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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鲁迅和巴金

2010-07-17 15:03:41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鲁迅和巴金

作者:孙郁

来源:巴老与一个世纪——“走近巴金”系列文化演讲录第一辑 (你我巴金·研究书系1)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   编

 

孙 郁:1957年出生于大连,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曾任《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现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党组书记。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百年苦梦》等。

 

今天我想谈谈对鲁迅和巴金他们两个人的看法,他们给我的感觉,他们对我自身的影响。我最初接受巴金先生的作品是在“文革”的后期。 我很小的时候 ,两岁多一点,我们全家就被从大连一个县城遣送到乡下一个农场,我慢慢地长大以后,在那样一个精神非常贫瘠的年代没有书读。能读到的只是鲁迅的书。鲁迅的书在很小的时候并不能够完全看懂。但是朦朦胧胧感觉到,有一种非常悲怆的、压抑的一种情感在撞击着我。但是我无法说清它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说鲁迅的复杂性和他深层的文化蕴意,我当时因为太小不太了解。后来有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读了巴金的作品,就是他的《家》。我当时是含着泪水把这本书读完的。巴金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有那么优雅的语言,那么自我的倾诉,那么纯真的情感的表达方式,和他的那种有道德感的智慧的表达式。这些一下子把我征服了,从此我确实成为了一个巴金迷。许多年以后,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巴金先生。我大学毕业到鲁迅博物馆,从事的是鲁迅的研究工作。所以这两个人一直成了我精神上的一个参照。我在鲁迅作品里感受到了我们民族的灵魂,就是民族的一个良知吧。他与我们的传统的对话,与当下的对话,与人的灵魂的对话,感人至深。而巴金则使我感受到了一个纯真的人,一个非常善良的人的心灵的独语,和他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读解。所以这两个人一直缠绕在我的思想里面。后来我做了十年报纸副刊的编辑,其实副刊的编辑我好像没有去认真做,但业余的时间这两个人的作品一直成为我在业余的时间研究的一个目标。他们给我许许多多的启示。我觉得如果要了解五四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会找出许许多多的具有标本性的人物。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存在,可以看到我们文化的一个向路。在许许多多不同知识分子里面,我觉得鲁迅和巴金是非常奇特的精神存在。他们的存在使我们这个文化,就是在很漫长的黑暗的文化语境里面,出现了亮色,出现了光明。使我们在他们的作品里,觉得我们这个民族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觉得在深入地打量鲁迅与巴金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中华民族的这种不断地寻找、苦苦地寻路那样的一种痛苦,和那种坚毅的精神。

这里我想主要谈那么几点,一个就是这两个人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上很像。我觉得五四之后,我们中国人能够决然地对待传统、敢于说“不”、彻底地否定我们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的,鲁迅和巴金是两个代表性的人物。其实像胡适和陈独秀,他们也未尝不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表现他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那种失望的态度。但是具有道义感,而且一生一以贯之表现了精神的纯粹性的我想鲁迅和巴金是杰出的代表。巴金曾经说自己可能是在现代作家当中受到外国作家影响最深的一个。其实鲁迅也是这样,鲁迅的藏书现在都在我们北京的鲁迅博物馆里面,我经常去翻他的藏书。鲁迅的藏书当中,大量的是外国文学的作品。而且鲁迅一生写了六百多万字的文章,其中有三百多万字是翻译作品。所以我经常和朋友们讲,我说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一个作家。因为鲁迅大量的精力是在翻译西方的作品。特别是那些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的一些作品。他在翻译之余才有了自己的小说,自己的散文,自己的杂文,自己的学术作品的出现。所以我们已往对鲁迅的描述,都说他是一个文学家。特别是到大学中文系,都说他是一个文学家。不错他确实是一个文学家。但是按照鲁迅的生命的进程来说,从他的日常生活的状态来看,他的主要的精力是在从事翻译。鲁迅先生一生翻译了将近一百四十个外国作家的作品。他的三百多万字的翻译里面,可以说包容了许许多多的现象。比如说自然科学,鲁迅翻译过《药用植物学》这样的东西。还翻译了大量东欧的、日本的一些小说。他甚至于还翻译了像俄国的和日本的一些学者的学术著作。巴金也是这样的。我读巴金先生译文集的时候非常惊讶。巴金一生当中也翻译了那么多的外国作品。他们之所以苦苦地翻译这么多的文学作品,我觉得就他们内心当中有一个梦想,就是说传统文化到了当下,已经失去了它自身的魅力,必须不断输入西方的精神。所以我有时候对比地想,鲁迅当时在一九零二年去日本,和巴金在一九二七年去法国,他们当时所接受到的域外文化的时候,心灵深处是久久的振奋。而且鲁迅和巴金他们两个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在接受了西方的文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社会思潮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它们仅仅当成一种知识,作为一个学究的态度来对待,来打量这个世界。他们两个人完全沉浸在一种对象化世界的痛苦思索里面,就是需要寻找我们这个民族的出路,寻找这个答案。鲁迅在一九零二年到日本以后,特别是在一九零六年左右,写了一些文言文论作。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思想就是提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办,它的路在什么地方?鲁迅认为是其首要在立人,所以他在《文化偏执论》里面不断地强调了这一点。他当时受到了尼采、甚至于包括像拜伦、雪莱、 莱蒙托夫斯蒂纳等人的影响。鲁迅在文章里说在中国文化当中,其首要的在立人,人立而后凡是举。人一旦站立起来,其他的事情都可以解决了。若其道术,则尊个性而张精神。

他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要把那些庸众的思想,那些世俗的流行的东西排除出去,然后来彰扬自己的个性。所以鲁迅在一九零六年左右他苦苦思考那些问题。他特别从尼采的思想里面,吸取了重要的精神养分。而且他把它转化成了对这个民族命运、对人的命运的这样的一种深切地带有形而上的思考。日本有个学者叫伊藤虎丸,他在一本书里在谈到鲁迅在日本接受外来思想的时候,认为同样是接受了尼采的思想,但是鲁迅先生却凭着他良好的直觉,和他背后深厚复杂的东方文化的背景,而切入到了一种深切的文化母体里面。他发现了东方人在被现代和被近代的过程当中如何来寻找人的精神的支点。当时的日本学者在尼采那里看到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当时在一九零四年左右日本出现了一个尼采热,日本学者对尼采的那种反响和鲁迅是不一样的。日本的学界当时对尼采的理解,更多地是从人的生命欲望,人的自身的生命价值来思考问题。而鲁迅却把尼采纳入到了一种对自己的传统的母语文化所表现的历史的冲撞当中来思考。所以鲁迅在留日的时候他形成了自己的个性,确实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像有一些学者包括像王国维那样对待尼采。中国第一个介绍尼采思想的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凭着他良好的知识嗅觉,发现了尼采的一些本然的东西。但是王国维对尼采的反应是后来把它应用到了一种美学思考里面,写了关于这个《红楼梦》等的评论。王国维的思考是很深刻的,但是鲁迅却从尼采那里发现了人立而后凡是举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说鲁迅在他早期的知识的形成过程里接受了个性主义的传统。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反过来再看巴金先生,巴金在法国虽然曾待了很短的时间,但是他也是发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人文思想当中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也就是人的个性尊严。巴金在出国之前已经接受了安那其主义,他到了法国以后深深地被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所吸引。所以当时他也不是像有些学者那样把它作为一般的学理来对待思考,他把它当作精神上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看巴金的创作,是带着一种使命感一种自觉的道德使命来进入到自己创作文本里的。所以在对传统的文化的态度上,他们确实表现了一种决然的决绝的态度。而希望不断地吸收西方的养分,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少的是什么?是人的尊严,人的个性的尊重。缺乏对每一个人的个性潜能的一个呵护。他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没有,是空白。中国传统文化给他们带来的都是一些非常苦楚的记忆,你看鲁迅在小说里面,他每每写到人的时候,你觉得那人是这个国家和一种儒道释文化下面的一个牺牲品,一个奴隶。所以我们如果接触《鲁迅全集》,我们现在这个博物馆已经有了光盘,其中“奴隶”这二个字非常多。在巴金的作品里,“奴隶”这个词也是经常出现的。所以鲁迅一生所警惕的,是人不要沦入主奴关系的这样一个枷锁里面,这样一个道德秩序里面。人一旦成为一种主奴关系网上的一个因子,你的个性就消失了。那么巴金也是这样。从早期一直到晚期,,我觉得他思想的深处流淌着是同样精神的乳汁。所以在清理自己的民族的文化遗产的过程当中,两个人表现了一致性。鲁迅就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里面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吃人,而且鲁迅说中国历史的叙述有问题,中国人一般是闭着眼睛说话,或者是睁着眼睛说梦话。瞒和骗。人们只会瞒和骗。陷入了瞒和骗的这种精神的大泽里面。所以鲁迅一直在研究我们这个国民性,国民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在一九零二年左右,他在东京留学的时候,就经常和他的同学许寿裳先生谈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我们这个民族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疗救它的办法是什么?

鲁迅后来是带着一种挫折感、一种失败感而进入到他的写作里面去的。他的作品有意无意地表达了对这个民族的失望,表达了对人的弱小的存在的尊重。一九二五年当巴金去北京投考北京大学的时候,他当时因为检查出肺病没有最后去应考。但是他在北京的旅馆里,流着热泪读完了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这一本书深切地打动了巴金先生,他突然在鲁迅的文本里感受到自己需要的一种东西。这个东西深切地吸引了巴金。所以许多年之后,巴金在对外国友人和对一些来采访的人谈自己的启老师的时候,他说喜欢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喜欢左拉,喜欢契诃夫;他在中国的老师是鲁迅。所以我们如果要对比一下鲁迅的作品和巴金的作品,就会发现,确确实实他们存在了一种血缘上的联系。但是鲁迅的兴趣和巴金的兴趣又不完全一样。前几天在北京,《北京晨报》的一个记者来问我,巴金百年诞辰了,能不能比较一下鲁迅和巴金的区别。我说我没有发言权,好多年没有去读巴金的书了,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当中国社会最黑暗的时候,鲁迅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成事,北京话叫能举大事,能把这个事情办成,首先要有学者的良知,其次要有市侩的手段。就是说你不一定是个市侩,但是你要懂得市侩。否则你在有市侩特色人的面前,在恶人的面前,在魔鬼的面前,你就会成为一个牺牲品。你就会被他所玩弄。所以鲁迅说你不仅要有学者的良知,要有市侩的手段。对恶人鲁迅的文章真是很尖刻的。用陈西滢的话说就是有刀笔吏笔法。绍兴师爷是尖酸、刻薄的。还有一种古怪泼辣的人,绍兴人叫破脚骨,具有一种流气和匪气。鲁迅也有这个东西。我说巴金是有学者的良知,而不会市侩手段的一个人。巴金太善良,我看巴金写和别人论战的文章的时候,觉得太难为他了。他太善良了,他对那些很狡诈很恶的人,还在很天真地在说什么道理。其实在鲁迅的眼里,这种人就该痛打了,就不能和他讲什么道理了。但巴金太善良了,所以巴金是不懂和不愿意有市侩的手段。鲁迅和巴金不一样的地方,是承认自己有恶的东西。鲁迅还经常讲自己的心太黑暗了,他认为自己实际上中了韩非子的毒,中了老庄的一些毒。认为自己身上有一些鬼气。他不希望年轻人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他说如果哪个年轻人来找我以我的是非为是非,觉得这孩子完了。如果他今天来找我,他和我争起来了,他后来不再见我了,鲁迅说这个青年恐怕还是有希望了。所以鲁迅认为自己的思想里面有一种黑暗的东西,他太知道自己的有限性,因为他当了十四年的科员,一个教育部的小官员。他太知道官场的这套操作逻辑和思想秩序了,太了解中国传统的东西了。所以你看鲁迅的藏书里面有大量的野史。鲁迅特别的喜欢六朝文,喜欢魏晋嵇康、阮籍的东西,喜欢野史那些放荡不羁的人物。那些狂士,那些敢于对自己的统治者说不的人,有着骨气。鲁迅在这些野史笔记里面,发现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一些人,可以在自己的文字里以他的智慧和他的刻毒和他的对象世界进行周旋。鲁迅对中国的野史非常的了解,所以他身上也自觉不自觉地带着民间的那种狂放之气,就是山林间那个匪气。巴金的身上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看巴金的作品非常的单纯。他拒绝和这些有杂色的东西相接触,所以巴金的东西在青年人那里得到的反响是异常的深刻。非常的强烈。当时很多青年喜欢他。我记得我父亲说,他当时在北京念书看到巴金的作品,很是狂热。他们的同学都在抢着看巴金的作品。巴金在晚年有一篇文章里谈到,鲁迅学识丰富,自己没有鲁迅这样的学问。说这样类似的话时是真诚的。鲁迅带着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记忆,又带着种复仇的意识,以及极个性的东西在和传统进行交流,和现实进行交流的时候,他确实表现了很高的一种智慧,这些巴金都是非常喜欢的。巴金写了好多好多的文章都谈到了这一点。就是鲁迅对他思想的这种暗示。鲁迅他自身是绝望的,巴金也是这样。我们看鲁迅在小说里面,特别是《孤独者》写了魏连殳这个人物,他把他写到了极致。写了知识分子无路可走,最后像狼一样在狂野里放声大哭。写那个痛楚,读了让人久久难忘。那么你看巴金的小说无论是《家》、《寒夜》,令人感到类似的这样一种精神的悸动,就是他在苦难当中那种痛苦的挣扎的这样一种东西。所以我在读他们两个人的文章的时候,经常就被深深地打动。北京有一个青年作家,他的名字我就不说了。他和我说 他不喜欢鲁迅也不喜欢巴金,他喜欢像王小波这样的作家。他觉得鲁迅和巴金他们太在意那个黑暗,太在意这个反动的恶魔的世界了。他说王小波多好,他从容出来和你玩,用一种嬉皮笑脸的方式,用一种亵渎恶心的语言,来挖苦对象世界。表现一种大度和从容。说鲁迅和巴金太迂腐了,他们痛苦 ,太痛苦了。王小波多朗然啊。但是最近这个作家他去了一次四川,他去了巴金的文学院,在那里面看到了巴金的一篇文章,他“啊呀” 一声,说巴金是不错的。他说我原来和你说的对鲁迅和巴金的看法恐怕我要修正。他说王小波固然很优秀,但是我觉得巴金身上有一种圣徒的东西,有一种悲悯的东西,他说这恰恰是我们当下中国社会知识群落当中最缺少的一种东西。所以那天晚上他和我谈,我们俩一块喝茶,他在反省自己在对巴金和鲁迅的态度。我说鲁迅和巴金确实是难以再重复的,这样的两个精神存在很重要。我说王小波确实也很让人喜欢,但是鲁迅和巴金他们身上,所负载的这种沉重的东西,我们现在中国知识群体一般逃避了。人们愿意寻找那种轻松地东西,你看我们现在晚上下了班很累,看一看很轻松地戏说历史的节目,或者一种游戏故事,人们不太愿意再承受这些沉重的东西。但是在鲁迅和巴金的身上他们一直在承受这些东西。而且尤其是巴金,他燃烧在里面。他从写《灭亡》写《爱情的三部曲》,我觉得他都燃烧在里面。巴金就把他自己消失在里面了。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作家,他觉得是自己有苦闷,有对现实的无法理解,他要倾诉。所以通过语言来诉诸自己的情感,来表达自己的意识。他燃烧在里面,表现了一种纯真。所以他表现了我们中国人最美好的道德品质。就是从孔夫子以来,士大夫阶层每一个时代都有优秀的学人和作家。比如说东汉的王充,他敢于质疑各种各样的学说,敢于去对孔子、庄子、老子等各种权威进行质疑。这很像古希腊的一个作家叫路吉安诺斯。周作人晚年翻译过他的书,叫《路吉安诺斯对话录》。他颠覆了所有的古希腊的圣灵,有一种质疑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巴金的思想里是有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思想的。他不断地去质疑这些东西。所以探讨鲁迅和巴金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想,巴金他在自己的创作里面表现了对中国传统的不信任。而鲁迅则表现了对中国传统的彻底地否定的态度。我刚刚讲巴金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最优秀的思想品德,有对传统继承的一面。东汉出现了王充,那么后来呢?你看到了明朝,像李贽这样的人也很不得了。李贽敢于对儒家的东西说不,也表现了一种境界。到了清代出现了俞燮,他敢于说儒家对女性的摧残的不道义,这是有勇气的。一直到鲁迅这一代,也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非常优美的品德。所以我觉得在巴金的身上,集结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最可宝贵的东西,敢于对传统说不,敢于质疑这些社会的流行色。这样的一种东西在他的作品都表现出来了。在巴金身上表现出我们这个民族纯然的精神。他就像一滴蒸馏水一样不含任何的杂质。所以这种燃烧自我的思想一方面来自于卢骚的个性主义,来自于安那其主义,来自于鲁迅。但我想更多的是具有一种与生俱来人性当中最美好的美质。虽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进行像鲁迅那样的梳理,比如鲁迅写过《汉文学史纲要》,写过《中国小说史略》,整理过《唐宋传奇》,出版过《会稽郡故书杂集》,就是绍兴的各种各样的历史,严格说就是野史杂记。巴金很少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其实他的一生的创作可以说在表现鲁迅的某种精神主题。那就是对封建主义的控诉,对一切压迫人个性的文化的控诉,对人沦为奴隶的这种苦境的控诉。这样的一种姿态是决然的。所以我觉得鲁迅之后只有巴金才真正地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良知。他是鲁迅之后的真正的具有良知意义的作家。(待续)

 

                                                     ( 魏萍整理)