作者。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巴金正是这样做的。
第一，巴金认为，编辑对作者的文章虽然有删改权，但不论大删小改，必须征得作者同意。巴金是作家，所以有切身体会“自己的文章也让不少编辑删改过，别人改我的文章，如果我不满意，后来一定恢复原状”(19)。因此,他当编辑的时候,总提醒自己：“要小心啊，你改别人文章，即使改对了九十八处，你改错了两处，你就是犯了错误”(20)。他还提出具体的删改稿件的建议：“一，可以不改的就不改，或者少改；二，一切改动都要同作者商量”(21)。
第二，巴金认为，编辑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官衔，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是平等的。
他认为“编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编辑同作家应当成为密切合作的朋友”(22)。编辑离不开作家，因为作品是刊物、出版社的生命，“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23)，“漏过了好作品是编辑的过失，他会受到读者的批评”(24)。因此，“真正爱护作家的是好的编辑，同样，好的编辑也受到作家的爱护”(25)。对于解放后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巴金极为愤慨，他曾说，“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种不应有的感觉，对方好象是衙门。在这方面我有敏感，总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出版官。......我念念不忘‘出版官’，这说明我和某些出版社的关系中，有什么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26)。
正是由于巴金非常重视与作者搞好关系，才团结了一批作家，形成了自己的作者群。
并且老新结合，以老带新，不仅使文生社的作者队伍越来越大，而且出版社与作者之间关系十分融洽，许多新老作者、译者主动供稿。从而“尽管我所服务的那个出版社并不能提供优厚的条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来他们的手稿，新出现的青年作家也让我编选他们的作品。我从未感到缺稿的恐慌”(27)。巴金甚至还将自己掌握的书稿支援其他有困难的出版社，这在当时竞争激烈的出版界是少见的。
(三)、时刻为读者着想
巴金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28)，“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29)。
为了使更多的读者有书读，他着重从两方面去努力：
1、把好书介绍给读者
30年代的中国，文化事业不景气，进步的新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名著的销路都不是很好。因赚不了钱，出版商们都不愿出这类书，尤其是非名家的作品。巴金他们不仅愿意出，而且更愿意出新人新作，只想着繁荣创作、把更好的作品介绍给读者，而不考虑赔赚。
他说：“我编辑丛书只是把可读的书介绍给读者。我生活在这个社会，应当为它服务，我照我的想法为它工作，......正因为这样......我才编印那许多丛书”(30)。巴金的这种想法得到了前辈作家鲁迅和茅盾的鼓励，文生社得到了鲁迅无私的关怀和帮助。鲁迅生前最后几部书稿都给了文生社，并对书的装帧设计也予以指导，还亲自撰写广告词，甚至先垫付印刷费。
为了“把更多的好作品介绍给读者”(31)。巴金在他编辑(或主编)的《文学季刊》、《水星》、《文季月刊》、《文丛》和《烽火》等刊物上向读者推荐了大量优秀作品。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文生社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又有重点地进行新书的编、译与出版。萧乾曾说过：“‘文生’出过朱洗的科普读物多种，翻译方面出过弱小民族的作品集。此外‘文生’还出了丁西林、李健吾、曹禺、袁俊等人的专集。以‘文生’那样小规模的出版社，这么有系统有重点地介绍外国文学，是很不容易的”(32)。只要书的内容有价值，值得向读者推荐，即使销路差、印数少，文生社也出版。但决不为赚钱而出迎合某些读者低级趣味的书。正像巴金在“文学丛刊”第1集广告中写的那样：“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
但同时，巴金认为，作为编辑，他只是把作家的作品推荐给读者，作品究竟是好是坏，最终还是要靠读者自己去评判。他说：“我们更应该相信读者。......一部作品的最高裁判员还是读者。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是靠谁保留下来的呢？还不是读者！也只能靠读者”(33)。所以，巴金在编辑工作中真正做到了把读者摆在第一位，从读者的角度编选作品。
2、使贫寒的读者有书读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并未普及到平民百姓中，学问依旧是特权阶级的专利品。一般书店和书商只顾赚钱，都愿经售杂志，因其周转快，而不肯出版书籍，特别是不赚钱的书。
即使出书，书价也很高，许多人买不起，导致贫寒的读者没书读。公立图书馆也不为贫穷的读者开放。青年们强烈的求知欲得不到满足，中国社会闹着“知识荒”。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文生社刊行了《文化生活丛刊》。在《刊行〈文化生活丛刊〉的缘起》中，巴金写道：“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的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本丛刊是真正的万人的文库：以内容精选、售价低廉为第一义，无论著译编校，均求精审，不限门类，所有各个学艺部门，无不包罗”(34)。由此看出，巴金不仅认识到出版事业对于文化普及的重要性，并且已付诸实施。
出于为贫寒的读者着想，文生社出版的书最明显的特征是定价低。巴金在《文学丛刊》第1集的广告词中说：“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贫寒的读者都可购买”。
在《草原故事》的广告词中，巴金说：“本书前在生活出版，现由译者收回重加校订，几与重译无异，而售价却较前减低二分之一。这是〈文化生活丛刊〉最近给读者诸君的一个贡献”(35)。
为了让更多贫寒的读者有书读，巴金确实花费了不少心血。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把心交给读者”，想读者所想，急读者所急，处处以读者利益为重。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编辑，巴金都确确实实地做到了这一点。
“处处想到作者和读者，没有私心，不为名不为利”(36)的思想贯穿着巴金的整个编辑生涯。
三、结语
文化生活出版社这样一个规模极小的出版社，在出版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文化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出版了许多优秀书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一切是与巴金的才干和独到的编辑思想分不开的。他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编辑出版事业，虽然自身的创作少了很多，但他为我们创造了更多更为丰富的精神财富，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金这位尽职尽责、勤奋工作的总编辑在主持文生社期间纯属义务劳动，从未领过分文薪水，一生靠自己的稿酬为生。在文生社困难时，他甚至还拿出从别处得来的稿费支援。巴金对他所做的一切是这么解释的：“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于，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37)。
注释：
(1)(14)(32)、萧乾.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文汇月刊.1982
(3)(7)(8)(11)(19)(20)(21)(24)(25)(33)、巴金.致《十月》.编辑杂谈(第2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4)(9)(17)(18)(22)(23)(26)(27)(28)(29)(37)、巴金.对默默无闻者的极大敬意: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而作.见:书海知音.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5)、李文俊.家壁先生与福克纳的初版本.见:纵浪大化集.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7
(10)(12)(13)(31)、巴金.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萌芽》创刊致词.见:巴金
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15)、黄裳.思索.见:负暄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16)、荒煤.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人民日报,1982.6.16
(30)、巴金.怀念胡风.见: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4)(35)、巴金.巴金书话.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36)、李济生.我所知道的文生社.出版史料(第3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